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无论是宗教界或民间，人们对耶稣生平的兴趣可谓与日俱增。不但电视频道播放关于耶稣史实研究的特别记录片，许多杂志也撰写文章，报导在历史学者研究下的耶稣及耶稣时代的史实。这些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是以历史的眼光来重塑耶稣的原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常趁着圣诞节或复活节假期在各类媒体上出现。在神学上而言，这类对耶稣生平的研究被称为“探索历史的耶稣”（The Quest for Jesus）。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类意图探索“历史的耶稣”的作法，其共同的基本立场都是不信新约中所记载的耶稣具有历史上的正确性；反之，他们认为新约中所记载的耶稣不过是初期教会对耶稣的解释（interpretation）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圣经之外还要“探索耶稣”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们前仆后继，各据立场检视新约中的史实。一些极端人士就宣称，新约对于耶稣之敍述，不过是其门徒所捏造的故事，把耶稣说成基督。他们一致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耶稣这人和祂的一生与新约所记载的大不相同。这类极端人士中有一班学者自组了一个学术团体──耶稣研究会（Jesus Seminar）。耶稣研究会的言论极为大胆，彻底巅覆圣经权威与信仰传统，在欧美各地引起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当然也满足无知群众好奇的胃口。耶稣研究会善用媒体造势与宣传伎俩，在一般人中间大大提高了他们偏差看法的能见度，充分营造了超越传统并正统信仰的声势。其实，绝大多数的权威圣经学者，皆抱持与耶稣研究会不同的看法，并不约而同的否定耶稣研究会的作法及说法。不过，耶稣研究会的言论，无疑的成为不信派拒绝圣经与信仰的绝佳借口，提供打击基督徒信仰的利器，造成信仰不坚之信徒更大的困惑与挫折。

到底什么是“探索历史的耶稣”？其源起、诉求和发展为何？“历史的耶稣”所指为何？基督徒又应当如何面对这股“探索”潮流？虽然在完全不同于欧美社会与信仰背景的华人当中，这个问题看似不会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似乎也不会如欧美般受到高度瞩目。但因华人神学家或传道人的学术训练，多来自欧美神学院，华人兴办之神学院也多聘请欧美教师客座讲授；因此客观而言，西方世界不信圣经的“探索”之风，借着受西方神学训练的华人神学家或传道人逐渐蔓延到华人信徒的信仰中，绝非不可能之事。我们相信，基于维护信徒的信仰正统与属灵品质，在华人信徒当中陈明并讨论危害欧美甚深的“探索”之风，作为这些教训之风的“预防注射”，的确是必要的。

其实，“探索历史的耶稣”一词来自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于一九〇六年出版之著作（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的标题。此书恺述了十八至二十世纪探索“历史耶稣”的学术进展。这个探索的主要诉求是质疑新约圣经关于耶稣的描述。史怀哲详细说明并分析，从Herman Samuel Reimarus（1694~1768）起直到史怀哲前最后一位评论家William Wrede（1859~1906）为止，所有“探索”的进展。他认为这种方法并未使人们认识的耶稣比在“探索”之前显得更具有历史性，大部分关于耶稣的恺述是由学者自身之哲学立场塑造而成，不是直接探索史料来源而得的史实。因此史怀哲在他的分析里，对这种探索历史耶稣的作法抱持“彻底的怀疑”（thoroughgoing skeptical）；并且他认为这种探索忽视新约福音书“绝对末世论”（Thoroughgoing Eschatological）的观点。史怀哲的著作否定了历史耶稣的“第一波探索”，也为“第一波探索”划下一个清楚的句点。然而史怀哲受J. Weiss “持续末世观”（Consistent Eschatology）的影响，相信犹太人在耶稣所在的时期都以为末日将近，因此他宣称耶稣也不过是一位第一世纪犹太教中、自以为是弥赛亚的激进末世论者（Jewish Apocalyptist）。显然他的“探索”，也不比被他批评的学者高明。

“第一波探索”中崇尚的史实主义（Historicism）遭到摒弃不久后，教义式解释法（kerygmatic interpretation）取而代之。由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和他的门生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所开创的方法，企图将耶稣定义为一个纯粹由使徒们所传讲、初期教会所信仰的基督；而不是一个与使徒们一同生活过的历史性人物。因此，从刻板严格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所收集到的片段，便显得较不重要；反而，重要的是由使徒们所传的基督，就是教义中的基督（Kerygmatic Christ）。他们认为，尽管这种传讲甚至不能以耶稣之历史事实作为证据，但这样的传讲还是极其重要的。十字架和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真正的精义所在，是神与人相互交流的真正象征，这些才是使徒和教会的根本。显然，“教义中的基督”需以“历史的耶稣”为前提，但不需以其为对象。他们宣称，基督徒信仰的焦点并不在于“历史的耶稣”，却在于初期教会所传扬“教义中的基督”。

然而，就连一些布特曼的门生都感此法不妥。于是他们开启对历史耶稣的“新探索”（New Quest，有别于十八、十九世纪的“第一波探索”或“旧探索”）。Ernst Käsemann 觉得布特曼完全忽略“历史的耶稣”有潜在危险，并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幻影论（Docetism）。因此，他们所开启的这波“新探索”，要以历史方法能确认的耶稣史实为基础，将教义中的基督建立、定义并局限其上。这种企图的动机，是要剔除在耶稣传讲中明显属于犹太教或受早期异端影响的成分，从而寻找出在耶稣教训中有关基督教义（Kerygma of Christ）的核心。

对许多人来说，这第二波探索（Second Quest）无疑是纯然神学性（theological）的探索，并非纯然历史性。这种作法还是有人深觉不满。于是在已过几十年，第三波探索（The Third Quest）又告展开，企图发掘一位不属于历史和神学定义下的耶稣，而是以更广阔的非神学观点来看待这位耶稣，就是注重耶稣两千年前于巴勒斯坦地为人生活的可能方式。他们不在意关于基督神性的信仰──不论其是真是假。第三波探索的学者对敬神人士的最大冒犯，就是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他们想要借着回溯耶稣时代的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来树立耶稣的独特性。因此有人认为耶稣应该是个术士（magician），因为当时祂的反对者就是如此认为。第三波探索的学者不以为这是什么骇人的说法，因此也有其他人把祂看作是个能行神迹的犹太人，因为这类人也存在于耶稣那个时代。更有人全力把耶稣描述为巴勒斯坦的愤世嫉俗者，因为祂的生活不但不与这类人士相异，还多少有些类似。于是，也有对耶稣的“折中”观点；就是把以上看法交织一起，视耶稣为一具有倾覆性的愤世嫉俗者；祂利用法术、神迹和免费的食物使人归顺祂。可是这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当事情“成为折中”时，通常也就证明人无法将这一件事的所有资料融合为一，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换言之，所谓“折中观点”，其实就是“没有目标”的同义词。

探索历史耶稣的三个阶段，是要企图追溯这位耶稣到底是何方神圣。对有些人而言，他们的兴趣纯粹是其历史性，他们鲜少注意教会至终对耶稣的信仰为何。因此，基督的神学性质很明显的被撇在一边。但是对许多曾致力于这探索的人，他们的兴趣所在是寻找一个史实的耶稣，一个在祂存活、死亡后几千年来还能被人相信的人。这些人并无意放弃信仰，他们只是想要寻求一位耶稣，能被人相信并认识的一个真正历史人物。对他们而言，关于耶稣的神学方面至少必须符合历史，对耶稣的看法必须既是一个对神的信仰，也能有历史考证上的自信。

的确，我们要在历史和信仰之间找出一个能被接受的平衡点。不过我们更该注重信仰中的基督。我们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位历史的耶稣，然而这位历史的耶稣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idea）；也不只是一幅经由不同来源而得、关于耶稣一生的准确图画（picture）。史实的耶稣必须同时由耶稣的生活、历史本身的性质以及信仰所定义。我们相信信仰的基督的确是历史耶稣的真实本质。换句话说，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根据“历史实际上是什么”之准确认知下的“历史的耶稣”。我们要注意的是，“历史实际上是什么”。

“历史上的耶稣”这词的意思取决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探讨这个，似乎无关紧要，实则不然。论到何为历史，我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过去的事”。广泛的说，的确如此。只是仔细推敲过后，这个简单的定义却变得相当复杂。首先，“过去”与“对过去的描述”这两件事是不同的；但这二者皆可使用“历史”这词。一面来说，过去发生的连续事件、人物的更迭、思想的发表，都算是历史。然而这些不过是追溯往事，实际上，它们都是遥不可及的。设想我们所倚赖的无非就是这些事物的证据，也就是间接资料──或许可以正确引导我们找到事实，也或许会严重扭曲真相。就着这一面来说，历史并非我们能真正拥有，也非我们能真正获得的。我们真正拥有的历史是第二意（the second sense）的历史──是我们所创造（do）的历史，而非过去存在（was）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考究现有证据（虽有可能不完全）之后，所写出（write）的历史。这么说不免令人失望，但这确实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历史。对我们而言，这是现存唯一的历史，因此，这是“历史”这词唯一实际的意思。

其次，就着“过去的事”而言，历史十分复杂。当史学家“创造历史”时，他们会遇到许多难题，但Gerd Theissen 指出，三个相当主要的难题将立即浮上台面：史源批判论（Historical Source Criticism），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以及历史的遥远性（Historical Remoteness）。这些难题来自于史学家在创造历史（第二意， the second sense）时对历史（第一意， the first sense）的遥不可及性。首要的难题与过去证据的品质有关。我们对过去事物的了解，主要来自文字记载的流传，但这些记载具有各面缺失。史料可能语意不明，甚或难以理解；这些史料只反应出见证人部分的领会，而非故事的全貌。故事的全貌或许不易取得，也或许其见证人从未将其写下。说得更详细点，这些史料反应出见证人的一套标准，用以选择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事，但很可能他们的标准有问题。再深入一点，史料来源必须经过仔细考究，但考究过程本身就不完全。针对这点，现代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Edward Hallett Carr 提出以下比喻：

“历史事实完全不像鱼贩摊上的鱼，反而像是无垠大海中四处悠游的鱼。到底历史学家钓到什么，部分取决于机运，但主要在于他选在那个区域钓鱼，以及他选用怎样的钓具。当然，这二者又决定于他想钓那种鱼。一般来说，史学家会得到他想要的事实。历史就是诠释。”

除了史源的问题之外，还有历史相对论，与历史遥远性的问题。一些在过去极为重要，并在当时人事物上产生关联的事物，不见得今天对我们很重要，或与我们同样相关。举个例子，“矮胖子，墙上坐；矮胖子，摔破头”（Humpty-dumpty sat on a wall; Humpty-dumpty had a great fall）。这首诗在今天来看，不过是首童谣；但在成诗的那个时代，却另有政治意涵。我们不需贬低它现在的关联；但我们得记住，今天我们所能了解的关联，也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想的。Theissen 提醒我们：昔日距今已远，要避免使昔情符合今境所带来的危险。

探索历史的耶稣，一直都是尝试探索第一意“历史”中的那位耶稣。人们不断尝试回到耶稣当时存在的时代，以探寻昔日的耶稣。然而，我们所期望达到的，顶多就是第二意历史中的耶稣，因此不如称之为“史学家的耶稣”，以方便我们清楚区别二者，并坦承我们的有限。我们不是要贬损史学家这些尝试的价值，但我们深切强调：无论我们多努力，历史的耶稣绝不可能完全就是昔日的那位耶稣，就如同我们今天无法塑造出任何一位真正历史上的人物一样。 反之，历史的耶稣是人们笔下的耶稣，是人们所宣扬的耶稣，是人们所恺述的耶稣，是那位在回忆、讲述之中，从真正历史中被挪开的耶稣。虽然又不免再一次令人失望，但这便是我们真正所拥有“历史的耶稣”。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必须照实接受，并知道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这或许令人失望，但在我们的认知中，这位历史的耶稣对我们到底有何意义？这取决于我们对“历史”之定义的认识。在这里我们愿借助于著名历史学家Carr 的见解，他在书中的标题是一个简单的问句：“历史是什么？”而另一位历史学家Marc Bloch（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曾定义了二十世纪初期的Annales 学派），则以孩童的口吻提出了他的问题：“爸，到底历史有什么用处？” 尽管Carr 和Bloch 是两位理念相当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方向也不同，但他们个别对历史的了解却相当一致。Carr 和Bloch 都同意，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了解，同时也是对现在的了解。Bloch 力劝我们要借着过去了解现在，同时借着现在了解过去。姑且不论研究往事所生发的知性感受；对往事的研究，最终应当引导、帮助我们现今如何能“活得更好”。但是为了适切的了解过去，我们必须应用对“现在”的认知，因为现在是一个“确定的时代”，使现在我们所认知的人类情况和曾经存在的情况产生关联。历史学家都知道Henri Pirenne 曾说过：“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热爱生命。”现在和过往的交流，就是历史存在的意义。Carr甚至更细腻的珍赏“现在与过往的交互作用”：“借过往之事确知现在之事，意味着借现今之事确知过往之事。历史的功能，是借由现今和过去的相互关系，增进我们对二者更深入的了解。”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提到：“伟大历史的准确记录，是历史学家们借由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所启发对过往之事的眼光。”Bloch 和Carr 对过往与现在和历史的意义，有一致的见解。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耶稣”实在就是“历史学家的耶稣”，而“历史学家的耶稣”与现在和过去的关联同样重要。设若我们能照着历史第一意的领会，丝毫不差的了解“历史的耶稣”，这样的认识对我们也无甚好处，因为我们并非活在两千年前。就着我们现今的情形来看，倒是“第二意”的“历史的耶稣”，就是转述者（这里特别是指祂的使徒）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所认识的耶稣，才对我们有真实的益处。我们不可能脱开历史转述的本质，但我们是否愿意从历史的第一意中跳脱？我们关心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想知道过去而已，我们关心历史更是为了了解现在，甚至寻得有关未来的线索。因此，单单了解耶稣和祂当时背景之关系，价值实在有限。我们应当懂得再进一步，设想耶稣之于我们当前环境中的关系。历史是生活的点滴；因此，若耶稣是“历史的”（如我们所定义），若祂是有历史性而非仅是一个遥远、逝去的事实，耶稣必定与“此时”、“此地”有关！历史的耶稣是过去为多人活过、死了并复起的耶稣；就是如今，祂还是极具意义。

如果我们同意，“历史的耶稣”就是“历史学家的耶稣”，那么，我们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活在两千年前的耶稣，与我们所信“历史学家的耶稣”有何关联？这是人们在探索“历史的耶稣”时，最常被提出的问题。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需先讨论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在历史与信仰之间，有什么关联？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如何论述这问题，其实就代表他如何切入探索“历史的耶稣”。

在探索历史耶稣的最初期，历史与信仰的关联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已经提过，史怀哲声称，探索“历史的耶稣”是由Hermann Samuel Reimarus 开始。在他一生中，他的作品一直未曾公开，仅以手抄稿的形式保存。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说法太过激进，公开这些作品会对他不利。简而言之，Reimarus 认为，这些传承到我们手上关于耶稣的记载，多半都是祂的门徒因着担心他们那不为人知的生活方式会渐渐消失，而巧妙捏造出来的。在Reimarus 死后，他那些极具争议性的材料，有部分被G. E. Lessing（1729~1781）所出版，最大量的出版是在一七七八年。Lessing 开启了全世界对于“历史的耶稣”之讨论，探讨历史与信仰关系的议题，也在那时开始。Gerd Theissen 重复G. E. Lessing 对历史与信仰之间感到矛盾的哀叹：“无论我曾屡次并认真的尝试，但这实在是我无法跨越的鸿沟。若有人能助我跨过，请他必须帮助我。我恳求他，他必会得到属天的奖赏。”Lessing所说的鸿沟，是介于必须且能理解的真理（necessary truth of reason），与不确定、历史上的事实（contingent truth of history）。前者是世人普遍拥有的，后者是偶然得到、且有瑕疵的。他的意思是，凭着那“不确定、历史上的事实”，无法证明出“必须、且能理解的真理”。换句话说，在任何宗教系统中心普遍的真理，并不能因着求助于历史研究而被证明出来，因为历史研究绝不会是完美的、完整的。虽然Lessing 不同意那些研究片段历史之学者的怀疑论点，但他却确信自己的观点，认为新约圣经中门徒对耶稣的解释，并不足以构成信仰的基础，因为这些解释只不过是来自不能确定的历史层面。

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个议题又在Martin Kähler的作品中出现。Kähler 所下的结论和Lessing 几乎一样，但是他们的理由完全不同。因此，在他的陈述中所表达的意思，与Lessing 的讲法显著不同。Kähler 认为，不可能有个历史图画能够正确描写耶稣。不只因为资料来源（主要是福音书）缺乏，也因为门徒一开始写作时，那些作品本就不是要作为史料。的确，我们可以从福音书中对耶稣生活的记载学到很多，尽管是深入分析的人也可以如此；但是整体而言，福音书并不能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足以作为耶稣全部的自传。就着Kähler 的看法，撰写福音书的目的有别于历史研究，因此，将其作为信仰的历史基础是错误的。虽然Lessing 拒绝接受福音书，因为那些不确定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证实那些有说服力、且能理解的真理；但是Kähler 却接受福音书，因为他认为福音书提供了许多在历史事实以外的材料。然而，在这两个人的看法中，有个重要的信念值得注意：历史不能、也不支持信仰。

Kähler 问到：“为什么我们试图要知道基督长的是什么样子？”追根究柢，原因就在于我们相信基督除了在外表上与我们非常相似之外，祂也和我们有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历史上的研究，最多只能告诉我们祂长的和我们有多像，但唯有信能让我们知道祂和我们有多么不一样。历史既是一门符合科学精神的学科，本身必然受限于自然定律与现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自然定律与现象就是关于基督的一切，那么我们对于信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信并不是用来回应看得见的事或是自然界事物；而历史乃是要尽可能的在自然的范围内，陈明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即使我们相信历史资料是完整无误、全然值得相信的，我们所得也不过仅是确认昔日发生的事，而不是可以信入的事物。历史没有办法证明未见之事，就是那隐藏在事件背面的属灵之事。信是在自然与眼见之外的，历史没有方法让人有信。Kähler认为，历史研究的结果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历史人物，祂可能在许多方面比我们优秀、杰出，但今人不会觉得这个人物与他相近。这样的人物不需要我们用信来信入祂。若我们真的希望自己是信入神，并活在祂的行动中，我们最需要建立的就是真正的信。Kähler 和Lessing 的观点绝对是不一样的。

历史──昔日发生之事，早已离我们远去，并且不在我们能掌握的范围内。历史在告诉我们过去如何时，也不免受许多主观缺点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历史是否真的将已往之事正确并完整的表达。但历史本身最大的瑕疵，就是历史本身除了可以勉强当作信任的对象外，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能让我们确切信入。这并不是说历史写作是空虚、无意义的努力。我们只是要特别指出，历史之于信就如自然界之于自然界的神。

在探索“历史的耶稣”时，历史批判学（Historical Criticism）对那位两千年前活着又死了的耶稣，抱持彻底的怀疑。另一面说，从探索开始不久，也有人质疑历史批判学能否提供一个关于耶稣生平充分、满意的恺述。就在这许多交互的质疑中，人们开始想知道历史的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意图探索祂，便会发现我们并不能穿越时空；不仅如此，我们对耶稣的描绘也可能是扭曲、不完全可靠的。若我们以为自己能探索到极致，至终，我们还是得不着我们所信仰的那一位。对于一个信徒而言，耶稣两千年前的生活及祂的死与复活跟他有任何关系吗？布特曼和他门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他们而言，耶稣的复活并不需要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灵中的实际才是最重要的。信仰预设了耶稣的生活、死与复起，但信仰的焦点和对象并不在于这些历史的事件。反而，信仰只注视神的作为，远远超过历史。

另一面，我们不能落入布特曼那样的极端。布特曼一派的人认为，历史之于信仰是无关的，因此他们将福音书与上古世界之宗教模式并列，视福音书是被高度神话的故事，并且他们也倾向忽视福音书。我们知道福音书并非纯粹史料，但这并不表示福音书与信仰毫无关联。Kähler相信福音书与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有极大的关系，他曾写道：“我们之所以会与福音书中的耶稣相交，是因为借着福音书我们在信心的眼并祷告中所认识，在神右边的耶稣。如同路德所说，唯有在神的爱子里我们才能寻见神，祂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更明确的说，那曾在地上行走、现今被高举的一位乃是成肉体之神的话、不可见之神的像，因为对我们而言，祂是启示出来的神。”

因此对Kähler而言，福音书与信仰的关联在于它们能告诉我们，现今与我们有属灵交通的那位基督。每一个耶稣当时生活的细节都与这现今我们与祂的交通有关，这些细节并非为了记念祂，而是为着证明祂。

人们很容易因着基督教是基于历史的人物和记录，而认为它是个具有历史性的宗教。我们或许希望告诉人，我们相信基督是因为我们相信福音书中事迹的真实性。然而，许多原本不相信四福音的人，却在信入基督之后，接受四福音为事实。对他们而言，历史是次于信仰，历史研究一点不能提高他们对这位现今之基督的接受程度。

诚然，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其生活和工作也由门徒们照着印象记载下来。在书中所传达的，无疑是他们对耶稣生活、工作、受死和死后要事的诠释，他们如此记下了历史。投身探索“历史的耶稣”的学者们，却趋向贬低新约圣经在成书时的诠释过程。设若耶稣并非我们所相信那位成肉体的神，质疑新约圣经的价值是完全合理的；然而，若耶稣真是神成了肉体，那必定会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标准在运作，这运行正如我们所想，自祂从死里复活直到今日从未停止。认真的说，这运行在使徒们身上进行，使他们诠释的过程满有效力。这些资料如今极具价值，并非作为历史证据，而是关于耶稣复活前后生活的见证。正如我们的信心所能证实的，有一个神圣的运行在耶稣的生活中，也在祂复活之后运行在所产生的教会中。因此，并非在单纯历史层面上对祂生前的认识，是与我们相关；反而在祂复活后借着神圣运行使我们认识的耶稣，才与我们最为相关。

这就是Kähler的看法，他区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并且他认为被人传扬的基督才是真实的基督，而非历史学家从福音故事里搜索而得的历史耶稣。有人批评他为了救基督脱离历史学家的威胁，而将基督置于传道人的权威之下。然而，Kähler并非任意将基督置于任何传道人的掌控中。因为有些传道人所传扬、定义、认定的基督，比历史学家所作的更为害意。由使徒所传扬、新约圣经中所描绘的基督才是“被传扬的基督”。正因这缘故，Kähler提到“历史性并合乎圣经的基督”（Historical and Biblical Christ）一词：“历史性”是因为祂和我们今日的生活极其相关，“合乎圣经的”是因圣经记载由使徒所传讲的完整启示。

我们对耶稣有何种探索，取决于我们这个人。若我们没有信，就必会对“历史的耶稣”感兴趣，而对耶稣生平的诠释置之不理。诚如之前所提及的，关于耶稣史料在质和量上的缺欠，使得探索历史的耶稣困难重重。但基于上述所提及的理由，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历史研究虽然不是毫无价值，却是价值有限。我们要探索的，是“信仰的基督”。然而，这方面的探索也深具挑战性，因为若不谨慎研读上下文，圣经中所记载使徒们的传讲，会根据不同的人解读出不同的意义。就某方面意义而言，我们只是将批判的对象从“历史的耶稣”转向“历史性、合乎圣经的基督”。因此，我们应当详细推敲圣经的记载，并非针对其真实性，而是要得其完整涵意。正如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这的确是更艰钜的探索。

我们在探索“信仰的基督”时所唯一盼望的，乃在耶稣时代和新约圣经成书过程中神圣的运行，也能同样继续作工于我们的探索中。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相信这运行仍在继续。这一个跨越时代、不停转动的历史大轮，至终会证明一切。回顾历史，使我们得以鉴察前人是非，但却不能使我们得知今时的是非。现今凡事信靠神、并恐惧犯错之念，虽然看似卑下，但如此战兢、谦卑才能保守我们不断倚靠祂，并让祂的灵引导我们，更深的认知并珍赏这位在世世代代都彰显出来的基督。不仅如此，若我们真认识真理，就必然知道，如今基督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下），从在肉体里的基督成了是灵的基督，作信徒的生命，带来一切主观经历。探索历史的耶稣，固然是一个不出于信心的举动；探索信仰的基督也非信徒追求的最终标的。

唯有借着探索信仰中的基督，引领我们进入经历是灵之基督的奥秘殿堂，基督徒的信仰才有可能臻完全，基督徒的经历才可能达到极致。

※本文取材自K. Robichaux，“ The Quest for the Christ of Faith”， Affirmation and Critique， Vol. III， No. 4， Anaheim: Living Stream Ministry， 1998， pp.2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