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地方召会的历史(五)
读经:约七39上,十四6~1116~212326十六713~15十七2123二十22约壹三24下,四13
在前面一章,我们看过倪弟兄借着苦难所学的功课。我们看过他所受的苦来自贫穷、疾病和基督教。他从基督教所受的苦难包括五项:遭受藐视、批评、反对、攻击,以及谣言所带来的恶名。最诡诈、最破坏人的乃是谣言。撒但是说谎者,也是一切说谎者的父(约八44)。谣言就是谎言。倪弟兄在尽职时必须忍受许多关于他的谣言。临到他的这种苦难,来自于基督教的人。
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和我一同坐车要到上海郊外的江湾。当他驾着车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我说,“弟兄,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外邦人去。”他这话是引用徒十三46,保罗被犹太人弃绝以后所说的话。保罗和巴拿巴将福音传给犹太人,却遭受他们的弃绝和逼迫。因着犹太人弃绝保罗的职事,所以他说,“看哪,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到一九三四年倪弟兄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职事已经完全被基督教弃绝。他将他的职事摆在基督教跟前,所得的回报却是藐视、批评、反对、攻击和谣言。于是他告诉我,我们必须转向外邦人。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更多着力于把不信主的罪人带到召会来。在本章,我们要继续来看倪弟兄所受的另一种苦。
 
倪弟兄在召会里所受的苦
 
不公正的被革除
倪弟兄因我们中间某些人所受的苦,比来自于基督教的苦更严重。我们曾指出,召会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倪弟兄的家乡。一九二四年他被六位弟兄革除。他被革除不是仅仅在会中报告,乃是见诸文字,并且是在他出外的时候。他曾将被革除的整个过程细细交通给我听。
那时他正在靠近上海的杭州作工,有人写信告诉他说,他被革除了。倪弟兄告诉我说,当他想要有所反应时,主来问他:“你今后愿意在我手中吗?还是你要在自己手中?”因此在这件事上倪弟兄没有选择的余地。等到传福音的工作完毕,他就回到家乡。那里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从前他带得救的学生,因此对所发生的事非常忿怒。他们对于加在倪弟兄身上的事,完全不同意。他们到码头迎接他,他一下船,他们就告诉他说,不该接受这种革除,他必须采取行动。他因着旅途中有点晕船,所以叫他们当晚到他家交通这件事。
那天晚上他家挤满了人。但他们未到之先,从主那里有话来,叫他不要为自己表白,并且叫他第二天就离开那城。他告诉聚在他家的年轻人:“我不能作什么,因为主不让我作。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收拾行李,明天离开这里。”当倪弟兄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非常失望,许多人都哭了。一九二四年他就离开福州到了罗星塔。那时倪弟兄写了一首很美妙、很感人的诗歌,说到人学习背十字架而不表白自己,学习如何受苦而不开口(诗歌四六八首)。这首很长的诗歌说出他当时的感觉和心情。
之后他领受负担出版“基督徒报”月刊。这分报的头几期,说到启示录一至三章和创世记一章中所启示的真理;那是倪弟兄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间极度受苦时所写出来的。在这段时期末了,他有负担到上海和南京,在那里开始新的工作。一九二六年底、二七年初,上海召会成立了。
我们来看倪弟兄的生平,需要看见一个原则: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苦难而产生的。召会的产生就像妇人生孩子要受生产之苦。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就能很轻易的建立一个召会。召会是由基督的生命借着人的受苦而产生的。
 
忍受异议的人
中国大陆召会生活一开头,就有一位姊妹对倪弟兄表示异议。倪弟兄二十岁的时候,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她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姊妹,至终成了游行布道家,很受基督教看重。六位弟兄革除倪弟兄之后,她是对倪弟兄表示异议最主要的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当我们在上海有第三次得胜聚会时,她在聚会中总是表示异议。当倪弟兄讲话时,她一直摇头表示不同意。她比倪弟兄年长几岁,且多方受到人的敬重,但她又向倪弟兄持异议。多年来我看过许多异议者,这位姊妹是最强的一个。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的时候她就在其中,但至终她离开了。忍受这样的异议者,真叫倪弟兄受苦。
 
忍受别人的不成熟与无能
倪弟兄也因着那些在他周围之人的不成熟与无能而受苦。他与弟兄们一同背负责任,但是其余的弟兄们无法与他相比。他非常成熟能干,其他人却不成熟又无能。在中国大陆早期主的恢复里,倪柝声弟兄是一个独特、不凡的人。在属灵上,他远超过其他的弟兄们。他看见许多事,是弟兄们没有看见的。对于这种苦,我们大多不太明白。想想看,假如一位弟兄三十四岁,却必须与一位只有十五岁的弟兄一同事奉并担负责任。这个例子让我们多少能懂倪弟兄在这方面所受的苦。
因着弟兄们的不成熟,倪弟兄也必须忍受他们的顽梗。召会生活在中国开始于一九二二年,而我是一九三三年实际的进到工作里。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以前,曾到上海访问他四个月之久。在那四个月的末了,倪弟兄对我说,“常受弟兄,我们弟兄们觉得,你应该把家搬来这里,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作工。你向主敞开,看主怎么说。”我到主面前去,就清楚我必须搬到上海来。
当我进来与倪弟兄同工时,他就把我摆在与他一同背负责任的地位。起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作,因为我在工作里可算是“新手”。其他几位已经在上海与倪弟兄一起六、七年了。我在工作中是一个新人,却立刻被摆在与倪弟兄同工的重要责任里。然后我发现其他弟兄们都在各忙各的事业、工作,只有一位弟兄是同工。我比倪弟兄小两岁,这位弟兄比倪弟兄长约七岁。他进到主的工作之前是一位邮政局长。
我要说到发生在这位弟兄身上的事,好给你们看见倪弟兄是怎样受苦。有一天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我们中间得救了,很盼望在赴美以前受浸。倪弟兄很清楚这位初信者的情形,他同意这个人可以在离开中国以前受浸。然而,那位作过邮政局长的弟兄却不同意。倪弟兄问这位同工在担心什么,他说怕这位新人可能没有得救。于是倪弟兄说,若有什么错误,他愿意在主面前承当一切责任。那位同工仍然不同意让这新人受浸。倪弟兄曾在一些信息中分享过,在召会生活中总是需要交通,我们作事不能个人主义。因着倪弟兄坚持在交通中作每一件事,所以没有这位同工的同意,他是不会为这个新人施浸的。因此这位新人没有受浸就离开中国了。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出倪弟兄因为身旁的人不成熟而受苦。
我要再说另一件事,指明倪弟兄在这件事上所受的苦。我曾说过,倪弟兄从基督教各种的实行中采行了许多积极正面的事。在召会生活开头,我们的聚会大多采用弟兄会的作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称我们是弟兄会运动的中国版。开始时,我们的作法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照着弟兄会的作法。在弟兄会的聚会中,姊妹是不许开口的;唱诗可以,却不可说话,甚至不能祷告。
一九三三年我进到工作中,倪弟兄看见不让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对召会是一大损失。他清楚看见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完全是对的(参林前十一5十四34注4)。带头的姊妹们赞同倪弟兄所说的,但大多数所谓的领头人,却认为姊妹们不该发言。倪弟兄与他们交通,说我们应该释放姊妹们在聚会中祷告,但几乎所有的弟兄们都说,“不。”当倪弟兄提出这事时,我说,“阿们,”但其他人看我是新来的,认为我知道的不多。这是倪弟兄受苦的另一个例子。
在中国,召会生活开始实行时并不容易。倪弟兄是“先驱”,付代价为召会生活辟出道路;等到路开好了,我们就很容易走在召会生活这条路上。倪弟兄是开路者;他把我放在工作中与他很亲密的地位上,因为他很孤单。凭着主的怜悯,我的灵刚强的对倪弟兄说“阿们”。那成为他在受苦中的喜乐。我盼望我们都借着这交通学到属灵的功课。
 
忍受人要得地位的野心
倪弟兄也因着人有野心要得地位而受苦。因着他健康不好,常不能参加聚会。他作文字工作并顾到特会,但召会例行性的聚会就多半不能顾到了,所以他将所有聚会的责任交给我。当我刚进到工作中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非常主动、进取,表现得非常爱主。我很欣赏那位弟兄,就请他在一次主日下午聚会中讲道。那时我们在主日有三堂聚会─早上、下午和晚上各一堂。倪弟兄知道这事,就告诉我不该请那位弟兄讲道。我不知道那里错了,那时倪弟兄也没有告诉我。
至终我开始知道那位弟兄的光景。他是第三位来到上海过召会生活的。第二位是眼科医生俞大夫,第一位是那位曾作邮政局长的弟兄。这三位都是从上海中国内地会出来的。上海的传教士所以都反对倪弟兄,这是很大的原因。这三位都是那个差会所得着最拔尖的人。
从一九二七年这位特别的弟兄进到召会里,他一直很有野心要作长老,但他的确不够资格。他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倪弟兄不赞同他作领头人。至终,过了二十一年的召会生活后,他在一九四八年离开召会,造成一次分裂。他在家中开始一个聚会,雇了一个游行布道家,与士师记十七章米迦雇人作祭司的情形一样。
我看过几位弟兄,曾经过召会生活,期望得到一点地位。倪弟兄总是告诉人,召会不是组织,没有什么地位可以给人;召会是一生机体,只有活的肢体。人身体上任何安上去而有地位的东西,就如假牙,都是外来、没有生命的。今天中国所有著名的传道人,像我这个年纪的,几乎都经过主的恢复。他们来与我们聚过一段时间,期望在工作中得到一点地位,至终却发现没有地位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离开,成为反对的人。倪弟兄曾公开告诉我们,凡想要在召会生活中得着地位的,永远得不到地位。
我们中间有另一位弟兄,装作最属灵的人,为要实现他的野心。起初几乎全上海召会都被这位青年弟兄骗了,但渐渐的,“狐狸尾巴”一一露了出来。所有负责弟兄都相信他很属灵,有些人甚至因自己不像他那样属灵而感到羞愧。然而,至终这位青年弟兄被暴露出来;领头者和同工们才得知他的虚假,于是一致决定要对付他。他很有野心,却装作另外的样子。召会召集了一次紧急聚会,全会众都来在一起。在这次聚会中,一位同工宣布这位弟兄虚假的事,许多人也起来定罪他;他为全会众所定罪。他就离开了,后来成了另一个分裂的缘由。他离开后,被中国最拔尖的女子神学院聘为教师。
什么时候我们中间出现难处,“箭头”总是指向倪弟兄,他是箭靶。那时没有箭头向着我,因为我还不够资格成为箭靶。我在一把大“伞”之下受保护,那把伞就是倪弟兄。有时,人攻击他时,却大大称赞我。我里面看出他们的诡诈,我深知如果倪弟兄不在,他们的箭就会射向我。
为了年轻的弟兄们,我要说一些话。弟兄的野心是召会中的难处。说到这事是羞耻,但这是事实。这种野心使倪弟兄受了很多苦。倪弟兄告诉我们,没有人给过他任何地位,他也没有地位可以给人。至终,那些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人都离开了。有些分裂就是由于这种野心而引起的。有野心的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有野心。当他们制造分裂,总有某种理由,他们会披上某种道理作为“外衣”。他们会说,召会在某种道理上出错,他们清楚了,所以必须离开。这完全是装假,是托辞,是掩盖他们野心的外衣。
 
忍受来自我们中间的背叛
倪弟兄也忍受我们中间背叛之人的攻击。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以色列人背叛摩西的故事。当我进入召会生活,就看见这样的背叛。倪弟兄不仅忍受来自外人的攻击,也忍受来自召会里面之人的攻击和背叛。
我要陈述一个例子,说明倪弟兄如何忍受这样的攻击。我们中间曾有一位同工陷在不道德的情形里。本地的领头人处理不来,就把事情交给倪弟兄。倪弟兄迫不得已,只好处理了这局面,这位弟兄必须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后来这位曾作同工的弟兄,就开始攻击倪弟兄。至终他到了香港,设立另一个聚会,成了另一个分裂。他就在靠近魏光禧弟兄家不远的地方设立那个聚集,但是过了不久就没有了,因为这位背叛的弟兄后来患癌症而死。
他死前曾攻击倪弟兄,这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上海被日军占领时。日军害怕GC党,只要发现谁是GC党员,就要把那人杀死。那时日本宪兵很仔细的检查所有信件。这位背叛的弟兄在香港,故意将一些GC党的资料寄给倪弟兄,要让日军以为倪弟兄是GC党员而拘捕他。然而,在主的保护下,这封寄给倪弟兄好几次的信件,从没有被发现。
 
忍受从反对者而来的毁谤和恶名
倪弟兄多次忍受来自背叛者的攻击。一九五〇年,倪弟兄末了一次从中国出来,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们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有一天晚上倪弟兄和我从会所走出来,有人就在出口处散发攻击他的小册子。有人发给他一些这种小册子,他微笑而不拿。小册子里面充满了谣言和其他毁谤、攻击他的话。这说出他也在忍受攻击。
 
与他婚姻有关的苦难
我要说到一个更复杂的事例,那使倪弟兄大大的受苦。这事与他的婚姻有关。一九三四年,倪弟兄三十二岁仍未结婚。关于他婚姻的事,周遭环境令他很为难。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在一次十天的特会之后,他与张宜纶弟兄的姐姐张品蕙姊妹结婚。
倪弟兄结婚后不久,就有一次大风波。这次风波来自两方面。头一面来自张宜纶弟兄的姑母。张弟兄和他姐姐从小失去双亲,一直受姑母的照顾。这位姑母不赞同她侄女下嫁这样一个“穷传道”。那时在中国,尤其在上流社会里,认为传道人和穷乞丐差不多。虽然姑母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她侄女张品蕙非常喜欢倪弟兄,所以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结婚以后,这位姑母继续反对。有些基督教里的人发现这事,就与她联合。这是风波的第二方面。
有一天倪弟兄来到我面前,告诉我说,据他所知,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婚事会发生这样的难处。他们的名字甚至在上海最大的报纸上出现。这次与我谈话之后,我有好几天找不到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已远离上海,到另一个省分去了。
 
因着圣徒中间的背叛而停止职事六年之久
现在我要分享到中国众召会当中最大的“风暴”。要领会这次风暴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需要知道当时中国的背景。主恢复在中国的早期,中国人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仍然有一些圣徒被兴起来凭信心事奉主。
我愿意分享个人的一个经历,举例给你们看我们那时是如何生活的。一九三六年我被工作打发到华北,在靠近首都北京的天津作工。在那些日子,工作打发人,不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有人若有感觉要去某处,他们就凭信心去,工作不会给他们财物的供应。那是我们早期的实行。
当我在天津时,我发现自己需要一辆脚踏车,好帮助我在这么大的城市里行动。当时我只有四十多元,仅仅足够把我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家乡接来与我会合。我到主面前,问祂感觉我是否要买脚踏车。我里面非常清楚主要我买,虽然我并没有钱。在里面主给我把握,祂会应付这需要。这是在一个周六发生的。
那个主日擘饼后,奉献箱里开出一个指定给我的奉献包,里面有两块钱。第二天,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见我,临走之前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说,“李弟兄,这是给你的。”然后他就离开了。信封里有十块钱。之后有一封挂号邮件从一个很远的城市寄来给我,里面有二十元的汇票。
我请一位年轻刚失业的弟兄跟我一起到邮局,去把汇票兑现,他答应和我同去。在我们去邮局的途中,我看到一家脚踏车店。我进到店里,看见一辆脚踏车,看来很合用。店主说这要价三十二元。我同意买下它,他答应晚上给我送来。我们到邮局把汇票兑现以后,就回家去了。
到了晚上,店家把脚踏车送来,我就到房间跪下祷告并感谢主。当我正感谢主的时候,祂在里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数算自主日晚上以来我所收到的款项:奉献箱开出两块钱、从一位弟兄来的十块钱、一张二十元的汇票,加起来刚好三十二元!当我看见主所作的,不禁流下泪来,感谢祂的信实。这是我们同工们在中国主恢复早期凭信心生活的路。
许多人被兴起全时间事奉主,但是经济情况不好;结果,同工们经常受到贫困的试炼,也有许多人生病。有一次倪弟兄在聚会中告诉我们,同工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死于肺病。我在前面有一章曾指出,倪弟兄用他收入的三分之一为着主的工作供应别人,但我们中间的需要实在很大。倪弟兄的二弟专精制药化学,开始在中国生产一些药品。他不懂如何经营,所以就请倪弟兄帮忙。倪弟兄借这机会作点生意,好供应主工作的需要。
他作这生意不过两年多一点,从一九四〇到四二年,弟兄们中间就有一种误会。我要说这大多来自野心:一些弟兄们在药厂上班,有野心想得更高的地位。误会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除了少数几个人,全上海召会都背叛倪弟兄。
同时,日本宪兵在上海一直想要抓倪弟兄。这情况逼得上海的召会“关门”。日本宪兵想要逼上海召会加入受日本宪兵控制的伪基督教组织,召会不能这样作;加上召会内部有反对倪弟兄的大风波,因此召会就没有路往前了。
倪弟兄很有智慧,他逃离了上海,不然就会被日本宪兵拘捕。他往内地去,在战时的首都重庆经营药厂。张宜纶弟兄当时在药厂,是倪弟兄很大的帮助。因着上海召会的大风波,倪弟兄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停止他的职事;这一停就是六年。那时有谣言说他忙着作药厂生意,太受霸占而没有时间尽职。这是不实的。他不尽职是因为那个背叛。这是倪弟兄下监以前,所忍受最末了也是最大的苦难。
一九四八年,我们中间有了一个大的复兴,倪弟兄恢复了他的职事。借着那次复兴,几乎所有背叛的人都向他悔改。虽然很多人曾背叛倪弟兄,他们却没有反对召会。那是一个真实地见证:几乎每一个人都留在召会里,没有回到宗派去。在背叛那段期间,有人去见倪弟兄,鼓励他设立另一个聚会,他说这是不可以的。他告诉这些圣徒,不管召会是反对他或赞同他,召会仍然是召会,他们必须继续留在召会里。
当倪弟兄恢复他的职事,就有一次更大的复兴。于是召会决定买一大块地来盖会所,里面能坐三千人,外面二千人。地价约十万美金,盖建会所的费用也相当。当时我是负责财务的事;有一天倪师母叫我晚上到他们家。我到了倪弟兄家,他就给我三十七根金条,每条十两,总共是三百七十两黄金;当时黄金每两的价值是五十美元。他说,“把这拿去为买地用。”他告诉我这是从经营药厂来的。
借着倪弟兄恢复职事而带进复兴以后,他就开始有训练。之后GC党没收了他的训练中心,他也在一九五二年被捕,一直到二十年后在监里死去。
按照我对倪弟兄的观察和认识,他一生没有多少平安地日子,他一生都在受苦。他真是一个受苦的人。在他所有的苦难中,他学会对付他的天然生命和己。因着被停止尽职,他所学末了一个功课,就是外面的人破碎而让灵得释放。在那六年里,他学了这一个功课。在这段时间,因着许多人背叛他,他不能尽职,但是我们有一些人与他有很多交通。他总是跟我们谈到外面之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六年的受苦帮助他学习天然人被破碎的功课。当天然的人破碎了,灵才有可能释放出来。
他不是仅仅传授教训和道理给人,他的教训都有借苦难所学到的真实经历作为根据。他不只是一个圣经学者,学了一些道理而传授给人。他尽职所供应的,乃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他借所有的苦难而学了许多。赞美主!今天我们继承了这一切功课。我在倪弟兄身上所看见的苦难,以及他借苦难所学的功课,对我的生命非常有帮助。我永不能忘记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我从他所得一切的印象,成了我基督徒生活最大的帮助;这也是给众召会莫大的帮助。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传承,是借由一个人付了极大代价而建立的,这代价就是苦难。倪弟兄是一个受苦的人。他没有儿女,他的妻子比他早七、八个月到主那里,然后他才死于牢中。他不需要写遗嘱,因为他到主那里,没有留下什么。然而,他留下许多给我们。今天我们有众召会,也有如此丰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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