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文字工作的制度问题
 
文字的编辑需要统一
因着我们所出版的,是全球性的刊物,所以文字的编辑非统一不可。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英文,其次是中文,第三是西班牙文;除此之外,还有德文、法文、丹麦文、俄文、日文、韩文等,这需要比较小,暂由各国各地自行去作。比方日本,就由日本弟兄自己作,韩国也自己作等。
事实上,这个职事站的工作,在我的指导下,是有系统的。第一,职事站完全是我这个职事的服事机构。这个职事站和召会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反倒是直接和我发生关系,是我的一个文字机构。第二,职事站就是在我的指导下,把我讲的道,写的东西,印行出去;或者有录音、录影,就将那些影音带发送出去。这是职事站的职责,是我所作原则上的安排。
 
制度改革的需要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就是中国海关;这个海关的制度,完全是英制的。当你考取海关时,有一个需要履行的条约,就是你上班的时间内,不能渎职。这意思是,上班时间就要好好作海关的事;工作以外的时间,下了班,海关绝不会管你。你不能因为上班时间有一点闲余的工夫,所以就去教几堂书,或顺带办个补习学校;这是不可以的。除非海关觉得你需要进修,要送你到某某学校去上几堂课,这个可以。除此之外,海关是不允许员工作别的事。然而,我们几位翻译的人,不能守上下班的时间,这就成了我们的难处。这难处在美国也一样,破坏了上下班的办公室制度。我们破例让这些人不按时上班,别人都按时上班;他们不按时上班,这对我们的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作文字工作已有五十多年,在文字上下过许多功夫。比方我写诗歌三百八十二首:“荣耀基督,亲爱救主。”单单这一句,至少琢磨了一天。中国古人写诗,也是在音律、节奏上花不少时间。他们都有一个作法,就是文章作完后,要拿起来朗读,特别是在长廊上,一面走一面读。这样读一读,就知道那里需要修改。所以,作文章若是时间不够,是绝对作不好的。
举例而言,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过去你们把“信仰”翻成“信心”,乃是个大错。这一节的注,英文单行本初版的确有错,当时把“客观”(objective)印成“主观”(subjective)。英文有错,你们翻译的时候,也根据这个错,把经文的“信仰”误翻成“信心”。其实那里的注,下文就指向三节注2,而三节注2说得很清楚:“不是主观的相信,乃是客观的信仰。”不仅如此,20的注接下去也说,“在这至圣信仰的根基上,并在其范围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把自己建造起来;我们所领略之信仰的真理…。”你读这个注的上下文,就知道这里是信仰的问题,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客观的信仰,不是主观的信心。这个注的本文,一读就读出来了。所以,翻译的人若是肯多下一点功夫,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错。不只翻译的人应该找出这个错,连校稿的人也应该找出来,不该让这个错就这样通过。
你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译、抄写、校对这三项上。若是你们的真理学得多,文字也懂得多,这就使你们在文字工作上非常有用。虽然你们可能是在这里抄稿,但因着你们对文字清楚和深入的了解,你们在抄稿的时候,就能发觉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对或不对。你们就会知道这里指的是“客观的信仰”,而不是“主观的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为着提高我们出版的水准,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若是不改,事情一定作得不理想。今天蒙主怜悯,主的恢复普及到全世界各地,不是兴起了这个召会,就是复兴了那个召会。这样一来,文字工作势必要跟上去。如此,这个规模就要扩大了。这一个职事的文字工作,不只是中文的,也不只是英文、或西班牙文的,这三者乃是一个体系。所以我就把安那翰职事站、欧文职事站、以及台湾福音书房,三个调成一个。若不调在一起,就没法作下去。
关于翻译的工作,要翻译得好,乃在于你们的文笔如何。这好比写诗一样,是要好好用功的;你们必须用功,不用功是不行的。就如建造房子,你要马虎的盖造也可以,但若要仔细的造,这个细工的讲究就太大了。这工可以细到一个地步,要磨光,甚至要在上面雕刻。譬如我所写的诗歌:“荣耀基督,亲爱救主,”(诗歌三八二首)“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诗歌三八一首)你读的时候,就知道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我都是一审再审,一改再改。甚至于一个“的”字,放在那个字前面或后面,我都是好好花工夫斟酌的。特别是恢复本的翻译,更需要这样下功夫。服事的人一定要分别时间出来,就像从军一样,好好在书房作;不说别的时间,最起码要像上班制一样,早上上班,下午下班。他们要有召会生活,或者要在召会中服事,都要像在职的弟兄们一样,利用下班以后业余的时间。他们白天的八个小时,铁定要放在书房的工作里,同时大家要好好配搭。即使召会有特会,也不能去参加,这样,事情才能作得出来。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作出来也不知道,作得好或坏也没有把握;这全在乎你们时间用多少。草草了事的态度不可取,错误也不能再犯,否则等书印出来,就难以收拾了。
因此,翻译的工作,第一,必须是专才才能作;第二,时间太短不能作。现在已经不像三十年前,三十年前一切都简单,问题也少;现在有配搭的问题,有制度的问题,有观念的问题。我们都得承认,美国所以能强盛,不仅是因为人才强,技术高;美国本身的制度,实在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原则,召会的治理不在于个人要强,乃在于召会的制度要健全。制度一出来,制度一健全,召会就强了。然而,我们受传统的影响,还是非常注重个人。特别是台北市召会,这二十几年来,可以说制度全没有了,全是靠个人;所以,名义上虽然有长老,事实上不是长老指挥,结果就变弱了。
美国最强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按军阶来说,杜鲁门作总统是统帅三军的,但他的军阶不过是个上校。他的部属麦克阿瑟,是个五星上将。按军阶说,这个上校不知比五星上将低了多少级,但这个上校是总统,要发号命令;所以,不管你的军阶是上将或上校,都得听他的。在此,麦克阿瑟就碰到难处,所以被解职,不能再作下去了。你很难批评谁对谁不对,以美国立国的行政来说,杜鲁门对,因为这是制度问题;不能因为你是五星上将,在外面就能独裁,就可以随便来往行走。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工商业要成功,非要有世界的眼光不可。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大,但是因着主的怜悯,已经普及全世界,有美国、中国、加拿大、德国等。特别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都必须学功课,在召会里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人人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等次。不是说杜鲁门作总统,就比别人高,五星上将在前面带军队,就比杜鲁门上校低。不是这些问题;问题乃在于你的岗位在那里。你的岗位是作总统,你当然是发命令者,这是宪法。你的岗位是在外面带军队,你当然要听总统的话;否则,这个国家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美国这个国家好就好在这里,当大家竞选时,彼此攻击,然而一旦谁选上了,其他人都服气,并且都支持。在我们这个体系里,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在我,信息是我讲,稿是我定,但不能说我就是你们的总司令。我不能到你们这里,就随便叫你们怎么作这,怎么作那;这也不是个体系,不能这样作。
盼望你们都了解,作文字工作,功夫一定要下得够。若是你们的时间摆不进去,用的功夫不够,事情铁定作不好。尤其是恢复本圣经的经文和生命读经,是不可以轻忽的。特别是作编辑、作翻译的弟兄们,要在主面前接受一个负担,好好把这个翻译作好。
有些书籍的出版是有时效,必须争取时间的。若是在时间上有来不及之处,可以交给外面的公司排版,因为这并不是天天有的事,多花不了几个钱。今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是夸口,我蒙主怜悯,从最小的地方起家,若是有主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作事正确、争取时间。倪弟兄出版的敞开的门,其中有一篇“抓住机会”(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二二七页),说到我们要学习抓住机会,否则神的工作,就要受到限制。我们一看见有缺、有漏洞,就应当立刻补上;比方看见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就要快快送到外面请人排版,因为我们要争取时效。
 
凡事要在交通里作
已过书房有一件事作得很不合宜,就是印了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主张印这些东西?可见这里的“头”太多,作主张的人太多。今天我是总编辑,你们在书房印的东西,至少都应该让我知道。如此,我带领这个工作,要作整个召会的改制,才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规划什么时候要作那一步。这并不是说我在控制,我是巴不得你们弟兄们都能拿起来;若是你们弟兄们都能作,我何苦跑到远东来?在西方的工作上,美洲等着我,欧洲等着我,澳洲等着我,连非洲也正等着我,我有作不完的事,作不完的工。我既放下那里的工作,来到这里,就自然有全盘的计划。现在我们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生命读经都还没有作出来,书房却作了一堆其他的事,这就不对了。况且大家作事,警觉性都不够,若是你们的警觉性够,就会知道自己站什么地位,该作什么事。所以,大家作事,一定要有个制度才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情形,明显是我们的制度乱了。你们印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不对。
书房要编辑那本书,或要翻译那本书,召会中的弟兄们是可以提议的,但这需要交通。我们的问题在于,一面大家不守制度,另一面又缺少交通。交通是很重要的。譬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犹大书里,你们把“主观”、“客观”弄错了。虽然英文是用“主观的”,但从上下文看是读不通的,应该是“客观的”才对。若是你们打一通电话问我,最多花二十多块美金,你们就帮助我免去了那个错;可惜你们没有。反而是有一天,我自己看见英文不对,发觉那里怎么会是“主观的”,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快快改。之后,我就担心你们中文翻译没有看出那个错;果然,你们没有发现那个错。这就暴露出你们的弱点,也暴露出我们的系统差,我们的工作效率更差。
 
作事要有体统,要在制度里
你们作编辑或作翻译的人,没有权利定规要作那本书。按作事的制度说,你们有负担要作,这是很好;但是召会的长老们,有任何提议时,书房必须先问问我。书房编辑要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是我在定规的;凡我定规要出的就出,定规不要出的,就不出。若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印了别的书,这与原则不合,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实在盼望能帮助你们服事的人,改改制度,改改观念,认识老局面不能再要,那一套是不能再用了;你们一定要彻底的改。
若是你们还要在这里事奉召会,还要在文字工作里服事,所有的老作法都得改。从前你们只认人,不认事,现在你们要只认制度,不认人。制度好,谁上来作总统都可以,都好。以美国为例,就因为制度好,所以绝不会强者作总统,美国就强,强者一下台,美国就弱了。这是我们从前的味道,这味道一直留在台北这里,甚至台北的长老聚会,那个味道还在长老身上。我给你们建立起一个制度,你们放着制度不用,又去认同人,这实在是大错。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对待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路十六8)我们作事一定要有作事的体系,凡事要有体统。
从前中国一向吃大亏,就因为根本没有制度,完全是靠人事关系;人事在就有制度,人事不在就没有制度。以美国为例,若是总统不在了,美国还是一样可以运作,在制度上由副总统就任,继续执行。或许副总统没有总统那么强,但因为制度在那里,所以一切都不会改变。因此,我们要学功课:我们的本能只能在制度范围里应用。我们能在范围里用我们的本能,那才是我们的本事;这才是一个制度。若是没有制度,光有本事,你就会是野的,是个没有智慧的人。不要说“我喜欢,我不喜欢”等类的话;今天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若是你们有一个负担要为着主的恢复,就请接受这个制度。若是你们有负担为着主的文字工作,就请接受这个制度,把自己摆进去。你们要把自己摆在里头,接受一个制度,而不是要制度来接受你。若是没有这个制度,你也不能作太多;我们所以能作那么多,就因为在制度里。现在我们有多种语文的文字工作同时进行,若是没有一个制度,我们如何能作,又要怎么作?所以,请我们好好在这个制度里作事。
主后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讲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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