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在美国的恢复，就好比船航行在太平洋上，表面看很平静，实际上底下潜伏着许多暗流和暗礁，所以这段历史并不容易说。然而，已过二十年，主在美国恢复的历史，实在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值得青年圣徒们来看，什么是主的路，什么功课应该学习。

　我们初次听到美国，是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头一次到西方访问时。那一年，倪弟兄被弟兄会的人，请到欧洲去访问，特别是到英国。尔后，那些弟兄们也带他到加拿大、美国，走遍东、西两岸，甚至到纽约讲过道。他回来后的交通，使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美国的情形。在他看来，那时美国世界化、物质重的风气，很难适合主恢复的见证。谈话间，他从不鼓励青年人到美国读书；若是可能，他还劝阻人往美国去。关乎属灵的事，他很欣赏英国，因为他觉得英国不是那么世界化，而且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许多属灵人和有价值的属灵书报，多出自英国。所以，他相当推崇英国。

　倪弟兄在和我一些个人的谈话里，曾说过地上有两个地区，要为着主的恢复是很困难的，一个是美国，太物质化、世界化；一个是南洋，太松散。请原谅我说这话，我是盼望你们不要灰心，也盼望这话能刺激你们，帮助你们。无论如何，因着那个印象，那些年间，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并不看重美国。

直等到一九四六年，太平洋战事结束，我们才和美国有些关联。然而，一九四六年之前，在美国那里有一些事，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却和史百克弟兄有直接的关系。那时在美国东岸纽泽西（New Jersey）附近，靠近纽约城的地方，有位美国籍的医生，可能听过史百克弟兄讲道，或是看过他的书，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就自己开始一个聚会。史百克弟兄初期的职事虽然不讲立场，但他确实非常定罪基督教，称基督教是“组织的基督教”。这位美国医生得着他的帮助，就开始在公会之外有一个聚会。

　到一九四六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另有一位作医生的美国弟兄，从中国回到美国。这医生就是我们提过，在山东的单大夫（Dr. Sterns）。他原来是美国长老会派到山东省，所有西教士中的一个，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医科教外科，后来又作了齐鲁大学的外科主任。他曾在一九三二年春天，请倪弟兄到齐鲁大学传福音。虽然他来中国作教士，自己却还没有得救。有一天，他的一个孩子意外死亡，这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意义。当时，有人帮助他对主有点认识，以后他遇到倪弟兄，在属灵生命上，得着倪弟兄彻底且莫大的帮助。所以，他夫妇二人对倪弟兄的印象非常好。他清楚得救后，就爱主、追求主、热心传福音，并且把家打开。他传福音的对象，大多是医科的学生，前后带了将近一百位医科学生得救。他并不很会讲，只是把学生请到家里吃饭，借此人就得救了。当济南有了召会聚会后，我也曾被邀请到他们中间作工。

　这位弟兄对福音热心，生命也很不错，在得到倪弟兄的帮助后，就离开长老会的差会。一九四〇年左右，他回到美国，又从美国到中国，在上海红十字会的医院作医生。他的岁数比我们大，生命也有长进，倪弟兄就设立他为上海召会的长老之一，所以他也作了短时间的长老。等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上海所有的西国人，都关到集中营里，他也被关起来，以后被放出来，就回到美国。

　单大夫在美国的家靠近纽泽西，所以回国后，就去参加那位美国医生弟兄那里的聚会。当时，那位美国医生弟兄已经被主接去，单大夫自然成了带头人之一。所以那个聚会，就头一个美国医生弟兄来说，是和史百克弟兄有关系；就第二个美国医生弟兄来说，是和倪弟兄有关系。由于已过倪弟兄和史百克弟兄有信札上的交通，倪弟兄也亲自到史弟兄那里去访问过两次，一九三八年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彼此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单大夫在纽约时，也曾到史百克弟兄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得着帮助。甚至他的儿子与史百克弟兄的大女儿结婚，两个人成了亲家。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齐鲁大学一些已往得救的学生，也到了纽约。有的读书，在那里实习，有的在那里行医，慢慢就落脚定居了。另外有些中国弟兄，大战后也有机会到了美国，他们大部分都住在纽约。这些弟兄姊妹，自然就到单大夫聚会的地方去；可惜单大夫对立场、道路不是太清楚，因此纽约那个聚会的局面，就不言而喻了。

一九五二年，在菲律宾待了两年多的江弟兄，觉得自己应该去美国，因为他在上海时，就认识了单大夫，单大夫也写信请他去。江弟兄和我交通后，就去了美国。他在单大夫那里，因着单大夫知道自己不善于讲道，就把带领、讲道的责任让给江弟兄。那时，他们租了纽约城一个类似华美福利社的地方，用来主日聚会，人数不太多，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五位负责弟兄都是美国人。这样一来，这个聚会因着单大夫和倪弟兄的关系，也因着江弟兄和我们的关系，就和我们中间有相当的关联。另一面，因着单大夫去过史百克弟兄在伦敦的贵橡中心，并且两家结成亲家，所以也和那里有些关联。

　到了一九五六、五七年时，在那里聚会的一家中国弟兄，和一家美国弟兄，因着他们儿女婚姻的事发生难处，有位年长的负责弟兄Ernest Chase（现在已经去世），就领头定罪江弟兄，说他袒护中国人。同时，长篇大论的写了一篇文字，定罪江弟兄，说江弟兄把多妻主义从中国带到美国。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事，乃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我到美国时，Chase弟兄特别来见我，给我一分礼物，就是他写的厚厚一本攻击江弟兄的书；以后我才听说这件事。

　那时，风波闹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不能解决，就把这事告到史百克弟兄面前。史弟兄当时正在东方，在台北、香港开特会。他一面要讲道，一面还得写信，应付纽约这些负责弟兄们。同时，江弟兄也写信给我，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纽约出事了，他没有办法再作下去。我就复信告诉他：“在美国西岸旧金山，还有一班中国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在青岛受过我带领，我和他们熟识，可以把你介绍过去，你就到旧金山去吧。”他接受了这个交通，就从纽约搬到旧金山去了。

　在江弟兄搬到旧金山之前，纽约那里还有两个小插曲。那时，纽约的聚会里有位英国弟兄，是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他在英国时，就有一个负担，要到美国来为主作见证，可是伦敦“贵橡”的负责人不印证他。他很不高兴，就自己到了纽约。“贵橡”那里看他不服权柄，单独行动，就说他是没有膏油的。所以他到纽约之后，自然就站在江弟兄这一边。

　“贵橡”那里另有一位弟兄，被史百克弟兄安排在洛杉矶一个小聚会里带头。这位弟兄据说是剑桥或牛津大学毕业的，大家很推崇他的学问，他自己也有点自居。当纽约的聚会发生难处时，他正好回伦敦，听见这个消息，也听说史百克的四女婿不服“贵橡”的权柄，没有膏油，就自己到了纽约。所以他从伦敦要回洛杉矶时，就自告奋勇，经过纽约，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纽约的聚会中说，“我是‘贵橡’差遣来的权柄，为了解决这件事。”然后就说要关闭纽约的聚会。为此，江弟兄大为不悦。

　纽约召会关门的消息传到伦敦，史百克弟兄知道了，立刻拍电报到纽约，告诉那位弟兄说，“你所作的我不负责。”这时，江弟兄也接到我要他到美国西岸旧金山的信，所以，他就带着家眷到了西岸。至于纽约的聚会，就由五位负责人发出通启，告知弟兄姊妹关门的消息，并附加一个命令，今后若不是负责弟兄再发通启，谁也不可以另外起头有聚会。

一九五八年初，我有负担去英国，就定规先经过美国，探访美国各个重要地方，也到纽约看看，尔后从纽约再到伦敦。出发前，我和江弟兄通信，告诉他我的行程。他回信说，他愿意在我回远东时，和我一同回来，因为他离开远东也有六年多了。我就邀他和我一同经过美国，到欧洲，再一同回台湾。

　一九五八年二月，我在台北开特会，讲吃喝享受主。这一讲欲罢不能，一连四次聚会，直到三月结束。四月，我就带着李师母出门，先到东京看望弟兄们，然后再到旧金山。那时，旧金山有一班从青岛去的中国圣徒，他们和江弟兄去接我，把我送到旅馆后，就要求要有特别聚会。聚会之后，有位四十岁左右经商的弟兄来要求我说，“李弟兄，我们这里已经聚会一段时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安排长老、执事等事奉的事。今天就请你替我们安排吧，因为你这次走后，什么时候再来也不一定。”我也觉得有这个需要，就安排了这位弟兄和邝弟兄，以及另外几位弟兄负责。

　之后，我和江弟兄一同到芝加哥、匹兹堡等几个地方看过后，就去了纽约。我特别选了一班午夜抵达的飞机，盼望没有很多人去接我，殊不知还是去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多半在济南就认识我了。抵达之后，他们就来告诉我，纽约原来的聚会停了、封了，现在这个聚会和那个聚会绝对没有关系，这个聚会是华人的，以华语为主体。不过因为江弟兄不在，能讲道的不多，所以就请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讲，再翻成华语。这样聚会约有两三个月的光景。

　有位作医生的梁弟兄，从前是齐鲁医科的学生，我们就在他家休息、聚会。我用华语讲，但因为少数美国人，以及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也来听，所以江弟兄就替我翻英文；聚会相当不错。到了主日，华语圣徒就来见我，说，“李弟兄，你看今天下午我们擘饼不擘饼？”我说，“擘饼乃是吃属灵的饭，你们要不要吃饭，为什么问别人？肚子饿了就吃，肚子不饿就不吃。若是你要吃，但没得吃，或者环境不许可，那也没有办法。若是你要吃，又有得吃，环境也许可，你就可以自己定规，怎么会由我来决定？”他们一听，就定规说，“今天晚上擘饼。”

　接着，他们就交通，这个擘饼聚会怎么通知。若是通知原来聚会的那些人，他们会以为，这是原来聚会的恢复。然而，这又不是那个原来的聚会，而是另外起头的聚会。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决定通知从前聚会的那些人，让他们了解，这个聚会不是从前聚会的恢复，乃是一个完全新的起头。于是，我在那里和他们擘了一次饼。

　说到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纽约的聚会，是什么情形的聚会？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呢，还是进了城，却没有在圣殿的基础上？他们知道自己得救了，也有些爱主，并且觉得不应该在公会里聚会，这还都是倪柝声弟兄，一九三二年在济南打的底子。那时他们得救了，也爱主，知道不应该在公会里聚会，但是齐鲁大学是基督教大学，他们要开始擘饼，却没有钱租房子，也借不到地方。他们就跑到坟地里，在小坟山前的石头供桌上，十几个人把饼和杯拿出来，在那里记念主。所以，他们在聚会擘饼的事上，是有底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到了纽约，不能到公会聚会，就自己聚会了。然而另一面，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召会的道路，什么是召会的立场。

　在纽约时，李师母旧病复发，又进医院动手术，所以我就多住了一点时间，和他们有更多的交通。之后，我和江弟兄一同去了伦敦，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尔后我们又一同游历了许多地方：在丹麦有八天的聚会，另外还去了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义大利等地。之后，我们到了耶路撒冷。有一天，我感觉需要和江弟兄交通，因为那次在纽约，我实在觉得主的确在纽约有个新起头。同时，我也觉得江弟兄应该尽快回去帮助他们。这是个紧要的关头，恐怕回远东之后再回纽约，就已经晚了。江弟兄也有同感，就从耶路撒冷回头，直接回到纽约。我同时向他建议，希望江师母也能从西岸搬到纽约，他们能好好作纽约，帮助纽约。

　江弟兄就这样回到纽约住下，他也实在有负担帮助纽约华语弟兄们的这个聚会。然而开头，史百克弟兄的四女婿，已经在那里讲了几个月的道，所以二人就冲突了。江弟兄的个性是别人一顶他，他就安静不作了。慢慢的，史弟兄的四女婿也觉得味道不对。刚好他在肯塔基州有个教书的机会，他就写信问他岳父史百克弟兄，他是留在纽约，还是到肯塔基去。史弟兄立刻回信说，纽约是个中国人的小团体，没有什么希望，不要留在那里，快快去肯塔基教书吧。于是他就带着家眷离开纽约。这样，江弟兄才安心的作下去。

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到美国，又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江弟兄安排了聚会，要我讲道。我在那里观察，了解那里的聚会是没有立场的。换句话说，是没有基础的。因为江弟兄不太注意立场这类的事。在大陆时，他从二十二、三岁开始全时间作工起，就是这个作法。因此，我在那里释放了至少十多篇信息，从创世记二章，讲生命河怎样流出生命水，产生建造的材料；然后说到建造需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立场。这些信息至今仍然存在。

　那时，他们平常的聚会，多半在老顾勒尤金（Eugene Gruhler Sr.）家里，只有主日在一个租来的地方聚会。老顾勒弟兄是纽约聚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晚上，几位负责人在他家聚会。老顾勒弟兄是德国人，非常直爽，也很坚强。那晚，他就很直接的问江弟兄，为什么在纽约对他们讲道这么久，从来没有讲过立场？江弟兄说，“我讲过了，你们不在意听。”不论有没有讲过，总之，那里没有立场这个基础。在听了我的信息后，他们得了很大的帮助。

　几位负责弟兄当中有两位，一位是老克拉克（I. Z. Clark）弟兄，从前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西教士，在巴西传教；另一位是老顾勒弟兄。他们二位都到伦敦史百克弟兄的贵橡住过，参加过特会，也接受过属灵的带领。在和他们谈话时，他们表示从来没有听过立场，现在听见了，觉得非常宝贵，非常欣赏。我就趁机给他们打立场的基础。

　我对他们说，史百克弟兄的确有他一分属灵的分量，他着重基督身体生命、属灵那一面的原则，例如在身体里应当有交通等。照着史弟兄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在纽约想要在身体里有交通，若是顾勒弟兄主张这个作法，克拉克弟兄主张那个作法，两个人主张不一样，怎么交通？在那里交通？所以，我们必须看见，有一个确定的立场作规范，乃是必需的。在纽约不是仅仅两个人，可能有很多人得着帮助，盼望有交通，但这许多人要如何交通？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立场作规范，一旦有不同的主张，一定会造成分裂。所以身体的交通，在实行上的确有立场的需要。他们很接受这话。之后，我就离开纽约，到旧金山、洛杉矶，停留了一些日子。

　旧金山有位马健源弟兄，他们夫妇曾经在台北住过几年，得着帮助，并且受过训练。一九六〇年以前，他们来到美国，就住在旧金山。旧金山的圣徒，多半是从青岛移民过去的，他们在真理、生命上，强而有路的并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在那里的聚会，没有什么进展。马健源弟兄夫妇到了之后，也找不到出路，就考虑再回台湾。我对他们说，一九五八年我到过旧金山一次，这次是我第二次来，我里面有个奇妙的感觉，觉得从现在起，主在美国西岸要有一个起头。我说不出理由，但的确有这个感觉。然而，他们仍然觉得没什么可作的。

过了一年，一九六一年，我第三次到美国，在纽约住了一些时候，照样有特别聚会。有一天，我和江弟兄外出，他在路上告诉我：“李弟兄，你去年来，释放了立场的真理，实在给纽约召会莫大的帮助，使纽约召会有了一个基础。”他的话很诚恳，我听了也很喜乐。因为这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太容易。以后我就到了西岸，住在西雅图，在那里传福音（那时有一位朱弟兄接受主，也愿意受浸，因为没有会所，也没有浸池，弟兄们就在家中浴缸里给他施浸，这位弟兄今天也在这里参加训练）。

　这一次，我在美国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到一九六二年秋天以后，我和台北召会的弟兄们通信，定规十一月回去，十八日有特别聚会。就在动身前两三天，我里面的负担很重，清楚觉得我应该在美国留下来，好好开工，把远东的工作交给弟兄们。我立刻拍电报给台北的弟兄们，取消特会，留在美国。然后，从西雅图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张宜纶弟兄，告诉他我已经定规暂时不回台湾，过几天要到洛杉矶，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他非常欢喜。

　定规留在美国后，我就从西雅图到旧金山，和马健源弟兄一同去访问Don Morsey弟兄。之前，我在旧金山开特会时，他曾带着七个儿女来，和我们有交通，他相当欣赏我们。我和马弟兄也一同去访问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那是我第一个正式开工聚会的地方。然后，马弟兄陪我一同到洛杉矶。

　说到主在洛杉矶的工作，就必须提到张宜纶弟兄。张弟兄是倪柝声弟兄的内弟，比我小几岁。倪弟兄结婚前，我在倪弟兄家就认识他。那时，他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和江守道弟兄同学，对属灵的事不太追求。等到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在香港带进一个复兴，要我到香港带领召会事奉，当时他也住在香港。可惜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复兴了，他却没有复兴。一直到一九五四年，我再去香港带领特会，他才得了复兴。他复兴之后，最喜欢读话语职事。一九五七年，史百克弟兄访问我们回去后，弟兄们要求我，彻底将立场的问题讲清楚。我就释放了一系列信息，刊载在话语职事里，题目为“召会的见证与立场”。张弟兄读了这些信息，大得帮助。

　一九五八年，我头一次访问欧美国家，回程经过香港。那时，张宜纶弟兄全家正准备去美国，就问我到什么地方合式。我说，美国我不太熟。不过很希奇，我里面有个负担，就对他说，“依我看，你最好到洛杉矶吧。”他又问：“到洛杉矶那里聚会呢？”我说，“洛杉矶有个史百克弟兄的同工，他作工的地方叫魏摩兰（Westmoreland），那里有个小聚会，你可以到那里去聚会。”他接受了我的交通，搬到洛杉矶，并且到魏摩兰那里聚会。

　魏摩兰那里的负责人，就是一九五七年左右，在纽约用史百克弟兄“贵橡”那里的权柄，解散纽约聚会的那位同工，名叫哈利生（Harrison）。他对倪弟兄的印象很好。因为一九三八年倪弟兄住在伦敦时，他从倪弟兄得了不少帮助。加上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访问台湾，照了许多幻灯片，带到欧美地区放映，极力称许台湾众召会的情形，也给哈利生很深的印象。所以，他觉得张宜纶弟兄既是倪弟兄的内弟，又是我介绍到他那里聚会的，一定相当不错，就请张宜纶弟兄讲道。

　张弟兄那时已得了复兴，热心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地方立场。他算是我们中间的“立场专家”，专讲召会立场。然而哈利生弟兄，就是不喜欢听立场，二人如同南北两极对峙。他没有办法明明地禁止张弟兄讲道，又不希望他讲。张弟兄也懂得，但他非讲不可，所以这就讲出问题来了。

　那时，在魏摩兰的聚会里，比较有心追求的人，其中有英格斯，和雷雅各（James Reetzke）弟兄。他们一个读神学院，一个教书，都有点学问。他们越听越有味道，就完全接受了。另外还有二十几位中国弟兄姊妹，也都个个接受。

　张宜纶弟兄不仅在聚会里讲召会立场，在家里更是讲。经常弟兄们吃过晚饭，没事可作，也不去娱乐，都跑到张弟兄家，张弟兄就给他们上召会立场的课。天天讲召会立场，讲得很有味道，马健源弟兄也在旁边加强，使这些原来不清楚召会立场的圣徒，个个都清清楚楚。

　一九六〇年，我从美国要回远东之前，在洛杉矶住了几天。哈利生请我和马健源弟兄到他那里；白天在他家吃饭，晚上就在张宜纶家有特会，哈利生夫妇和另外一位负责弟兄也来了。我知道晚上的聚会，酝酿着一些事，所以没有马上开始释放信息，只讲了一点以弗所四章的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位灵等。讲过之后，张宜纶弟兄就起来提问题。他说，“李弟兄，我们在魏摩兰聚会，但是现在哈利生弟兄告诉我们：‘你们这些中国人，到另外的地方去，不要到这里来，你们自己去聚会吧。’请问，这个合乎不合乎圣经？”只见哈利生弟兄满脸通红，我就问他：“哈利生弟兄，是不是有这回事？”他实在很难回答：“阿…阿”了半天说不出所以然。马健源弟兄立刻掉头问另外那一位负责弟兄：“弟兄，到底哈利生有没有说这话？”那位弟兄答得很有智慧，他说，“我觉得哈利生那天说的话不太合圣经。”哈利生也没有否认，大家就静默下来。

　我就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今后你们弟兄姊妹照旧聚会，看看哈利生弟兄那里的聚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之前，双方就已有些争论，哈利生说他们那个聚会是正统的，张宜纶弟兄就说那不正统，因为没有立场。所以那一天我说，“至于哈利生弟兄那个聚会是或不是正统，现在不要太去断定；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在哈利生家吃饭时，哈利生还答应说，他们愿意逐渐改进。你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改进，以后就上轨道了。若是你们聚了一段时间，他一直不改进，到那天你们再离开也不迟。”我讲完这些话，大家都同意，张宜纶弟兄也平服下来，答应继续回魏摩兰聚会。我就回远东了。

　第二天开始，中国圣徒真的回去聚会了，却万万没有想到，哈利生竟然开始在聚会中，频频责骂他们，也责骂那些和中国弟兄们站在一起的人。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在旧金山附近开特会，有三、四十位，在洛杉矶和张宜纶弟兄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大多是中国人，少数是美国人，他们开车来参加特会。他们问我：“李弟兄，那年冬天，你告诉我们还是回去聚会，我们照作了，但是回去之后，哈利生弟兄在聚会中不讲别的，只是骂我们。你看怎么办？”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要祷告。”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很失望。从那时起，他们就说，“有事不要去问李弟兄。你问他，他一定告诉你，还是要祷告；所以不用问了。”

　同时，英格斯弟兄也和我交通，他刚从洛杉矶城中的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被美孚煤油公司聘用。然而他有一个负担，愿意全时间。我看这位弟兄情形不错，已经二十七、八岁，读过神学，也有圣经知识，就对他说，“你若是有这种感觉，在祷告中实在有主引导，你可以这样作。不过你要知道前途的艰难，总得在主面前有信心。”

　过了一个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纽约的老顾勒弟兄退休，到洛杉矶访问。他一到洛杉矶，张宜纶、英格斯这些弟兄们，就把哈利生的事交通给他，问他怎么看法。他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始召会聚会？你们应该可以了。”这班弟兄们因此得着相当的印证和鼓励。

　以后英格斯弟兄自己见证说，那一天晚上散会时，已经将近午夜，他开车回家的路上，觉得主在他里面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迟延？你为什么这样没有胆量？没有信心？你应该带头。”所以他就在主面前定规，从第二天起，要带头开始有召会生活，正式开始站住立场的聚会，也开始擘饼。第二天，他和弟兄们交通，众人都非常响应。于是，他们就完全脱离魏摩兰那里的聚会，另外开始在地方立场上聚会。所以洛杉矶召会的聚会，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的。这个开始，比纽约召会清楚，也比旧金山召会强壮。

　之后，他们打电话到西雅图，告诉我这件事，我说，“你们清楚吗？”他们说，“清楚。”我就说，“你们既清楚，就往前去吧。”等我定规留在美国，十二月初到洛杉矶时，洛杉矶已经有擘饼，并且是站在地方立场上聚会，同时英格斯弟兄也全时间事奉了。由于弟兄们定规十二月末了有十天特会，我和英格斯弟兄、马健源弟兄，从十二月初，有三周的时间，天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在张宜纶弟兄家跪在一起，专门为着主在美国的恢复祷告，那是确定的祷告。我可以见证，我一生事奉主，祷告得着那么确定的答应，少有胜过那个时候的。以后我们很快就看见，主实在成全那些祷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张宜纶弟兄家开始特会时，来的多半还是中国弟兄姊妹，旧金山和萨克拉曼多的圣徒也来，共有七、八十人。再过几天，西国圣徒就加多了；以后几次，人数越来越多。等到十天特会一过，这些西国圣徒立刻邀请我，我就开始外出访问。

　从一九六三年一月，我开始在美国各处访问，不仅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一带，也到别州去。总是到这一处，这一处就开了另一处的门；到另一处，另一处又开了再一处的门。这些访问的对象，全数是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在这里又看见同样的故事，开头是一班中国圣徒，移民到美国去建立一个基础，等往外开展时，就开展到美国人中间。

　所以，主的恢复不是基督教一般的工作，由差会打发传道人出去作工。主的恢复乃是里面的生命往外扩展。虽然先扩展到纽约时不太上轨道，以后到旧金山也不是那么强壮；然而总是有些扩展，最终扩展到洛杉矶，就比较上轨道，也比较强壮了。洛杉矶的恢复，实在是主兴起来的；因为张宜纶弟兄原来是冷冷淡淡，直到他快到美国的前几年，才被主复兴起来。主借着他，把恢复中生命的流带到美国，并且先得着几个美国圣徒。尔后主就给我负担，要我到那里正式作工。主在美国的恢复就这样开了。

问：一九六二年底，洛杉矶特会之前，您们三位弟兄每天上午祷告有三周之久，主要的负担是什么？

　答：祷告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负担。那时，我们三个人真有负担；一有负担，话就来了。不需要编一篇祷告文，也不需要想一段祷告辞，负担就自然倒出来。我们三个人通常是轮着祷告，没有多少谈话，就是一直祷告。我们那时祷告的重点，是求主在美国开展祂的恢复，求主带进合式的人、有用的人。在以后一、二年内，特别是在头几个月出去访问时，我实在看见主确定的答复。每一次主带我去的地方，都有合式的人，就这样把那些合式的人带进来。现在美国各处的负责弟兄，都是在那时带进来的，实在是合式的人，也是有用的人。

　问：没有负担，要不要祷告？

　答：没有负担要求怜悯。你要向主求：“主啊，怜悯我，怜悯我。为什么我爱你，却没有负担祷告呢？为什么我属乎你，却没有负担祷告呢？主啊，怜悯我。”

　主在美国恢复的工作，是从一九六二年正式开始的。在我未去以先，洛杉矶的弟兄们就有许多祷告。他们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都在张宜纶弟兄家晨更、祷告。雷雅各弟兄住得很远，早晨车流少时，也要半小时车程。他太太不大赞成他如此作，常常浇他冷水，但是他仍然每天早晨五点半，从家里出发，六点到张弟兄家，一同晨更。那是主在美国恢复的开始。我在那里一开口讲道，灵就觉得释放，因为那里的工作是开始于祷告，开始于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很活，并且满了灵，话语也新鲜。那实在是一个正确的开始。

　问：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到美国观察以后，觉得美国为着主的恢复是很不容易的地方。到了一九六二年，李弟兄在美国开工，却处处开门。这个转变是什么原因？

　答：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去美国，住在旧金山时，马健源弟兄对我说，他觉得在美国没有路，想要再回台湾。我就告诉他，我觉得主在美国，就是在南加州要有一个新的起头。等到一九六二年，我在那里开始工作，到一九六三年，几乎从头一天，我就被美国人请到家里。从那天开始，我无论到那里，人听了我的交通之后，都告诉我：“李弟兄，你若是早来三年，我们没有耳朵听你的话。”这说明一件事，就是从一九六〇年开始，主在美国那些寻求祂的人里面，作了一个工作，成百的小团体兴起，加州尤其多。他们十个、二十个人来在一起，自己祷告、自己读经。那是主所作的一个特别的工作。

　照美国布道家葛理翰牧师的统计，那时全美大约有一百万个这样的小团体，分布在家庭里。我们观察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恢复，物质发达；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感觉不满足，求新求变的心理反映在社会上，就出现了嬉皮风潮。然而在信仰上，有一班爱主的人，却如饥似渴的寻求主的真理。在这种空气下，我们所传讲的，全数是他们从前闻所未闻的，都是新的。他们听了很有味道，就接受了。

　问：倪弟兄认为南洋众召会的缺点是松，请问我们南洋众召会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松了，就要紧一点。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事实，所有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人，都是紧的。所以你看韩国人，个个都很进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然而，我在南洋作工十年，来来回回，也住了四、五年。我发现南洋的天气，就是叫人软当当的，因为太热了。不要说南洋，就是在欧洲也是如此。你到义大利南部、法国南部，都不太干净；但是你一到德国，再往北去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苏格兰这些地方，家家门前都是整齐清洁的。

　我们在各大洲都有召会，总共四百五、六十处召会。以国家论，作事最整齐、最认真的，就是德国和日本。至于中国人呢？中国人头脑聪明，以中国学生在美国读书常拿第一名，就足以证明；可惜中国人的弱点，就是喜欢偷工减料，这种天性往往也隐约的被带到召会中。所以，我们都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彻底改变这种性格。一九五四年的训练，我给了性格三十项的操练，若是你们能注意，必定会大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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