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但虽然破坏召会，但神并不因此停滞不前，祂在召会中一直作恢复的工作。

神在召会中恢复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改教运动。一般人都知道，改教运动是在十六世纪初叶，由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引发的。事实上，远在十五世纪就已奠下改教的基础。约在路德兴起前一世纪，欧洲大陆有胡司约翰（John Huss），在英伦海岛有威克里夫约翰（John Wycliffe）为改革的先驱。他们一致反对罗马教的种种光景，其中最响亮的一句话是：“罗马教的教训算不得数，圣经的话才算得数。”他们两位可说是最早撒下改教种子的人。当然，比他们更早或同时，还有一些人起来反对罗马教，但不如他们两位那样明显。

等到路德出来，改教运动开始，更正教兴起，神就得以在召会中说话了，这是路德所作的头一件事。通常人都以为，路德改教是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路德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恢复，就是恢复了一本公开的圣经。他之所以恢复了因信称义，正因他恢复了公开的圣经。他所恢复的因信称义，乃是根据他所恢复公开的圣经。因此，路德所给我们一个大的福分，就是打开了圣经，让神说话。路德公开的站起来说，“不是罗马教说的算，乃是圣经说的算；不是教皇说的算，乃是基督说的算。”虽然那时圣经还没有完全解开，但终究是打开了。

罗马天主教封闭了圣经，他们认为人不能随便读神的圣言，因为会读错；圣经只能由教皇、主教、神甫这班人读，并且最终的断案要由教皇决定。然而路德站起来大声呼吁：要让圣经说话，让基督、让神说话。从圣经─神的说话里，路德看见的头一句就是因信称义。当罗马教关闭圣经，不让神说话，只让他们自己说话时，竟然把得救的事说到要买赎罪券的地步。人犯罪要得赦免，需要买赎罪券，大罪买大券，小罪买小券。这件事非常刺激路德，叫他下决心和罗马教决裂。他站起来告诉人，神的话乃是说，称义是因信耶稣基督（罗五1）。人犯了罪，并不是拿一点钱买赎罪券，罪就可以得赎。罗马教封闭圣经所说的话，是要封住神的口，而听凭人的话。我们要认识这是撒但作的；撒但总是要封住神的口，不让神说话，而叫人说话，结果神的见证没有了，召会的见证也没有了。所以路德兴起来时，头一件事就是打开圣经，要人的口封起来，让神的口开启，让神说话。可惜路德的时候，只说出了因信称义这句响亮的话，其他的话都不够明亮。

不久之后，更正教也有相当的情形，不让圣灵完全说话；人代替神说话的成分又进来了。几乎更正教的每一派，都有他们的信条；由于信条的不完全，就限制了神的说话。同时，他们的总会或联合会的意思，常常代替了神的旨意。他们虽然十分承认圣经的权威，但到末了却常以总会的意思为最终的断案。他们会说，“圣经固然是那样写，但我们的总会是这样定规。”所以，最终他们还是听从总会的议决。在原则上，这点与罗马教的教训代替圣经并无不同。

有一个实际的例证，就是长老会定规他们中间是用点水施洗的事。长老会是个在国教以外私立的会派，主张以长老治会为制度。成立之初，他们中间有人主张受浸，有人主张受洗；因此，各地对于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争执。为此，他们召集各地的人，有一次代表大会，要决断该用点水洗，还是受浸。开头都是先根据圣经辩论，辩到末了，主席说，大家投票吧。投票就是大会的意见。在此可以看见，圣经摆在一边了，大会的意见来了。实在说，他们不该用此作法，反而应该说，“我们既然不清楚，就再等候、再祷告，让神借着圣经的话说得更清楚。”然而他们不是这样，乃是先根据圣经辩论，然后把圣经摆在一边，大家投票表决。那一次投票的结果，定规了长老会采用点水施洗的方式。直到今天，他们仍旧执行那个决议。

更正教的各公会在许多事上都是这样，虽是以圣经为最高参考，却不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他们都会先研究圣经的根据，但研究到末了，就由大会表决。所以他们的总会，或是委员会、议会，就变作他们最高的权威；元首基督在此完全没有地位，圣灵也没有主权。

以上是更正教恢复让神说话的情形。至于偶像这点，在改教里则是相当被除去了。虽然在所谓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里还有一些像，但他们并没有拜。所以大体而言，改教是已经把偶像除掉了。

关于阶级制度、地方的立场、和对世界的弃绝，更正教并没有多少改正，有的甚至更加厉害。所以在这几点上，更正教并不能列在主的恢复里。

从路德头一步的恢复之后，过了二百年，约在一七二〇年左右，神兴起一班在波希米亚（Bohemia）与摩尔维亚（Moravia）的弟兄们，以及在德国的新生铎夫（N. L. Zinzendorf），在他们身上有一次厉害的恢复。

摩尔维亚弟兄们所跟随的属灵源头是胡司约翰。十四至十五世纪，胡司约翰在波希米亚的改革格外引人瞩目。当时他被神兴起翻译圣经，把圣经公开了，并且公开批评反对罗马教的错误。因此，在中欧的波希米亚和摩尔维亚一带地方，有相当多的人受到影响，脱离了罗马教。这件事虽然不像改教运动那么著名，但在召会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他们脱离罗马教后，头一步也是尽力的回到圣经，不愿有任何组织。所以即使以后改教运动爆发，他们也没有参加更正教。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受到很厉害地逼迫。不只罗马教逼迫他们，连之后的更正教也给他们很大的难为。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被消灭了。到了十八世纪初叶，他们在本地又受到很厉害地逼迫，有些人就迁到邻近的德国边境，新生铎夫所在的地方。

新生铎夫是一个伯爵，有很大的封地。当时，在欧洲各地有许多清心爱主的人，其中有的是喀尔文教派，有的是浸信会派，有的是长老会派。他们都受到罗马教和更正教中的各国立教会的压迫为难，所以有一部分人迁居到新生铎夫的领地。若单纯从真理的眼光看，这几班人所跟随的教训，以摩尔维亚弟兄们最纯正，所以新生铎夫非常倾向他们，并接受他们的教训。可是这几班人初来在一起时，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来情形更为严重，甚至闹到要彼此分开的地步。新生铎夫倚靠主的能力，尽所能的把这许多派的人联在一起。他尽力要大家注重相同的点，放下不同的点。基督徒中间越是大的点越相同，越是小的点就越不同，这是一定的。认真说，基督徒所争的，大的点不多，小的点很多。新生铎夫从主得着智慧，采取一个原则，就是加强相同的点，减轻不同的点。因着主的怜悯，几派不同的弟兄们接受他的意见，放弃不同的小点，而注重相同的大点。

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铎夫和这些派别的弟兄们聚集，众人立了一个公约，共同赞成并签字。签字的同时，众人有一个奉献，把自己完全交给元首基督；从那一天起，不再为自己活，乃完全为主活，并且放弃自己的意见，完全接受主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根基。这样一来，那几派人不再相争。新生铎夫就在那里提倡弟兄间的交通和相爱。他说过一句很厉害的话：“我真是不懂，舍去了弟兄间的交通，还有什么叫作召会。”他看见召会乃是在于圣徒的交通；圣徒一没有交通，召会就没有了。而这个交通是根据召会的一。新生铎夫就在那里带进一个合一的交通。他得到一个试验场，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带到一个交通里事奉神。这件事在他们那里作成功了，所以他们就自称为联合的弟兄们（United Brethren）。他们的确是把各派的弟兄们都联合起来了。

这是神又一次厉害的恢复，而且恢复得比路德时更进步。他们绝对接受圣经的话，并实实在在把罗马教和更正教里的组织制度、阶级分别都丢弃了。他们中间没有居间阶级，新生铎夫不过是他们一个属灵的带领者，在组织上没有地位，并不是会长或教长。他们没有组织上的名称，完全脱离了基督教的组织制度和阶级，所以满了弟兄相爱、共同配搭事奉的光景。已过这两三百年，他们乃是头一班带着职业到国外布道的。他们是移民布道，不是传教士出去布道。他们认为所有蒙恩的人都是基督的仆人，都是同作弟兄的。所以他们有很多人是带着职业移民出去的。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有一次在航行大西洋的船上，就是因着碰到了一班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而在属灵上有了很大的转机。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在开头时对于阶级是脱得相当干净，可惜后来还是有牧师的专职人员。

对于世界和偶像，他们也脱得很干净。他们有属灵的带领，却没有形式统一的组织。当初摩尔维亚弟兄们出去时，他们的供给、帮助都是属灵、交通的。他们不像差会的教士出外布道有差会的供给。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曾说到有弟兄移民出外布道时，口袋里只剩一块钱。他们就是这样走出去，没有差会的供给。他们既没有形式上正式的组织，也就相当让基督作元首，让圣灵有主权。

因此，到了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召会的见证差不多都恢复了。总括的说，神的说话被他们恢复了；同为肢体作祭司事奉神，被他们恢复了；召会是在世界之外，和偶像没有关系，这些事他们也恢复了；召会是合一的，也给他们恢复了；召会是就地为政，不成立联合会、总会这一类的组织，也有一点给他们恢复了。这些情形一恢复，基督就有了地位，圣灵也有了主权。

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虽然有许多的恢复，但还是不够透亮，不够浓厚。所以又过了一百年，到一八二八年，神在英国的弟兄们中间又有了一次恢复。这一次恢复更厉害、更透彻、更明亮。凡摩尔维亚弟兄们所恢复的，他们都加强了。

在英国弟兄们身上的恢复，最明显、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恢复神的说话。在路德和摩尔维亚弟兄们的恢复里，虽然都有一点让神说话，但到了英国的弟兄们起来时，让神说话这件事才算彻底恢复。那时，圣经在他们手里不仅是打开的，更是解开的。两千年来，没有一个时期，圣经的光照得那么明亮，能赶得上英国弟兄们的时期。今天更正教里所传一切正统的真理，可说没有一点不是弟兄们释放出来的。路德只释放了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至于救恩的究竟、福音的真理，乃是等到弟兄们兴起时才清楚地。

他们清楚说到，人得救不仅是因着神的爱，也是借着神的义（罗一17）。不论神今天愿不愿意救我们，祂都得救我们，因为神儿子耶稣的血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三25，弗一7）。人不需要哭着祈求得救，人可以对神说，“神啊，因为你儿子的血，你不能不救我。”他们对福音的看见强到这个地步。弟兄们中间的亮光不仅如此，连得救的证实也是弟兄们看见的。卡亭乔治（George Cutting）所写的《救知乐》可说是第一本说到得救证实的书。还有，当时人对于主再来的认知还是非常模糊，也是借着弟兄们才讲清楚地。

今天有一本很叫人得帮助的“司可福串珠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著者司可福（C. I. Scofield）乃是弟兄们中间的学生。他的每一点亮光都是从弟兄们来的，没有一点是出于自己。司可福自己承认，他需要坐在弟兄们脚前受教。十九世纪美国最为神使用的大布道家慕迪（D. L. Moody）所讲的福音，许多都是马金多（C. H. Mac-kintosh）的解经。慕迪曾说，“若是我书橱的书都烧掉了，只留下圣经和马金多所写的‘五经略解’（Notes on the Pentateuch）就够了。”英国的大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曾论到弟兄们中的一位圣经教师开雷（William Kelly），说，开雷的思想有宇宙那么大。这些都证明神在弟兄们中间有何等大量且丰富的说话。这是一件令人无法否认的事。

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那二十多年是弟兄们最好的一段时期，他们从圣经得着的亮光，像大水洪流一样汹涌而出。他们中间的教师一个个兴起来，从达秘（J. N. Darby）、开雷、马金多、格兰特（F. W. Grant）等几乎好几百位，每一位对圣经的看见都非常透亮；那时神实在是借着他们说话，圣经实在是解开了。

至于对偶像的弃绝，也没有一个时候比他们再干净。他们不仅脱离有形的偶像，连无形的都脱离了。他们中间有的人根本不照相，那些人认为留下相片乃是显扬自己，让人把自己当作偶像。达秘是弟兄们中间一位出名的带领人，直到今天没有一本像样的传记留传下来。因为他从不让人写他的传记，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作为。他认为这些乃是宣传、广告，是偶像的原则。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两千年来脱离偶像最干净、彻底的一班人。

此外，他们对于脱离世界，也对付得干干净净。他们中间有些有爵位的人，恭恭敬敬的写信给英皇，将爵位归还，并且不要一切的尊称。所有世界的东西，他们都脱离得干干净净。不只属世的世界不要，连基督教的世界也不要。因为他们认为信徒是蒙属天呼召的人，是圣别的，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他们对于世界，实在是脱离得干干净净。

说到阶级的消除，谁都承认英国弟兄们中间阶级的墙垣，拆除得最为彻底。他们什么阶级都不要，只是互相称呼弟兄。所以别人称他们为“弟兄们”（Brethren），中文翻作“弟兄会”。实在说，他们自己并没有这个名称。他们这样称呼，自然就应验了主在启示录三章对非拉铁非召会的预言。非拉铁非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启三7注1），他们中间实在有这样的光景。创办孤儿院的慕勒（George Muller）是弟兄们中间相当属灵的一位，在每次擘饼聚会中，他总是坐在最后面，为要给人看见信徒来到主面前都是弟兄。

他们的光景，可以说除了使徒行传开头那一段之外，召会一千九百年的历史中，没有一段能超过他们。神的话清楚地解开，偶像没有地位，世界对付得干干净净，弟兄合一没有问题，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阶级制度，并且他们中间的弟兄相爱、和谐配搭、与共同生活，都回到了召会当初的情形，连反对他们的人也承认这件事。主在启示录三章给非拉铁非召会的书信里，全数是称赞，没有一点责备（7~13）。以预言的观点说，那封书信所提到的光景确实是应验在英国弟兄们身上，因为他们实在可称作非拉铁非，弟兄相爱。

那时，弟兄们的确是尽他们所能的遵守主的话，所以主能向他们打开祂的话。在他们中间没有阶级，都称作弟兄，各人运用各人的恩赐。据说他们中间最明显的恩赐就是传讲神的话，连作厨师的人都能传讲信息。凡读过召会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召会建立近两千年来，乃是到了他们那时才恢复到召会原初的地位和光景。按预表说，他们不仅从巴比伦出来，并且实在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到这时候，弟兄们真是回到了召会当初的地位，起初的立场。

可惜，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太久。约到一八五〇年，弟兄们中间就出了状况，从当初他们所恢复的立场落下去。他们开头所遇到的难处，乃是对于还没有脱离公会之人的接纳问题。弟兄们是一班完全从公会里脱离出来的人，他们脱离公会的分门别类、组织制度、与圣品阶级。这几件事在今日基督教任何一个公会里都是相连的。每一个公会都是分门别类，各有其组织制度与圣品阶级。分门别类是叫基督的身体分裂，组织制度是叫基督和圣灵没有地位，圣品阶级就抹煞了基督肢体各自的功用。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所以，每一个脱离公会的人定规要脱离这些。当初，弟兄们就是一班绝对脱离这些牵连的人。

他们在开头时，就是单纯而绝对的在一起聚会事奉，所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过了不久，碰到一个实行上的问题。有一些人实在是得救的，并且相当爱主、追求主，很羡慕弟兄们的光景，要来参加他们的聚会，擘饼交通；但另一面，他们不肯绝对的脱离宗派，还留在公会里。对于这样的人，弟兄们要不要接纳呢？若是所有在公会宗派的人都不来，那就没有什么问题；若是来的人都脱离了公会，那也没有问题。但现在有人来了，又不脱离公会。他们实在觉得弟兄们有祝福，和弟兄们一同聚会实在碰着神、得造就；但另一面，因为某种关系，不愿意脱离原来的公会。好像人要和你结婚，又不愿意离开母家，还要住在娘家，有时候又来和你住一住。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对待？这就是弟兄们兴起不久之后，所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个现实的难处一来，就叫弟兄们分裂了。因着这个问题，弟兄们中间分作两大派，各执一说，相持不下。其中一派（包括达秘在内）主张，不接纳要来到弟兄们中间，却又留在公会、宗派里的人。因为公会乃是分门别类，是分裂基督身体的大罪。若是有人还留在其中，就是“恶伴侣”（evil companion），不能接纳他。若是要接纳，他就必须脱离宗派和公会。他们这个断案，从某一种属灵意义说，不能说是错；但从实行一面说，这样的断案太危险。他们定规，人非干干净净的脱离宗派，否则他们就不能接纳。因此，他们这一派就变作所谓“闭关的弟兄们”（Exclusive Brethren）。

还有一班弟兄们，为数也不少，其中强有力地一位，就是办孤儿院的慕勒。他们认为有些弟兄虽然还在公会里，公会诚然是错误的，但他们个人实在是弟兄，他们这个错误还构不上被弃绝，只要他们来，就该接纳他们。主张这派的弟兄们态度比较开放，所以称作所谓“公开的弟兄们”（Open Brethren）。

这样一来，弟兄们就分裂了；一有分裂，召会的立场就失去了。召会的立场是绝对的合一，却因此分裂了。这个分一开了头，就没有止境。不久，闭关的弟兄们在道理上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因着见解不同，他们就不在一个交通里了。他们的圣经根据乃是徒二42：“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这里所说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他们认为圣经的教训只有一是，不会两是。教训既只有一是，那么交通也只有一个。在使徒的教训里，就在使徒的交通里；不在使徒的教训里，就不在使徒的交通里。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这一派的人认为这个见地是使徒的教训，另一派的人认为那个见地是使徒的教训。他们各派都认为，自己这派所说的是使徒的教训，凡接受这教训的，就在使徒的交通里；凡不接受这教训的，就不在使徒的交通里。若有人不在使徒的交通里，他们也不能与那人有交通。如此一来，许多不同的教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交通。所以在这些人中间，分了再分，分了许多派。

在公开弟兄们这面，他们不讲究教训和交通的问题，而是以不争为夸口。他们是如何的不争呢？譬如，在台北有一个公开弟兄们（这个称呼是他们不肯承认的）的聚会，起头大家都在一起聚会。后来有六、七个人和大家意见不同，他们就认为不要与人争，自己这几个分出去就好了。这六、七个人就到另一条街租一个会所，在那里聚会。他们就夸口，他们是不争的。因此，留下来的人是同心合意，分出去的人也是同心合意，都用不着争。过了些日子，分出去的这个聚会，人数又多到三、五百，又有七、八个人意见不同，就因着神的仆人是不争竞的，所以他们又到另一条街租了一个地方聚会。于是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分作许多聚会，却仍夸口说他们不争。事实上，这样的争乃是最厉害的。所以在公开的弟兄们这面也分了，而且分得相当多。但比较来说，闭关弟兄们那面分得厉害，因为太认真了，一口咬定自己所看见的就是使徒的教训，而别人的都不是，所以不能不分。公开弟兄们这一面，又是太无所谓，怎样都可以。他们松到一个地步，甚至以后也接受了牧师的尊称，并且还有人公开提议，他们中间有讲道恩赐的人太少，应该把有为的青年人送到神学院或圣经学院受造就。

公开的弟兄们这一面，因着夸口不争，就在一个地方上分作好多会，这完全违反了圣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召会、一个立场、一个见证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乃是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但是公开的弟兄们却说，在一条巷子或一条马路上，就可以有一个召会。有人笑称他们是街路巷里的召会。这种在一个地方上可以有许多召会的说法，完全是违反圣经原则的。

他们对于这种分法，却自认为有圣经根据。在太十八20，主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无论在街路或是巷里，只要是在主的名里聚会，就有主在他们中间，因此就可以有召会。事实上，十八章里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和一个地方上的召会，乃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十八章明明给我们看见，虽然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都可以在主的名里聚会，但有了难处，有了行政上的问题，还是要去告诉召会（太十八15~17）。我们不能在有地方召会的地方，再另外成立一个会，叫作召会。在一个有地方召会的地方，可以随处在主的名里祷告或聚会，但不能说那就是召会。因为一地只能有一个召会。

他们还有一处圣经根据，就是罗马十六章，在亚居拉和百基拉家中的召会（罗十六3~5）。他们说，在一个家里就可以是一个召会。这也是错解了圣经。当初在罗马的信徒，是在亚居拉和百基拉家中聚会，所以在他们家中的召会，就是在罗马的召会。这绝不是说，在一个家里就可以有一个召会。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分在许多家聚会，但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很多召会，仍旧是一个召会。

他们还有一个说法，不论在那一街、那一巷，他们在主里都是一，彼此还是来往交通。然而，他们没有看见，行政如果分开了，就不是一个召会。从前在福州就有这个光景。一九四八年，我到福州时，城里有一个聚会，城外又有一个聚会。两个聚会中的圣徒常常来往，但擘饼各听其便，认为什么地方便利，就到什么地方擘饼。他们的行政是独立的，各自为政。这种在一个地方上分作几个聚会，行政是独立的，又说在主里是彼此交通的，这就是公开弟兄们的原则。大家都是脱离宗派，表面上是交通的，事实上行政又是独立的。合不来又不争，不争又是分开的，分开又是来往的，真是各说各话。

然而，公开弟兄们这种作风和原则，在今日相当盛行。只要三五个人和其他的人意见不同，就说不必吵、不必闹，我们另租房屋，另起门户。他们这样在一个地方上分了，却没有定罪的感觉，反而称义自己是不争、不闹的，虽然不在一起却是来往的、互相交通的。你到我这里擘饼也可以，我到你那里擘饼也可以。今天我请他来讲道，明天他请我去讲道，我们联手一同事奉主，但实际上又是合不来的。这种作风和原则完全是公开弟兄们创始的。这对人是非常方便，真正是没有信条，只要不犯明显的罪就可以。这种风气虽然对人方便，却明显违反身体合一的原则。召会的合一不能这样方便，若是这样方便是非常可怕的事。譬如，人一觉得意见不同，就可以另立一会；这未免太大胆了。召会是不能分的，召会在一地只能有一个。

另一面，闭关的弟兄们又超过地方，有一个一致的团结。凡与他们同样见地的人，就在同一个交通里，成了一个很结实的团体；这团体是超地方的。不论你是在香港、或在马尼拉、东京、纽约，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和他们见地相同的，就是他们的弟兄；这个结合乃是超地方的。虽然他们不说也不承认那是统一的总会，但事实上他们却是一个超地方一致的结合。他们这个超地方的结合，这个无形的统一组织，远超过召会地方的立场。

在此我们看见，弟兄们开头的恢复虽然很正确，可惜不久就发生了难处：第一，因着对接纳宗派里的人意见不同，而分成闭关的和公开的两大派。第二，因着道理上见解的不同，闭关的这面分了许多派；同时因着意见不同而避免争，公开的这面也分了许多派。并且公开的这面，主张在一地可以有好多召会。闭关的这一面，又成立了一个超地方的结合。这些难处加起来，召会的立场就没有了。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弟兄们当初所恢复的那一个立场又失去了。

现在要说到主在东方，在我们中间的恢复。众所周知，基督教最早传到中国，是在唐朝，距今约一千三百多年，那时称作景教，也就是召会历史上所谓的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当初使徒时期的召会落下来，就变作罗马教；到了第五世纪，罗马教分作东、西两大支派。西方的叫作罗马教，可以称作西方罗马教；东方的叫作东方希腊教。西方是以罗马为中心，东方是以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中心。与此同时，又出来一班少数的人，叫奈斯透留派，盛行于波斯的一个都城，就是现在回教的中心城市巴格达（Bagdad）。在印度的多马教，也是奈斯透留派的一支。从这个奈斯透留派中，有人在唐朝时来到中国传教，称为景教。以后还有一个中国信徒，作了他们最高的教长。在西方罗马教最高的首领叫作教皇（Pope），在东方希腊教叫作教长。奈斯透留派也是以教长为最高。景教所带给中国人的，完全是个组织性的东西。奈斯透留派的人对学问相当有研究，他们到中国时，是先到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那是当时中国的京城。他们专对朝廷里的达官显贵、士大夫阶级的人传讲教义，有好些人接受。甚至有一位景教的西国传教士，被唐朝的皇帝封为护国法师。可见情形不错，但这种光景没有维持很久，以后景教就消踪灭迹了。

到了主后一千五百多年，中国明朝时，就有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天主教大体分作三大派：第一派是多明尼克派（Dominicans），属于贵族阶层；第二派是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属于较贫穷的修士；此外，还有一派是耶稣会（Jesuits），都是有学问的教育家。头一班来到中国的是法兰西斯派，而后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其中一位著名的代表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中国改订了历书。他是学问渊博的人，在明朝的朝廷士大夫阶级中传福音。然而，他们所给中国人的印象也是一个组织。

到了一八〇七年，约在清朝时，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东来。他是更正教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人。而后更正教各宗、各派、各差会的人都来了。他们所给中国人看见的，仍然是组织的基督教。虽然后来也有所谓弟兄会的人到中国，特别是公开的弟兄们，他们在山东半岛东部、以及江西省作了一些工。到那时为止，传福音的人所给中国人看见的，还是一个组织的基督教。中国基督徒还没有看见脱离基督教组织的事。

乃是到了一九二二年，主在福州开始作工，使少数的青年弟兄们看见，作基督徒是该在基督教组织之外的，纯正、正确的基督徒不该有分于基督教组织。从那时起，不过十年的光景，主在中国开始厉害的作恢复的工作。在那十年中，全中国各地有相当多受过教育、有志有为的少年人听福音得救了。他们得救之后，对基督教都打问号。众人都异口同声说的两句话，头一句是，感谢神，打发西方传教士把福音带来；第二句是，他们所传来的主和圣经是不错的，但他们所带来的基督教有问题。当时那些弟兄们对这事，已分辨得很清楚。主自己和圣经是没有问题的，但基督教大有问题。大家对基督教不知打了多厉害的问号，因着有问题，众人就勤读圣经，找答案。特别关乎召会、基督教的问题，众人从圣经中读出许多亮光。因此在开头时，恢复也是重在这一面。

此时期，主也在我们中间作恢复的工作。一九三一年，西方弟兄们听见在东方也有不在组织里的人起来事奉神，就很高兴要到东方和我们交通。我们既是站在合一的立场上，当然愿意和所有神的儿女交通，于是邀请他们。我们预先对他们清楚声明，只和他们个人交通，并不和他们背后一切的背景发生关系。等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联络我们，是想要我们也和他们取同一个立场。并且来到我们中间的人，乃是闭关弟兄们一派的。我们一发现这个背景，就再次声明，我们只能和他们个人交通，无法有分于他们的背景和团体。他们回去后，又和我们在信上一直谈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三五年，我们才正式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承认他们当初的恢复实在是出乎主的，但他们现在所取的态度、原则和立场，我们无法接受。

我们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写这样一封信给他们，是因为在一九三四年，关于一地一个召会的亮光，在我们中间已经相当透彻清楚。我们当时所看见的亮光，可以简单说明如下：第一，只要有以弗所四章所说“一信”（弗四5）的人，不论他有什么真理的见解，都是在一个交通里。第二，召会在宇宙中是一个，在每个地方上的出现也是一个。第三，召会的立场就是召会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在一地一地显出来。总之，召会是以地方为立场，绝对是一个，一点不可分，不能因着见解或制度不同而分。守安息日或不守安息日，吃素或吃荤，信灾前被提或灾后被提，赞成浸水施浸或点水洗，蒙头或不蒙头，这些都不成问题。众人都应该在一个交通里，不可以分，只要有“一信”就够了。

不论你脱不脱离宗派，在不在宗派里，连天主教里穿着神甫袍的神甫，只要他是一个弟兄，没有被革除的罪，也可以坐在擘饼桌前，和我们一同擘饼。二十多年前，这一个亮光在我们中间就很清楚了。除了以“一信”作接纳的条件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接纳条件。不论你受浸或受洗，也不问你在那个公会，只问你有没有“一信”。召会绝对不能分，在一个地方上只能有一个显出。在这个显出上一点点的分，只不过是为着在行政、管理、带领和造就上的便利，随着人群的集居而有的分，本质上实在没有分。

或者有人以为，地方的立场和亮光是当初弟兄们所看见的；这话并不准确。当初弟兄们是有一点看见，召会是在一地一地显出来，但他们对地方立场的严格性，看得不够透彻，所以公开的弟兄们才赞同，在一个地方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会。如果他们对地方立场的严格性看得清楚，他们绝不会许可在一个地方上可以有许多会；他们的作法证明他们的光不够。同时，在闭关弟兄们一面，他们能超过地方而有个一致的结合，这也证明他们抹煞了这个地方立场。他们所以抹煞地方的立场，无非是因为他们对地方立场的亮光不够清楚。

这些年来，因着主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在一个地方上有分裂。可以说，这三十多年来，在东方这些弟兄们中间没有分，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家不敢。这个地方合一立场的亮光太厉害，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人敢作分裂的事。另一面，我们也不敢有统一的组织。这个以地方为召会立场的亮光，叫我们看见各地召会都是活在神面前，在行政上绝对是独立的。虽然在交通上，大家有联络，有交通，彼此相顾，彼此帮助，但这些都是属灵的、交通的，在组织上并没有统一。

因着这个地方立场的亮光，我们又从弟兄们岔出去的地方回来了。在两千年召会历史的演变中，使徒时代的召会乃是一个标准，然后从这里岔出去，逐渐变成罗马教。以后更正教又回来一点，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又回来一点，直到弟兄们可以说完全回到当初了。可惜弟兄们因着错误的立场又偏出去。主在东方恢复的时候，是把我们再带回来。这个回来的重点，就是在于地方的立场。

当我们讲说地方的立场时要小心，我们要看见什么叫作地方的立场。地方的立场就是合一的立场；召会绝对是一个，所以在每个地方上只该是一个出现。无论有什么意见、见地，只要是“一信”，都该在这个立场上。这一个立场就是召会的合一。这一个立场也就是召会在地方上的显出。你说它是召会的立场也可以，是合一的立场也可以，是地方的立场也可以。这三个说法都是指着同一件事。

这个合一的立场乃是一个最厉害的要求，不只要求个人属灵，乃要求彼此配搭，要求你能和一切不同意见的人，不仅是有一点来往，乃是完全合在一起。这个立场完全是合、是一，不是分而来往，不是交通而不合。今天有好些基督徒都定罪分门别类，承认不该分门别类；但众人却仍守着各自的那个分，不肯放下那个分。同时都唱高调说，我们都是在主里、属乎主的人，都是为着主的，所以我们要彼此来往；你来我这里讲道，我去你那里领会，或者开布道大会来联合一下。一旦布道大会结束后，又各归各会。这合乎理论和逻辑吗？要合就不要分，不能合而分，分而合，分了还要来往，彼此交通又不肯合。这就是今日基督教的光景。

这些话不是要说给别人听，乃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盼望我们里头对此真是清楚。比方，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听见这些话，愿意不只和我们交通，也要与我们合一。若是他们要离开长老会，却无法改变点水洗，这样你我要取什么态度？你我必须欢欢乐乐的说，“弟兄，感谢赞美主，你若是觉得合式，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在这里还是合的，不是分的。”我们总得看见，只要别人不分会、不分派，我们什么都得容让。即使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意见和见解，我们还得容让。就是他们要在召会里讲不同的见解，还是不能因此而分。我们若因此而分，就是宗派。只有他们分会了，才能不与他们合；除了分会之外，没有一个条件能叫我们不与他们合。我们一直要学这个功课，召会没有一个理由可以分，除非有人已经分了。这好像夫妻没有理由可以离婚，除非一方已经离了。我承认这实在不容易，但这就是我们的肉体要受的试验。

从圣经看，神从没有盼望把祂的召会弄得整整齐齐。请问新约中那一封书信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召会是整整齐齐的？每一封书信说到召会时，都是参差不齐的，有生命程度高的，有生命程度低的；有吵闹的，有虔诚寻求主的。如果硬要把召会划一，弄得整齐一致，外表固然好看，但这是人肉体的手所作的。我们该看重的不是整齐划一，而是要看重召会绝对不能分，你我只能拒绝那个分，其他都不能拒绝，都得吞下去。即使你觉得吃不消，也得吃；若是吃不消，就是宗派。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度量，除了这个分以外，什么都得吞下去。

使徒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们是绝对不许可分的。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基督是分开的吗？”（林前一10，13。）保罗说召会不能有分裂，但对各种样的软弱与见地，使徒却是容让的，除非是犯了严重的罪。在五章有人犯了奸淫，保罗就说，“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你们…岂不应当哀恸，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五1~2。）犯罪的人要把他挪开。使徒对此的态度不是暧昧，或模棱两可的。对于犯了淫乱、羞辱主、玷污召会的人，他的态度是坚决、绝对的，该挪开的必须挪开。但是到了十五章，“有人说没有死人的复活。”（十五12）当召会中有人传一个道理，错到这个地步，使徒并没有说，要把这样的人从他们中间挪开。使徒乃是以基督复活的真理教导、交通和开导，这是使徒的态度。

今天的圣徒都觉得召会应当属灵，但我们必须看见，只有属灵是不够的，召会乃是一。在召会历史中，没有看见属灵带下多少祝福，反而看见合一带下最大的祝福。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合一，就有一个大的祝福。两百年来，国外布道的工作最强、最有力、最有果效的，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一”出来，那就是召会。“一”没有了，也许还剩下个人的属灵，但召会的祝福没有了。再者，谁都不能否认，除了五旬节，两千年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作，超过英国弟兄们初期的时候。据我所知，那时伦敦不过一百多万人口，他们就有一百六十二处聚会的地方。牙买加（Jamaica）有风灾把圣徒的房子、会所吹倒了，几个钟头之内，各地弟兄们奉献寄去的款项，远超过英国政府所提供的。难怪潘汤（D. M. Panton）曾说，弟兄们这个运动，实际上是远超过改教运动。不过改教运动太世界化，而弟兄运动太隐藏，所以历史家都写改教的事，没有写到弟兄们的故事。实际上，弟兄们的运动是个非常厉害的祝福。当我们查看他们蒙祝福的故事，发现唯一的秘诀就是“一”，就是身体的交通，身体的合一，身体的配搭。召会有一就有祝福。

在台北这里不必全体基督徒都合一，只要能把那些散漫、立场不确定、名称不一定的小团体，都弄得合一了，我们就要立刻看见，在台北有一个大的祝福。不必什么环球布道家来讲道，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人得救。盼望弟兄们能有这样的看见，能告诉各团体说，“我们是不分的，盼望你们也不分。”也许他们问说，“受洗、受浸怎么办呢？”我们要说，“那不成问题。”或者又有人问：“那么，安息日的问题呢？”我们要说，“这也不成问题，只要不分就可以，‘一信’就够了。”如果弟兄们有这样的合一，不必组织基督教的人来合，也不必天主教的人来合，就必定有一个大祝福，有一个厉害的复兴。我们应该看见，合一就是基督作元首的时候，合一就是圣灵掌权的时候，合一就是神说话的时候，合一就是众肢体各尽其职的时候。

我们必须看见什么叫作召会的见证。召会的见证，就是三而一的神在得救的人里面，使众人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位主，一位神。在这个身体里，各种意见的人都有。我们能受得住这些试验，才能守住召会的合一，其他的事主会负责任。

原刊于一九五八年四月至五月“话语职事”第八十二期与第八十三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