第十九篇
主在日本的恢复
我们在这次训练中所发的资料,盼望你们在受训期间能好好读过。里面有一封史百克弟兄在一九六二年,写给马尼拉一位异议者的信。我们先请林天德弟兄,为我们解说一下。

 林天德弟兄:

 这封信是史百克弟兄答复马尼拉一位异议者的信,信里主要的重点是关于召会地方立场的问题。他认为召会的基础,不应当是所谓的“地方”。“基督”才是召会的基础。这个看法是根据林前三章所说的,耶稣基督是那独一的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而他把“根基”(foundation)和“立场”(ground)混为一谈。所以他认为我们以“地方”为立场,就是立了别的根基,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他又根据马太十八章二十节说,只要有基督,即使仅仅只有两三个人,那里实际上就是召会。并且他说这个“地方”的教训,是闭关弟兄会所主张的,至终使他们分了又分。倪弟兄虽然拒绝成为弟兄会的一分子,却接受了他们的教训,李弟兄更是这个教训最有力地解释者。他非常不赞成这件事。
 
对地方合一立场应有的认识
在这里我们要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我们为这个立场,已经打了六十年的仗,也常常用“地方立场”这字眼,但什么叫作“地方立场”呢?地方立场就是合一的立场,the ground of oneness,并不是the ground of unity。“unity”是联合的意思,“oneness”是一;召会不是联合的,召会乃是一。你得救了,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我得救了,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所有得救的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个生命就是一。再者,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那独一的召会。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而这个身体在地上人群聚集的地方显出时,那个显出也应该是一个。

 然而,今天堕落的基督教,把基督的身体弄成多少个呢?以台北为例,你在台北看见的显出有多少?太多了,多到不能计算。然而,史百克弟兄还强烈主张,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集,只要有基督在他们中间就可以了。这是不得了的事。那就是说,在我们个个圣徒家里,都可以有一个小召会。假使台北这里有两三万圣徒,就可以有一万个召会。你们想想看,一个头有一万个身体,那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百足虫了。

 不错,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主是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主就在他们中间;但那不能构成召会。因为十七节也提到,当两三个人不能解决犯罪得罪人的问题时,就要告诉召会。可见两三个人和召会,并不是同位语。

 史百克弟兄的信写道:“对我来说,召会的基础是相当基要的,我不能接受以所谓的‘地方’为基础。我相信基督在那里,即使仅仅是两三个人,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where the church is in effect)。”“召会的功能”这个辞用得相当“律师化”。你若认真和他辩论,他可以反驳说,他没有说“那里就是召会”,而是说,“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

 史百克弟兄讲了一生的道,深谙讲道的技巧。他知道若是说,“…仅仅两三个人,那里就是召会,”这句话和马太十八章十七节不合。别人若问他,两三个人就是召会,为什么有问题还要告诉召会?他就为难了。所以他就用“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这个说法意思是,只要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在主的名里,就功能而论,召会就在那里。他这个说法是扰乱听闻,叫认识不够的人受蒙蔽,以为史弟兄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那里就是召会。

 无论如何,史百克弟兄的确是拒绝“地方”的立场,他不仅定罪立场,也厌烦立场。他的论调一出来,就鼓励了那些倾向独立,愿意自由行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鼓励分裂。虽然他的存心也许不是如此,但由于他存心反对召会以“地方”为立场,并且不断强调,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聚集,那里就有召会的功能。这无形中就鼓励人分裂。

 这就好比,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会存心要杀人,但外科医生一马虎,诊断错误,就会出人命。史弟兄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认为自己很高明,他本来也是有很高的职事;但因着他的眼光错误,他的说法、主张就杀死了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姊妹,也杀光了他自己的职事。从一九五七年,他在台北对我们开刀,对付立场的问题后,他的职事就一落千丈。

 简而言之,我们要清楚召会在宇宙中是一个,在任何地方的出现也应该是一个,即使意见不同,还是一个。是一个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有主,都相信一位主,都有祂的生命,都是祂的肢体,所以大家应该是一个,不应该再分开。

 自从史百克弟兄来访问之后,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觉得,我们应当积极的,越发实行我们所看见的地方合一立场。于是就去接触两个在台北这里奉主名聚会的团体,一个是植物园旁边的基督徒聚会处,一个是南京东路礼拜堂。弟兄们诚心诚意为着主的见证,要与他们合一,和他们有诚恳的交通。因着那时,我们人数多,产业也多,有好多个会所,弟兄们恐怕他们担心,就一再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答应众人合一,我们就把长老职分完全让给他们,也把我们一切的产权,无条件交出来。然而谈到末了,他们还是愿意自己独立,不愿意合一。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态度。
 
张晤晨弟兄对当时情形的交通
我们第一次与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们交通合一的事,他们说要祷告。过了一周,孙丰露弟兄、张郁岚弟兄、杜焕章弟兄和我,四个人又去接触他们。他们的答复是:“在我们看,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召会,我们还是独立好了。”我的个性比较直,就对他们说,“弟兄,若是这样,这个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诚心诚意,愿意合一。”他们这样答复,我们也没有办法。至于南京东路礼拜堂的负责弟兄,是在我们楼上的长老室与我们交通。他们说,他们对合一的看法,就是保持南京东路礼拜堂,然后谁请他们,他们就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合一。

 六十年来,我们为合一的事,不知打了多少苦仗。然而,史百克弟兄却居心要把地方合一立场,从我们中间打掉,并且一口咬定我们这个地方立场,是从闭关弟兄会来的,是接受了闭关弟兄会的教训。我实在要喊冤。
 
林峰名弟兄的交通
史弟兄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因着闭关弟兄会在欧洲的失败,分而又分,所以,他完全拒绝召会生活的实行。当他到马尼拉和香港的书房时,看见我们售卖闭关弟兄会文字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一口咬定我们是跟随闭关弟兄会的教训,讲“地方”的立场。然而,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截然不同,因为闭关弟兄会不接受在公会里聚会的圣徒,他们要求人必须离开公会,到他们那里聚会。如果在他们那里聚会,又到公会聚会,就被称作“恶伴侣”,这是闭关弟兄会的态度。然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乃是接纳所有神所接纳之神的儿女。任何人只要有神的生命,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有基督作他的生命,我们就接纳,就和他一同有交通,这是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最大的不同。

 李弟兄问:

 闭关弟兄会确实分了又分,为什么分呢?是为了立场而分,还是为了道理的见解而分?我们中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因着有一点道理不同就分了,有一点见解不同就分了?

 林峰名弟兄答:

 闭关弟兄会非常注重道理的讲论,因为他们是从这里起家。当时弟兄会中有两位大教师,一是达秘,一是牛顿,他们两人对基督的再来,和圣徒的被提,看法不一。达秘强调灾前被提,牛顿认为是灾后被提。当达秘在时,因着他的恩赐比牛顿大,牛顿就没有讲话的余地;等到达秘不在时,牛顿就起来讲另外一套。末了,达秘就把牛顿开除了。这是弟兄会第一次的分裂。可见,他们注重道理的讲论,过于身体的一。以后弟兄会分而又分,甚至在聚会中用钢琴或风琴,都分成两个会;一个用钢琴的会,一个用风琴的会。至今,他们已分了几千个小团体。

 然而,我们不是那样。我们看见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不管见解如何不同,都可以接纳,都可以有交通,但不能强逼别人实行你个人的见解。例如,你认为吃肉是对的,不能叫众人非吃肉不可;你认为吃素是对的,也不能要求人跟着吃素。我们可以接纳所有的信徒,只要他是神的儿女,没有道德的罪,也没有异端,不是分门结党的人,我们绝对接受,并且能和他有交通。甚至一个和尚得救,成为我们的弟兄,因着信心软弱不敢吃肉,我们也可以陪着他吃素,和他保持交通,这一点也没有难处。甚至对立场不赞同的人,我们也可以和他有交通,只要他不在召会中作反对立场的事。这是我们和闭关弟兄会截然不同的地方。
 
李弟兄补充
举例来说,前天晚上我们在一会所擘饼时,因为有许多从海外,以及本岛来的圣徒,负责弟兄就一一按名介绍。聚会快结束时,大家有点祷告,忽然有位弟兄站起来,我认得他是南韩的华侨,一个青年传道人。他站起来祷告,证明他参加了擘饼聚会。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事先不知他在聚会中,没有介绍他;不过他还是和我们一同擘饼,并没有因为他是我们之外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就不接纳他。反而在这一周里,我和他接触两三次,知道这位青年弟兄爱主,在南韩对一班中国人传福音,我倒很爱他。然而这不是说,我里面就印证他的路是对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明白,史弟兄说我们和弟兄会一样,是太过分了。

 弟兄会因着道理、作法的不同,分了又分,但我们从来没有因着道理或意见不同分裂过。你们要了解,一九六五年我回来,不是革除那几位闹事的弟兄,而是停止他们在“工作”上有分,也停了他们长老的职分。我觉得我有这个地位作这事,并且也作得很得体、很合式。纽约有人批评我作得太过,我就请问他,假使他是我的话,能不能忍耐八年之久?八年的时间,我什么都不作,全数让他们作,而且他们作什么,我统统知道。末了,他们连“天下就是我们的”这些字眼都用上了。你怎能容让一班同工在这个工作里,有这种态度,有这种话语?你怎能容让一些弟兄在召会中负责,还作撒谎、破坏的事?

 一位弟兄在台北三会所,借着读书小组的名义,实际上作反对的事。其实他们要讲史百克弟兄的道,这没有问题,我们并不闭关;史弟兄是我们请来的,足证我们不闭关。然而,他们何必用史弟兄的道,来反对我呢?我请问青年人,凭你们纯洁、公正的感觉告诉我,像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留在长老职分里?可不可以留在工作里?

 由于他们背后作反对、破坏我的事,到我跟前又说,什么都没有问题,逼得我只好对那位弟兄说,“弟兄,今天有的年轻人,在所谓的圣经学院,读了二年、三年,就能出来照着圣经,简简单单的传福音带人得救,然后把圣经简简单单讲给他们听。何况你们在我们中间,听了这么多年道,受了这么多年训练,认识这么多真理,你们既是觉得史百克的路是对的,就请你们正大光明的,去走那一条路。你们不必反别人、反召会,不必在我跟前说,“一点都没有问题”,“什么都好”,“愿意接受权柄”,“愿意接受带领”,却背地里作反对的事。这与我们基督徒的良心过不去,并且不相合。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正大光明,不作这种阳奉阴违的事。你们尽管大大方方的出去,传圣经的话,传福音,讲史百克弟兄的道,你们会得着一班人,会有人得你们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一条正路。”

 这样的话,我最少说了两次;但是他说,“没有,我们对你没有问题,我们对召会没有问题,我们对工作也没有问题…。”然后,却借读书小组的名义,来作破坏的工作。你们都听见弟兄们如此见证。我去美国之先,就清楚知道这些事,我还是让他们在那里作长老,作同工。四年后,我才回来处理。为什么我当时不处理?因为几位前面年长弟兄的感觉跟不上,他们盼望挽回这些闹事的人。当时我若一意处理,后果恐怕更不好。

 另一面,我实在也有颗诚恳的心,盼望这些闹事的弟兄,能再蒙光照,有一个转机,那是何等美好。所以我就忍耐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九六五年,弟兄们眼见情形每下愈况,写信给我,说,“李弟兄,你若是留这些人在这个工作里,我们其余八十几位同工不能作了,就让他们作吧;你若是还要这八十几位同工继续作,你对这几个人,就要有一个安排,有一个处理。”那时,我知道他们的感觉跟上了,就立刻答应他们,在九月间回台北解决这件事。

 虽然这是已往的历史,但我确实知道,也许你们有些青年人已经听过一点,关乎他们这些闹事之人的事,然而你们不一定听得明白,所以我必须讲解清楚。这些材料,可以说从来没有向人公布过,还有一些是我不愿意公布的,因为我的心伤痛,我愿意说人的长处,不愿意说人的短处。我尤其愿意说,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如何得着生命的帮助,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不愿意说,有人来到我们中间,受过我们的带领,经过我们的训练,过了十几年,却作些不甜美的事。这是我们的羞耻,我不愿意说。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在高雄的那位弟兄写信给马尼拉的缪绍训弟兄,信中有许多诋毁我的话。那时,在高雄的那位弟兄要出版一分“得胜报”,他在信里说,“李弟兄不喜欢这件事,怕这件事,但是没有办法,只好要求我在他的福音书房出版,用经济来压迫我。我绝不会正面攻击他。”又说,“李弟兄目前在台北所作的工作,都是外围的,…‘教会通问’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他是我们的同工之一,竟然告诉别人,我们所出的“教会通问”是宣传工具。又说,“据闻台北各会所人数都减,财物的奉献也很差。若是李弟兄一直住在台北,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时,否则是不能维持。”为此,我去查看,发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人数逐渐加多的时候,而且直到今天,二十年了,台北召会并没有倒下。

 更离谱的是,信上居然说,“台湾的同工们,目前可以说都是吃李弟兄的饭,他喜欢的同工,就受他多供应,不喜欢的同工就少供应。弟因此中情形,目前已命内子先到学校教一点书,将来如何尚难预卜。李弟兄已对有的同工表示,吃他的饭就要听他的话,目前已相当落到公会的制度中了。”你们要知道,那些年间,我从爱主的弟兄托付我的职事款中,每个月都对同工们有一点点帮助,这是因为我自己从苦境经过,担心同工们有断炊之虞,所以尽我所能的,帮助同工们一点。若是同工们这个月没有得到召会或弟兄姊妹的供给,这一点点的帮助,至少能维持他们不至断炊。那位异议者在写这封信时,还月月接受我的供给,但他却能向人扭曲事实。这是什么样的人格?当时他还在高雄召会作工、带领,却说出这样的话。

 那位弟兄写了这封黑函,发到马尼拉给缪绍训弟兄。那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反而先收到一封他另外写给我的信,信里把我捧上了天。无巧不成书,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他写给缪弟兄那封黑函的副本。谁也不能相信,一个受我训练这么多年,曾经讲过十字架一百零八条,又写“得胜报”的弟兄,能先后写下这两封一黑一白的信。黑的写给外人,是破坏我;白的写给我,是奉承我。这是我们中间的羞耻。为了让青年人从历史学教训,事过二十多年了,今天我才将这事发表给你们知道。

 至于为什么这封信的副本,会到我手里?乃是因为缪绍训弟兄收信后,立刻拿这封信去见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想要破坏他。这位弟兄用智慧抄了一个副本寄给我,让我知道台湾这里的召会出事了。这也是主暴露人的心。

 一九六一年,我就清楚知道他们在作什么,然而我等了四年半,到一九六五年九月间,我才回国处理他们。我要请问那位在纽约,认为我作得太过的说话者,若是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能否等八个月?不要说等八年,可能连八个月都没到,他就处理了。这不是意见的问题,不是道理上的争执,这是破坏,是拆毁。

 我们要清楚看见,我们并不闭关。靠着主宝血的遮盖并祂的恩典,我们能说,我们相当的宽容。若是一九六五年,两位张弟兄不写那封信,要我回来处理,我还可以再等。因为我有一个信念,若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没有人能拆毁,我何必着急?若不是出乎主的,今天拆了岂不更好,免得将来审判台前火来烧。何况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相当蒙主祝福,我并不急着回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闭关,不狭窄;我们是有忍耐的。只是到了事情该处理时,我们必定会去处理。

 史百克弟兄把这一切分裂的责任,都归罪在我身上,也归罪于这个立场。他认为台湾有分裂,马尼拉有分裂,香港有分裂,都是因为我们牢守地方立场,并且在这事上太坚持。这样的说法,实在冤枉我们。台湾岛上的分裂,是谁从谁分出去的呢?是我们从那些闹事的人,分裂出来呢,还是他们分裂出去?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分出去。所以,史弟兄没有明察事实,就把分裂的责任归在我们身上,是太武断了。实在说,那些闹事的人出去,并不是因为立场,而是想要得天下。直到今天,台湾各处召会都没有分裂,反倒是那些闹事的人,他们是分而再分。

 我已经告诉你们,当我处理这几位闹事的人时,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是要他们从工作上,从长老的职分上停下来,并不是革除他们。我们中间每一个聚会都是敞开的,他们可以参加聚会,有机会,有负担,也可以尽职,供应属灵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们的住处,仍旧给他们住;他们的供给、贴补仍旧按时分送,直到他们有其他的安排。这怎么能说我们赶走他们,革除他们?我还劝他们要作好弟兄,既是没有问题,就给主一个时间,好好来表白。我说得这样清楚,怎能说分裂的责任在我们身上?

 在马尼拉,那班闹事的人在会所散发单张,其上写着:“打倒四长老,赶走李常受。”他们雇用私人警察,带着长枪守住大门,霸占会所。史弟兄写给这位闹事者的信上提到,我在纽约见他的时候,把马尼拉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所以,他明知马尼拉这班人所作的事,却不追查,不问他们为什么用那种手段把会所封起来。反而他在信里说,他不袒护任何一方,接着就表明他的态度,不能接受以所谓的“地方”为基础。他写这样一封信,已经是袒护他们了。后来,他们就请他到马拉尼去作工,如果不是他的独生子忽然去世,他还预备再来台湾。所以,马尼拉召会分裂的责任,不在长老们这一面。长老们是被人赶走的,会所是被霸占的。史弟兄不能把这个责任,加在我们身上。

 在香港也是如此,闹事的人霸占会所,不要立场,是他们分出去的。史弟兄不鉴察,因为他太主观,讨厌这个立场,所以一口咬定,我们要负分裂的责任。事实上是史弟兄到远东来,有一个错误的眼光,有一个主观的见地,坚决反对召会地方的立场,带给远东极大的搅扰,导致台湾、马尼拉、香港闹了分裂。

 然而,史弟兄并没有察觉他所引发的这些事,叫他的职事一落千丈,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三年,一直往下去。当他八十多岁病重弥留期间,他的妻子亲口告诉一位弟兄说,史弟兄在那时候颇觉活得没有意思。因为他到晚年时,在自己一手创立的贵橡交通中心不能讲道,其他公会也不要他,在我们中间又没有路。这么高的一个职事,到末了却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不是在这里破坏他,而是要把事实陈明出来。是路,就是路;不是路,就不是路。史弟兄所走的不是一条路。一九五五年,是我作最后决断请他来,我完全接受他;他在这里住的时候,我也非常敬重他。后来我所以不能接受,因为我看透他所讲的道里没有路。我的责任重大,我不能带着召会走一条不是路的路。所以我才会拒绝。

 盼望青年弟兄姊妹,不要太注意事情的表象,要注意真理,注意事情的真象,这样就能学到功课。为这缘故,我才把史料释放一部分给你们知道。

 虽然我们请史弟兄来台湾以后,吃了很多苦;但那次的吃苦,把以后在美国的工作先清理了一下。因为若没有在台湾的清理,我们和史弟兄之间的关系,还是混淆不清,以后到美国开工,就会很为难。当我们到美国开工时,我们和史弟兄的关系,已经表明得相当清楚,所以虽然有些难处,却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地方。
 
按着年代,看主在日本的恢复
主的恢复在每个地方的兴起,都有奇妙之处。在日本,主恢复的见证不是由同工开始,而是因着弟兄们作生意,搬家、移民出去,就这样开了头。所以我们要请几位当事人,把经过简单地告诉我们。头一班移民出去的,就是俞丹骝弟兄,他可以说是主恢复在日本的开工元勋,开路先锋。之后,曲郇民弟兄在那里服事了一段时间。再后,就是黄共圜弟兄的服事。

 俞丹骝弟兄的交通: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李弟兄的特别训练之后,就到了东京。那时,我非常热心想事奉主,但并不清楚要如何走这条道路,于是找到一个地方聚会。那个地方有位西国弟兄,服事一班弟兄姊妹,多数是中国人。我心里就很想把这位弟兄,带到我们这条路上。因此,我们花钱买了船票,请他到马尼拉和香港,去看看我们的聚会,也和我们的前面弟兄有交通。他回来后,就对我说,“俞弟兄,你们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绝对正确;但我跟不上。因为我有三个儿女,加上我们夫妻两个,一家五口。若是我进入你们的聚会,我后头的支持就完全没有了。”

 这时,我才知道他后面有一个公会在支持他。因此,我和另一位弟兄,就从他那个聚会出来。我们天天向主祷告:“主啊,在这里有两个人,愿意走地方召会的道路,请你带领我们。”我们非常释放,也非常喜乐。真奇妙,过了两天,有一个人说他要受浸。我们就带他到海边,给他施浸了。再后,来了一位香港弟兄。因此,人数慢慢增加。

 那时,我们每一次聚会,只读圣经、祷告,很喜乐。之后,来了一位张弟兄,他说,我们应该可以擘饼了。正当这时,香港的魏光禧弟兄来了,他说,“不行,要擘饼聚会,必须先看看这里有没有站在地方立场上的召会;若是有,我们只能进到他们那里,不能另起一个聚会。”这样我又明白一个真理。因此,我们就去找召会,但是找来找去都是某某会。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地方,看见他们擘饼,是一个杯,一个饼,而且姊妹们也都是蒙头的。于是我心想:“这个差不多,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了?”我们就和他们有交通,愿意和他们一同擘饼。他们却说,不行,你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受浸的。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是闭关弟兄会的。到这时,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没有地方召会。魏弟兄就说,现在我们可以把饼、杯摆出来了。感谢主,我们真是喜乐,因为把主的见证摆出来了。

 那时,在东京除了我们之外,另有两处中国人的基督教团体。有一天,其中一处的负责弟兄,来找我交通,希望这三处中国人的聚会,能一同为着东京的福音祷告。我说,“好啊。”于是决定每个月末了一周周二上午,来在一起祷告。然而就在我说好之后,里面有一只手指点着我,我心想,我一定说错了。我就对主说,“主啊,我知道我作错一桩事,但我是个愚昧的人,若不是你来拦阻,我已经答应了人,就必须要去。”到了那天早晨,我起来洗脸,莫名其妙流鼻血,而且流得非常多,我知道主不让我去。我就打电话给我配搭的弟兄,告诉他我不能去。他只好自己去了。然而,他去了一次以后,也不想再去了。后来我有机会到香港,把这事告诉前面弟兄,他立刻回答说,“我们当然不能有分于那个工作,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地方合一立场的见证,他们所作的是分裂的见证。我们若有分于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分裂。”这样,我才恍然大悟。

 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主给我们的托付,是在合一的立场上,作祂身体的见证。所以,我非常宝贵这合一的立场,宝贵这条道路。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今天活着,实在是靠身体活着,是身体托牢我这个肢体。感谢主,不仅给我们生命,还给我们身体。先是曲弟兄到日本加强,慢慢带领召会一点一点长大;之后,黄共圜弟兄到日本服事,使召会进入扩增的阶段。

 另外,关于在台湾的风波,我有一点感觉。李弟兄所说的这五位弟兄,都是他一手带领的,就像他的儿子,可是后来竟成了押沙龙。人原是最不愿意讲痛心的事,李弟兄这次所以把他痛心的事讲给我们听,主要是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所以他宁肯再痛一次。我相信他里面是流着泪的,但为着弟兄姊妹前面的道路,他不能不讲。所以,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班人。

 曲郇民弟兄的交通:

 一九五八年,我们得知东京召会的圣徒们都非常火热,工作上就安排我到那里服事。一九五九年一月,我飞抵东京。一到那里,就感受到弟兄姊妹们火热要主的心。当时东京聚会人数,约在四十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三位日本籍弟兄姊妹。这就像使徒时代,福音从安提阿召会往外传时,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得救的人也都限于犹太人,然后再传到外邦人中间。东京也是这样,先是只有俞弟兄和少数弟兄姊妹,从香港或台湾移民过去;也有一些当地蒙恩得救的中国人,在那里有一个聚会。外表很像一个华人召会,却是站在地方合一立场上的一个地方召会。几位日籍弟兄姊妹不是很强,但是有一位姊妹非常刚强。

 我到了东京,他们就告诉我,一九五八年十月间,有个印度有名的布道家巴森(Bakht Singh)弟兄,从美国写信给东京召会,问说,他可不可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有交通。东京的弟兄复信说,他们非常欢迎,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聚会。我到东京以后不久,巴森弟兄就来了。

 就在巴森弟兄来的前两三天,有几位西国传教士,从富山和岐阜来访问我们。他们听说巴森要从美国到这里,就盼望和他有交通。巴森弟兄来了之后,和我们有一点交通,也和这几位西国弟兄一同有交通,有时我们也在场。等到巴森弟兄走了之后,这些西国弟兄因着听说我们在东京的聚会,与倪柝声弟兄有关系,就非常有兴趣,愿意知道我们蒙恩的光景。我就源源本本的把我们所蒙的恩典,和他们交通。他们里面非常响应,就请我到富山去,和他们有几天的聚会。

 原来这些西教士都是受公会差派,到东京作工。以后他们觉得宗派、差会不对,就离开他们所在的公会,也离开东京,到偏僻的富山开工。他们大概有二、三十位弟兄姊妹,已经在富山作了好几年,有的人日语非常流利。我到那里和他们交通,非常甜美,所以他们盼望我第二次再去。秋天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富山,我告诉他们,我约在十一月要回到台北,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台湾看看台湾众召会蒙恩的情形。他们都很愿意,日籍弟兄姊妹更是响应。因此,我们约定了时候,盼望能赶上高雄球场的福音大会。

 在他们这个团体里,西国弟兄是领头的,日籍弟兄姊妹都比较年轻。西国弟兄们坐飞机来台湾,我和日本弟兄姊妹则是从神户,一同搭船到基隆港下船入台湾。西国弟兄们因为早到台湾,不知怎么回事,和台北这里的几位西教士接触上了。他们住在工人之家,却不和我们的弟兄交通,反而与西教士多有交通,听了许多破坏我们的事。所以,等到我和日籍弟兄姊妹下船时,这几位西国弟兄已经产生难处了。

 日籍弟兄姊妹几经波折,终于在第二天到达高雄,赶上球场的福音大会。他们一看见那个场面,立刻就被征服了,觉得这条路完全是对的。接着有几位弟兄姊妹就留在台北,参加李弟兄的训练。这时,那些西国领头的弟兄,因为被破坏,不愿意接受这条路,就先回富山去了。留在台北的日籍弟兄姊妹,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后,他们的眼睛得开启,就定规要走这条主恢复的道路。

 他们回富山后,就发生了问题。领头的西国弟兄不走主恢复的路,日籍弟兄姊妹要走这条路,这自然要发生问题。过了几年,西国弟兄们统统回国去了,只剩下日籍弟兄姊妹。从此他们和台湾的交通不断,这样,日本弟兄姊妹就进到了主恢复的流中。

 我回到台湾后,本来要办长期居留在日本的手续,可是一直办不出来。正好那时,高雄召会也发生有异议的事情,李弟兄就定规,我仍然回到高雄服事。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底,高雄的问题解决了,我就在一九六四年,再到东京去住了半年。在这半年中,有弟兄从富山移民到东京,加强了东京的事奉。半年后,我回到台北,就和弟兄们交通,如果要在日本带进日籍的弟兄姊妹,必须会说日本话的弟兄去,于是就打发黄共圜弟兄到日本,继续服事。

 这就是日本见证的开头。那时,在东京聚会的日籍弟兄姊妹,不过两三位,现在正好相反,几乎都是日语弟兄姊妹,华语圣徒不过三两位。主的恢复在日本的确是扩展了。

 黄共圜弟兄的交通:

 一九五九年底,曲弟兄把富山七位日籍弟兄姊妹带到台湾,他们非常爱主,非常单纯,就蒙了主的保守。他们在台北受李弟兄的训练,达四个月之久,眼睛都被开启,看见这条路非常对,所以愿意走这条路。然而他们回到富山以后,那些带领他们的西国传教士,就压制他们,不要他们走这一条路。所以,在他们中间产生许多摩擦。直到一九六四年,这些西国传道人都灰心了,就一一回国。主的恢复在日本,从此得着一个干净的场地。

 因着工作上的安排,我在一九六五年到日本,一九六六、六七年也都去了一段时间,每一次都只有几个月,弟兄姊妹们非常同心。那时,富山大学有一位鹏田弟兄,他和几位公会青年团契的带头人,用学生团契的名义,在学校里聚会,但是到末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青年团契的领头人。因着主的怜悯,鹏田弟兄就把他们两位一一带来。经过我们和他们的交通,他们都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就出代价脱离公会,转到召会中来。这等于主把富山大学交给了召会,交给了主的恢复。

 为着便于在校园里传福音,我们在富山大学校门口,租了一间房子。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有位本来要自杀的人得救了。因着他的得救,工作就开展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看见,他的光景改变了,所以一下子,有二、三十位弟兄姊妹,进到主的恢复。每一天,在学校里有三次聚会,一次在上课前,一次在吃中饭后,一次在下课后。我们常常借用学校的教室,一传福音,就坐满了学生,光景非常好。那时得救的弟兄姊妹们,现在都是日本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因着得着这一批人,主在日本的恢复就有基础,有道路。借着这一批清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日本的工作往前开展了。现在,日本约有四十个地方有聚会,圣徒总数约有八百多位。

 特别值得补充的是,主的恢复在日本开展的过程中,有好些以前在公会作牧师、作传道人的圣徒转过来;他们的光景非常好,也非常绝对。他们读了倪弟兄、李弟兄的书,都是日文翻译的,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就出了极大的代价走上来。他们有的有三个孩子,有的有四个孩子,但他们都放弃了公会的支持,转来事奉主。有的作了建筑工人,用劳力赚钱养家糊口;有的不得家人谅解,被赶出来。因着第一批圣徒是这样爱主,为着主的恢复全力摆上,所以相当影响后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非常单纯、绝对的跟随主,走恢复的道路。

 张湘泽弟兄的交通:

 我去日本以后,看见日本的恢复逐渐开展,但东京的见证却还不够刚强,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往前。那时,正好李弟兄要经过日本到香港,我们就在日本的一个旅馆,和李弟兄一同有交通。在那个交通里,李弟兄建议日本各地,比较带头的弟兄们,特别是富山的弟兄们,尽力移民到东京,加强东京的见证。因此,各地的弟兄姊妹都往东京移民,以后,黄弟兄也来到东京,专门加强东京的见证。所以,今天东京的见证非常刚强,各地爱慕主的人,只要到东京召会聚会,就被得着了。

 那一次,我们送李弟兄到机场,在办手续时,李弟兄要我看看他所拟的,几篇预备在香港驳正的稿子。在那极短的时间内,李弟兄的那些文字,开了我的眼睛,许多的真理亮了起来。此外,我有一个极深的感觉,当时香港召会在相当为难中,但李弟兄把其他地方的工作停下来,不顾一切艰难,来到香港,这使我非常感动。我看见,我们服事召会,不应该避免难处;越有难处,我们越要担起来。以后,我也到香港,参与香港召会所面对的争战,在那里学了很多功课。日本的工作,就由黄弟兄接着在东京开了头。今天日本的见证,实在是因为主在那里,得着了一班弟兄姊妹,非常绝对,非常扎实。这是主作的。
 
李弟兄补充
听了这些交通,我深有所感,觉得主在日本的恢复,实在是一个典型,和圣经所记载的一样。先有圣徒从这城移民到那城,撒下一个种子,打了一点基础;尔后,有主的工人到那里去加强他们。

 我和日本的关系开始于一九五八年,我头一次到欧美访问时,离开台湾第一站就停在东京,和东京的弟兄们有交通,也有特别聚会。以后,每逢我往西方去时,经过东京,都会和弟兄们有些交通和聚会。

 到了一九六〇年底,我第二次去美国,回国时,弟兄们特约我从东京到富山,有位西国弟兄还在那里,我就住在他家。聚会中,我用英文讲,他用日语翻译。我相信我那次去,相当加强他们。这位弟兄虽然看见一点光,脱离差会,和一班人凭信心在富山作工,以后也接触到灵恩运动,说起方言;但他看见我们所讲、所作的,实在是照着圣经而行,印象就相当不错。然而,他始终没有清楚看见这条路的光,因此没有多久,就离开富山回国了。他离开之后,富山就再没有西国教士,当地的弟兄们也得着自由了。以后每逢经过东京,我都要停一停,和圣徒们有些交通,亲眼看见主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开展祂的工作。

 盼望你们青年弟兄们有个印象,主恢复的这条道路,不是基督教里一个平常的工作,这的的确确是主的恢复。凡是在这条路上蒙恩的圣徒,里面都有一个生命的暗流,也都有一个隐藏的爱,爱主,愿意为着主。外面的光景,可能有时热一点,有时冷一点,或者有时向前一点,有时退后一点,有时下沉一点,甚至实在软弱。然而,只要在主的恢复里正常的往前,在我们里面都有一颗爱主的心,也有一点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流是不止息的,这个生命的种子,种到我们里面以后,无论我们到世界任何角落,甚至到天涯海角,我们里面那颗爱主的心,和生命的种子是不会泯灭的。

 从台湾和香港移民去东京的弟兄姊妹中,最刚强、最持久的就是俞弟兄;其他的人,姑且用俗话说,都是凑合凑合罢了。然而,你们不要轻看这样的凑合,他们毕竟都在主的恢复里受过熏陶,也受过栽培,里面的的确确有主生命的种子。虽然有少数人失落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有隐藏的爱,和生命的暗流在里面作工。他们热心,有负担为着主在日本的见证,至终就有果子结出来。今天在日本,有八百多位圣徒,散居在四十个地方,从南一直到最北的北海道。北海道那里有很好的聚会,主要是有位医生弟兄的家在那里,并且他的姊妹也非常爱主,每年冬夏都会去美国接受训练。

 总的来说,日本的光景完全是主恢复的流流出去的结果,也是主恢复里生命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现在那里的光景,非常扎实、茂盛,生命也相当正常,许多弟兄姊妹都很有长进。弟兄们在日本办了一个书房,把主恢复里的信息,逐渐翻成日文。他们把这些书报发给人,人要再索取,就留下姓名,等到特会时就发通启,邀请那些人来参加;有许多人就借此被带进主的恢复。

 日本的民族性认真、殷勤,作事彻底,这对主的恢复,有莫大的帮助。我在美国,接到日本书房出版的生命读经纲目、恢复本等,我就拿给美国弟兄们看,我对他们说,“连美国的印刷、装订都输给日本。他们作得多精巧,多认真。”所以,这种民族性,与主在日本工作开展的扎根,实在是很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东京的地价很高,房屋造价也高,但主为东京召会预备的会所,是在东京铁路网的中心站附近,这个中心站有一百条铁道路线经过,交通非常方便。我们能买到那块地,在那里盖造会所,几乎全地众召会都有分。在这件事上,也看见一个新人的交通,以及身体里属灵生命的流动。

 主祝福了远东几个国家,但不要忘了,主的祝福乃是为着祂的召会。各处召会都是主在地上一个生命的行动,是为着祂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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