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篇
主在美国恢复的起头
恢复的背景
主在美国的恢复,就好比船航行在太平洋上,表面看很平静,实际上底下潜伏着许多暗流和暗礁,所以这段历史并不容易说。然而,已过二十年,主在美国恢复的历史,实在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值得青年圣徒们来看,什么是主的路,什么功课应该学习。

 我们初次听到美国,是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头一次到西方访问时。那一年,倪弟兄被弟兄会的人,请到欧洲去访问,特别是到英国。尔后,那些弟兄们也带他到加拿大、美国,走遍东、西两岸,甚至到纽约讲过道。他回来后的交通,使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美国的情形。在他看来,那时美国世界化、物质重的风气,很难适合主恢复的见证。谈话间,他从不鼓励青年人到美国读书;若是可能,他还劝阻人往美国去。关乎属灵的事,他很欣赏英国,因为他觉得英国不是那么世界化,而且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许多属灵人和有价值的属灵书报,多出自英国。所以,他相当推崇英国。

 倪弟兄在和我一些个人的谈话里,曾说过地上有两个地区,要为着主的恢复是很困难的,一个是美国,太物质化、世界化;一个是南洋,太松散。请原谅我说这话,我是盼望你们不要灰心,也盼望这话能刺激你们,帮助你们。无论如何,因着那个印象,那些年间,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并不看重美国。
 
单大夫家中的聚会
直等到一九四六年,太平洋战事结束,我们才和美国有些关联。然而,一九四六年之前,在美国那里有一些事,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却和史百克弟兄有直接的关系。那时在美国东岸纽泽西(New Jersey)附近,靠近纽约城的地方,有位美国籍的医生,可能听过史百克弟兄讲道,或是看过他的书,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就自己开始一个聚会。史百克弟兄初期的职事虽然不讲立场,但他确实非常定罪基督教,称基督教是“组织的基督教”。这位美国医生得着他的帮助,就开始在公会之外有一个聚会。

 到一九四六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有一位作医生的美国弟兄,从中国回到美国。这医生就是我们提过,在山东的单大夫(Dr. Sterns)。他原来是美国长老会派到山东省,所有西教士中的一个,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医科教外科,后来又作了齐鲁大学的外科主任。他曾在一九三二年春天,请倪弟兄到齐鲁大学传福音。虽然他来中国作教士,自己却还没有得救。有一天,他的一个孩子意外死亡,这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意义。当时,有人帮助他对主有点认识,以后他遇到倪弟兄,在属灵生命上,得着倪弟兄彻底且莫大的帮助。所以,他夫妇二人对倪弟兄的印象非常好。他清楚得救后,就爱主、追求主、热心传福音,并且把家打开。他传福音的对象,大多是医科的学生,前后带了将近一百位医科学生得救。他并不很会讲,只是把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借此人就得救了。当济南有了召会聚会后,我也曾被邀请到他们中间作工。

 这位弟兄对福音热心,生命也很不错,在得到倪弟兄的帮助后,就离开长老会的差会。一九四〇年左右,他回到美国,又从美国到中国,在上海红十字会的医院作医生。他的岁数比我们大,生命也有长进,倪弟兄就设立他为上海召会的长老之一,所以他也作了短时间的长老。等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上海所有的西国人,都关到集中营里,他也被关起来,以后被放出来,就回到美国。

 单大夫在美国的家靠近纽泽西,所以回国后,就去参加那位美国医生弟兄那里的聚会。当时,那位美国医生弟兄已经被主接去,单大夫自然成了带头人之一。所以那个聚会,就头一个美国医生弟兄来说,是和史百克弟兄有关系;就第二个美国医生弟兄来说,是和倪弟兄有关系。由于已过倪弟兄和史百克弟兄有信札上的交通,倪弟兄也亲自到史弟兄那里去访问过两次,一九三八年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彼此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单大夫在纽约时,也曾到史百克弟兄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得着帮助。甚至他的儿子与史百克弟兄的大女儿结婚,两个人成了亲家。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齐鲁大学一些已往得救的学生,也到了纽约。有的读书,在那里实习,有的在那里行医,慢慢就落脚定居了。另外有些中国弟兄,大战后也有机会到了美国,他们大部分都住在纽约。这些弟兄姊妹,自然就到单大夫聚会的地方去;可惜单大夫对立场、道路不是太清楚,因此纽约那个聚会的局面,就不言而喻了。
 
纽约召会的风波
一九五二年,在菲律宾待了两年多的江弟兄,觉得自己应该去美国,因为他在上海时,就认识了单大夫,单大夫也写信请他去。江弟兄和我交通后,就去了美国。他在单大夫那里,因着单大夫知道自己不善于讲道,就把带领、讲道的责任让给江弟兄。那时,他们租了纽约城一个类似华美福利社的地方,用来主日聚会,人数不太多,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五位负责弟兄都是美国人。这样一来,这个聚会因着单大夫和倪弟兄的关系,也因着江弟兄和我们的关系,就和我们中间有相当的关联。另一面,因着单大夫去过史百克弟兄在伦敦的贵橡中心,并且两家结成亲家,所以也和那里有些关联。

 到了一九五六、五七年时,在那里聚会的一家中国弟兄,和一家美国弟兄,因着他们儿女婚姻的事发生难处,有位年长的负责弟兄Ernest Chase(现在已经去世),就领头定罪江弟兄,说他袒护中国人。同时,长篇大论的写了一篇文字,定罪江弟兄,说江弟兄把多妻主义从中国带到美国。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事,乃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到美国时,Chase弟兄特别来见我,给我一分礼物,就是他写的厚厚一本攻击江弟兄的书;以后我才听说这件事。

 那时,风波闹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不能解决,就把这事告到史百克弟兄面前。史弟兄当时正在东方,在台北、香港开特会。他一面要讲道,一面还得写信,应付纽约这些负责弟兄们。同时,江弟兄也写信给我,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纽约出事了,他没有办法再作下去。我就复信告诉他:“在美国西岸旧金山,还有一班中国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在青岛受过我带领,我和他们熟识,可以把你介绍过去,你就到旧金山去吧。”他接受了这个交通,就从纽约搬到旧金山去了。

 在江弟兄搬到旧金山之前,纽约那里还有两个小插曲。那时,纽约的聚会里有位英国弟兄,是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他在英国时,就有一个负担,要到美国来为主作见证,可是伦敦“贵橡”的负责人不印证他。他很不高兴,就自己到了纽约。“贵橡”那里看他不服权柄,单独行动,就说他是没有膏油的。所以他到纽约之后,自然就站在江弟兄这一边。

 “贵橡”那里另有一位弟兄,被史百克弟兄安排在洛杉矶一个小聚会里带头。这位弟兄据说是剑桥或牛津大学毕业的,大家很推崇他的学问,他自己也有点自居。当纽约的聚会发生难处时,他正好回伦敦,听见这个消息,也听说史百克的四女婿不服“贵橡”的权柄,没有膏油,就自己到了纽约。所以他从伦敦要回洛杉矶时,就自告奋勇,经过纽约,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纽约的聚会中说,“我是‘贵橡’差遣来的权柄,为了解决这件事。”然后就说要关闭纽约的聚会。为此,江弟兄大为不悦。

 纽约召会关门的消息传到伦敦,史百克弟兄知道了,立刻拍电报到纽约,告诉那位弟兄说,“你所作的我不负责。”这时,江弟兄也接到我要他到美国西岸旧金山的信,所以,他就带着家眷到了西岸。至于纽约的聚会,就由五位负责人发出通启,告知弟兄姊妹关门的消息,并附加一个命令,今后若不是负责弟兄再发通启,谁也不可以另外起头有聚会。
 
恢复工作的显明
 
李弟兄第一次到纽约
一九五八年初,我有负担去英国,就定规先经过美国,探访美国各个重要地方,也到纽约看看,尔后从纽约再到伦敦。出发前,我和江弟兄通信,告诉他我的行程。他回信说,他愿意在我回远东时,和我一同回来,因为他离开远东也有六年多了。我就邀他和我一同经过美国,到欧洲,再一同回台湾。

 一九五八年二月,我在台北开特会,讲吃喝享受主。这一讲欲罢不能,一连四次聚会,直到三月结束。四月,我就带着李师母出门,先到东京看望弟兄们,然后再到旧金山。那时,旧金山有一班从青岛去的中国圣徒,他们和江弟兄去接我,把我送到旅馆后,就要求要有特别聚会。聚会之后,有位四十岁左右经商的弟兄来要求我说,“李弟兄,我们这里已经聚会一段时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安排长老、执事等事奉的事。今天就请你替我们安排吧,因为你这次走后,什么时候再来也不一定。”我也觉得有这个需要,就安排了这位弟兄和邝弟兄,以及另外几位弟兄负责。

 之后,我和江弟兄一同到芝加哥、匹兹堡等几个地方看过后,就去了纽约。我特别选了一班午夜抵达的飞机,盼望没有很多人去接我,殊不知还是去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多半在济南就认识我了。抵达之后,他们就来告诉我,纽约原来的聚会停了、封了,现在这个聚会和那个聚会绝对没有关系,这个聚会是华人的,以华语为主体。不过因为江弟兄不在,能讲道的不多,所以就请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讲,再翻成华语。这样聚会约有两三个月的光景。

 有位作医生的梁弟兄,从前是齐鲁医科的学生,我们就在他家休息、聚会。我用华语讲,但因为少数美国人,以及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也来听,所以江弟兄就替我翻英文;聚会相当不错。到了主日,华语圣徒就来见我,说,“李弟兄,你看今天下午我们擘饼不擘饼?”我说,“擘饼乃是吃属灵的饭,你们要不要吃饭,为什么问别人?肚子饿了就吃,肚子不饿就不吃。若是你要吃,但没得吃,或者环境不许可,那也没有办法。若是你要吃,又有得吃,环境也许可,你就可以自己定规,怎么会由我来决定?”他们一听,就定规说,“今天晚上擘饼。”

 接着,他们就交通,这个擘饼聚会怎么通知。若是通知原来聚会的那些人,他们会以为,这是原来聚会的恢复。然而,这又不是那个原来的聚会,而是另外起头的聚会。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通知从前聚会的那些人,让他们了解,这个聚会不是从前聚会的恢复,乃是一个完全新的起头。于是,我在那里和他们擘了一次饼。

 说到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纽约的聚会,是什么情形的聚会?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呢,还是进了城,却没有在圣殿的基础上?他们知道自己得救了,也有些爱主,并且觉得不应该在公会里聚会,这还都是倪柝声弟兄,一九三二年在济南打的底子。那时他们得救了,也爱主,知道不应该在公会里聚会,但是齐鲁大学是基督教大学,他们要开始擘饼,却没有钱租房子,也借不到地方。他们就跑到坟地里,在小坟山前的石头供桌上,十几个人把饼和杯拿出来,在那里记念主。所以,他们在聚会擘饼的事上,是有底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到了纽约,不能到公会聚会,就自己聚会了。然而另一面,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召会的道路,什么是召会的立场。

 在纽约时,李师母旧病复发,又进医院动手术,所以我就多住了一点时间,和他们有更多的交通。之后,我和江弟兄一同去了伦敦,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尔后我们又一同游历了许多地方:在丹麦有八天的聚会,另外还去了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义大利等地。之后,我们到了耶路撒冷。有一天,我感觉需要和江弟兄交通,因为那次在纽约,我实在觉得主的确在纽约有个新起头。同时,我也觉得江弟兄应该尽快回去帮助他们。这是个紧要的关头,恐怕回远东之后再回纽约,就已经晚了。江弟兄也有同感,就从耶路撒冷回头,直接回到纽约。我同时向他建议,希望江师母也能从西岸搬到纽约,他们能好好作纽约,帮助纽约。

 江弟兄就这样回到纽约住下,他也实在有负担帮助纽约华语弟兄们的这个聚会。然而开头,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已经在那里讲了几个月的道,所以二人就冲突了。江弟兄的个性是别人一顶他,他就安静不作了。慢慢的,史弟兄的四女婿也觉得味道不对。刚好他在肯塔基州有个教书的机会,他就写信问他岳父史百克弟兄,他是留在纽约,还是到肯塔基去。史弟兄立刻回信说,纽约是个中国人的小团体,没有什么希望,不要留在那里,快快去肯塔基教书吧。于是他就带着家眷离开纽约。这样,江弟兄才安心的作下去。
 
李弟兄第二次到纽约
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到美国,又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江弟兄安排了聚会,要我讲道。我在那里观察,了解那里的聚会是没有立场的。换句话说,是没有基础的。因为江弟兄不太注意立场这类的事。在大陆时,他从二十二、三岁开始全时间作工起,就是这个作法。因此,我在那里释放了至少十多篇信息,从创世记二章,讲生命河怎样流出生命水,产生建造的材料;然后说到建造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立场。这些信息至今仍然存在。

 那时,他们平常的聚会,多半在老顾勒尤金(Eugene Gruhler Sr.)家里,只有主日在一个租来的地方聚会。老顾勒弟兄是纽约聚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晚上,几位负责人在他家聚会。老顾勒弟兄是德国人,非常直爽,也很坚强。那晚,他就很直接的问江弟兄,为什么在纽约对他们讲道这么久,从来没有讲过立场?江弟兄说,“我讲过了,你们不在意听。”不论有没有讲过,总之,那里没有立场这个基础。在听了我的信息后,他们得了很大的帮助。

 几位负责弟兄当中有两位,一位是老克拉克(I. Z. Clark)弟兄,从前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西教士,在巴西传教;另一位是老顾勒弟兄。他们二位都到伦敦史百克弟兄的贵橡住过,参加过特会,也接受过属灵的带领。在和他们谈话时,他们表示从来没有听过立场,现在听见了,觉得非常宝贵,非常欣赏。我就趁机给他们打立场的基础。

 我对他们说,史百克弟兄的确有他一分属灵的分量,他着重基督身体生命、属灵那一面的原则,例如在身体里应当有交通等。照着史弟兄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在纽约想要在身体里有交通,若是顾勒弟兄主张这个作法,克拉克弟兄主张那个作法,两个人主张不一样,怎么交通?在那里交通?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有一个确定的立场作规范,乃是必需的。在纽约不是仅仅两个人,可能有很多人得着帮助,盼望有交通,但这许多人要如何交通?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立场作规范,一旦有不同的主张,一定会造成分裂。所以身体的交通,在实行上的确有立场的需要。他们很接受这话。之后,我就离开纽约,到旧金山、洛杉矶,停留了一些日子。

 旧金山有位马健源弟兄,他们夫妇曾经在台北住过几年,得着帮助,并且受过训练。一九六〇年以前,他们来到美国,就住在旧金山。旧金山的圣徒,多半是从青岛移民过去的,他们在真理、生命上,强而有路的并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在那里的聚会,没有什么进展。马健源弟兄夫妇到了之后,也找不到出路,就考虑再回台湾。我对他们说,一九五八年我到过旧金山一次,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我里面有个奇妙的感觉,觉得从现在起,主在美国西岸要有一个起头。我说不出理由,但的确有这个感觉。然而,他们仍然觉得没什么可作的。
 
李弟兄第三次赴美以及工作的开始
过了一年,一九六一年,我第三次到美国,在纽约住了一些时候,照样有特别聚会。有一天,我和江弟兄外出,他在路上告诉我:“李弟兄,你去年来,释放了立场的真理,实在给纽约召会莫大的帮助,使纽约召会有了一个基础。”他的话很诚恳,我听了也很喜乐。因为这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太容易。以后我就到了西岸,住在西雅图,在那里传福音(那时有一位朱弟兄接受主,也愿意受浸,因为没有会所,也没有浸池,弟兄们就在家中浴缸里给他施浸,这位弟兄今天也在这里参加训练)。

 这一次,我在美国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一九六二年秋天以后,我和台北召会的弟兄们通信,定规十一月回去,十八日有特别聚会。就在动身前两三天,我里面的负担很重,清楚觉得我应该在美国留下来,好好开工,把远东的工作交给弟兄们。我立刻拍电报给台北的弟兄们,取消特会,留在美国。然后,从西雅图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张宜纶弟兄,告诉他我已经定规暂时不回台湾,过几天要到洛杉矶,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他非常欢喜。

 定规留在美国后,我就从西雅图到旧金山,和马健源弟兄一同去访问Don Morsey弟兄。之前,我在旧金山开特会时,他曾带着七个儿女来,和我们有交通,他相当欣赏我们。我和马弟兄也一同去访问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那是我第一个正式开工聚会的地方。然后,马弟兄陪我一同到洛杉矶。

 说到主在洛杉矶的工作,就必须提到张宜纶弟兄。张弟兄是倪柝声弟兄的内弟,比我小几岁。倪弟兄结婚前,我在倪弟兄家就认识他。那时,他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和江守道弟兄同学,对属灵的事不太追求。等到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在香港带进一个复兴,要我到香港带领召会事奉,当时他也住在香港。可惜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复兴了,他却没有复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我再去香港带领特会,他才得了复兴。他复兴之后,最喜欢读话语职事。一九五七年,史百克弟兄访问我们回去后,弟兄们要求我,彻底将立场的问题讲清楚。我就释放了一系列信息,刊载在话语职事里,题目为“召会的见证与立场”。张弟兄读了这些信息,大得帮助。

 一九五八年,我头一次访问欧美国家,回程经过香港。那时,张宜纶弟兄全家正准备去美国,就问我到什么地方合式。我说,美国我不太熟。不过很希奇,我里面有个负担,就对他说,“依我看,你最好到洛杉矶吧。”他又问:“到洛杉矶那里聚会呢?”我说,“洛杉矶有个史百克弟兄的同工,他作工的地方叫魏摩兰(Westmoreland),那里有个小聚会,你可以到那里去聚会。”他接受了我的交通,搬到洛杉矶,并且到魏摩兰那里聚会。

 魏摩兰那里的负责人,就是一九五七年左右,在纽约用史百克弟兄“贵橡”那里的权柄,解散纽约聚会的那位同工,名叫哈利生(Harrison)。他对倪弟兄的印象很好。因为一九三八年倪弟兄住在伦敦时,他从倪弟兄得了不少帮助。加上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访问台湾,照了许多幻灯片,带到欧美地区放映,极力称许台湾众召会的情形,也给哈利生很深的印象。所以,他觉得张宜纶弟兄既是倪弟兄的内弟,又是我介绍到他那里聚会的,一定相当不错,就请张宜纶弟兄讲道。

 张弟兄那时已得了复兴,热心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地方立场。他算是我们中间的“立场专家”,专讲召会立场。然而哈利生弟兄,就是不喜欢听立场,二人如同南北两极对峙。他没有办法明明地禁止张弟兄讲道,又不希望他讲。张弟兄也懂得,但他非讲不可,所以这就讲出问题来了。

 那时,在魏摩兰的聚会里,比较有心追求的人,其中有英格斯,和雷雅各(James Reetzke)弟兄。他们一个读神学院,一个教书,都有点学问。他们越听越有味道,就完全接受了。另外还有二十几位中国弟兄姊妹,也都个个接受。

 张宜纶弟兄不仅在聚会里讲召会立场,在家里更是讲。经常弟兄们吃过晚饭,没事可作,也不去娱乐,都跑到张弟兄家,张弟兄就给他们上召会立场的课。天天讲召会立场,讲得很有味道,马健源弟兄也在旁边加强,使这些原来不清楚召会立场的圣徒,个个都清清楚楚。

 一九六〇年,我从美国要回远东之前,在洛杉矶住了几天。哈利生请我和马健源弟兄到他那里;白天在他家吃饭,晚上就在张宜纶家有特会,哈利生夫妇和另外一位负责弟兄也来了。我知道晚上的聚会,酝酿着一些事,所以没有马上开始释放信息,只讲了一点以弗所四章的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位灵等。讲过之后,张宜纶弟兄就起来提问题。他说,“李弟兄,我们在魏摩兰聚会,但是现在哈利生弟兄告诉我们:‘你们这些中国人,到另外的地方去,不要到这里来,你们自己去聚会吧。’请问,这个合乎不合乎圣经?”只见哈利生弟兄满脸通红,我就问他:“哈利生弟兄,是不是有这回事?”他实在很难回答:“阿…阿”了半天说不出所以然。马健源弟兄立刻掉头问另外那一位负责弟兄:“弟兄,到底哈利生有没有说这话?”那位弟兄答得很有智慧,他说,“我觉得哈利生那天说的话不太合圣经。”哈利生也没有否认,大家就静默下来。

 我就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今后你们弟兄姊妹照旧聚会,看看哈利生弟兄那里的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之前,双方就已有些争论,哈利生说他们那个聚会是正统的,张宜纶弟兄就说那不正统,因为没有立场。所以那一天我说,“至于哈利生弟兄那个聚会是或不是正统,现在不要太去断定;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在哈利生家吃饭时,哈利生还答应说,他们愿意逐渐改进。你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改进,以后就上轨道了。若是你们聚了一段时间,他一直不改进,到那天你们再离开也不迟。”我讲完这些话,大家都同意,张宜纶弟兄也平服下来,答应继续回魏摩兰聚会。我就回远东了。

 第二天开始,中国圣徒真的回去聚会了,却万万没有想到,哈利生竟然开始在聚会中,频频责骂他们,也责骂那些和中国弟兄们站在一起的人。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在旧金山附近开特会,有三、四十位,在洛杉矶和张宜纶弟兄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大多是中国人,少数是美国人,他们开车来参加特会。他们问我:“李弟兄,那年冬天,你告诉我们还是回去聚会,我们照作了,但是回去之后,哈利生弟兄在聚会中不讲别的,只是骂我们。你看怎么办?”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要祷告。”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很失望。从那时起,他们就说,“有事不要去问李弟兄。你问他,他一定告诉你,还是要祷告;所以不用问了。”

 同时,英格斯弟兄也和我交通,他刚从洛杉矶城中的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被美孚煤油公司聘用。然而他有一个负担,愿意全时间。我看这位弟兄情形不错,已经二十七、八岁,读过神学,也有圣经知识,就对他说,“你若是有这种感觉,在祷告中实在有主引导,你可以这样作。不过你要知道前途的艰难,总得在主面前有信心。”

 过了一个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纽约的老顾勒弟兄退休,到洛杉矶访问。他一到洛杉矶,张宜纶、英格斯这些弟兄们,就把哈利生的事交通给他,问他怎么看法。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始召会聚会?你们应该可以了。”这班弟兄们因此得着相当的印证和鼓励。

 以后英格斯弟兄自己见证说,那一天晚上散会时,已经将近午夜,他开车回家的路上,觉得主在他里面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迟延?你为什么这样没有胆量?没有信心?你应该带头。”所以他就在主面前定规,从第二天起,要带头开始有召会生活,正式开始站住立场的聚会,也开始擘饼。第二天,他和弟兄们交通,众人都非常响应。于是,他们就完全脱离魏摩兰那里的聚会,另外开始在地方立场上聚会。所以洛杉矶召会的聚会,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的。这个开始,比纽约召会清楚,也比旧金山召会强壮。

 之后,他们打电话到西雅图,告诉我这件事,我说,“你们清楚吗?”他们说,“清楚。”我就说,“你们既清楚,就往前去吧。”等我定规留在美国,十二月初到洛杉矶时,洛杉矶已经有擘饼,并且是站在地方立场上聚会,同时英格斯弟兄也全时间事奉了。由于弟兄们定规十二月末了有十天特会,我和英格斯弟兄、马健源弟兄,从十二月初,有三周的时间,天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在张宜纶弟兄家跪在一起,专门为着主在美国的恢复祷告,那是确定的祷告。我可以见证,我一生事奉主,祷告得着那么确定的答应,少有胜过那个时候的。以后我们很快就看见,主实在成全那些祷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张宜纶弟兄家开始特会时,来的多半还是中国弟兄姊妹,旧金山和萨克拉曼多的圣徒也来,共有七、八十人。再过几天,西国圣徒就加多了;以后几次,人数越来越多。等到十天特会一过,这些西国圣徒立刻邀请我,我就开始外出访问。

 从一九六三年一月,我开始在美国各处访问,不仅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一带,也到别州去。总是到这一处,这一处就开了另一处的门;到另一处,另一处又开了再一处的门。这些访问的对象,全数是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在这里又看见同样的故事,开头是一班中国圣徒,移民到美国去建立一个基础,等往外开展时,就开展到美国人中间。

 所以,主的恢复不是基督教一般的工作,由差会打发传道人出去作工。主的恢复乃是里面的生命往外扩展。虽然先扩展到纽约时不太上轨道,以后到旧金山也不是那么强壮;然而总是有些扩展,最终扩展到洛杉矶,就比较上轨道,也比较强壮了。洛杉矶的恢复,实在是主兴起来的;因为张宜纶弟兄原来是冷冷淡淡,直到他快到美国的前几年,才被主复兴起来。主借着他,把恢复中生命的流带到美国,并且先得着几个美国圣徒。尔后主就给我负担,要我到那里正式作工。主在美国的恢复就这样开了。
 
问答
问:一九六二年底,洛杉矶特会之前,您们三位弟兄每天上午祷告有三周之久,主要的负担是什么?

 答:祷告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负担。那时,我们三个人真有负担;一有负担,话就来了。不需要编一篇祷告文,也不需要想一段祷告辞,负担就自然倒出来。我们三个人通常是轮着祷告,没有多少谈话,就是一直祷告。我们那时祷告的重点,是求主在美国开展祂的恢复,求主带进合式的人、有用的人。在以后一、二年内,特别是在头几个月出去访问时,我实在看见主确定的答复。每一次主带我去的地方,都有合式的人,就这样把那些合式的人带进来。现在美国各处的负责弟兄,都是在那时带进来的,实在是合式的人,也是有用的人。

 问:没有负担,要不要祷告?

 答:没有负担要求怜悯。你要向主求:“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为什么我爱你,却没有负担祷告呢?为什么我属乎你,却没有负担祷告呢?主啊,怜悯我。”

 主在美国恢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二年正式开始的。在我未去以先,洛杉矶的弟兄们就有许多祷告。他们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都在张宜纶弟兄家晨更、祷告。雷雅各弟兄住得很远,早晨车流少时,也要半小时车程。他太太不大赞成他如此作,常常浇他冷水,但是他仍然每天早晨五点半,从家里出发,六点到张弟兄家,一同晨更。那是主在美国恢复的开始。我在那里一开口讲道,灵就觉得释放,因为那里的工作是开始于祷告,开始于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很活,并且满了灵,话语也新鲜。那实在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问: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到美国观察以后,觉得美国为着主的恢复是很不容易的地方。到了一九六二年,李弟兄在美国开工,却处处开门。这个转变是什么原因?

 答: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去美国,住在旧金山时,马健源弟兄对我说,他觉得在美国没有路,想要再回台湾。我就告诉他,我觉得主在美国,就是在南加州要有一个新的起头。等到一九六二年,我在那里开始工作,到一九六三年,几乎从头一天,我就被美国人请到家里。从那天开始,我无论到那里,人听了我的交通之后,都告诉我:“李弟兄,你若是早来三年,我们没有耳朵听你的话。”这说明一件事,就是从一九六〇年开始,主在美国那些寻求祂的人里面,作了一个工作,成百的小团体兴起,加州尤其多。他们十个、二十个人来在一起,自己祷告、自己读经。那是主所作的一个特别的工作。

 照美国布道家葛理翰牧师的统计,那时全美大约有一百万个这样的小团体,分布在家庭里。我们观察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恢复,物质发达;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感觉不满足,求新求变的心理反映在社会上,就出现了嬉皮风潮。然而在信仰上,有一班爱主的人,却如饥似渴的寻求主的真理。在这种空气下,我们所传讲的,全数是他们从前闻所未闻的,都是新的。他们听了很有味道,就接受了。

 问:倪弟兄认为南洋众召会的缺点是松,请问我们南洋众召会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松了,就要紧一点。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事实,所有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人,都是紧的。所以你看韩国人,个个都很进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然而,我在南洋作工十年,来来回回,也住了四、五年。我发现南洋的天气,就是叫人软当当的,因为太热了。不要说南洋,就是在欧洲也是如此。你到义大利南部、法国南部,都不太干净;但是你一到德国,再往北去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苏格兰这些地方,家家门前都是整齐清洁的。

 我们在各大洲都有召会,总共四百五、六十处召会。以国家论,作事最整齐、最认真的,就是德国和日本。至于中国人呢?中国人头脑聪明,以中国学生在美国读书常拿第一名,就足以证明;可惜中国人的弱点,就是喜欢偷工减料,这种天性往往也隐约的被带到召会中。所以,我们都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彻底改变这种性格。一九五四年的训练,我给了性格三十项的操练,若是你们能注意,必定会大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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