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早期恢复的见证
第三次得胜聚会(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四年,可说是主恢复的大年,大在什么方面?大在启示上。倪弟兄得救后,就开始勤读圣经和属灵书报,因此对基督相当有认识。你们若是有最早期的基督徒报,从其中的序文或开头的话,就可以看出,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对基督、召会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一九三三年夏天,他出国到欧洲的伦敦,也到加拿大和美国纽约,访问弟兄会的人,同时去拜访史百克弟兄、潘汤弟兄,也去见了《救知乐》的作者卡亭乔治(George Cutting)。那时销售最多的书是圣经,其次是“天路历程”,第三就是《救知乐》。

 倪弟兄去看卡亭乔治时,他已将近九十岁,他告诉倪弟兄说,“没有祂我不能活,没有我祂也不能活。”倪弟兄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我也很宝贝这话。倪弟兄这样出去游历,当然有更新、更往前的认识;他看见基督乃是神的中心,也是神的普及。所以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至三十一日,在上海有十天的特会,每天两篇信息,上午讲基督是神一切的中心,也是神的普及。他用了两个非常好的英文字“centrality”和“universality”。他说,神一切的计划、旨意都集中在基督身上,基督是中心,并且从这个中心普及出去,所以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那几篇道可说是经典之道。下午他讲《神的得胜者》。我在那里听的时候,作了记录,倪弟兄觉得很好,就要我修改一下,把这数篇信息,全数刊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第三十四期复兴报上,前头还有我写的一篇序文。

 这次聚会也称作第三次得胜聚会。第一次得胜聚会在一九二八年二月,讲“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第二次得胜聚会在一九三一年十月,讲“神的约和神的智慧”;第三次就是这一次,讲“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和 “神的得胜者”。

 一九三四年一月的特会过后,倪弟兄因着游历欧美,看见弟兄会中混乱、分了再分的情形,就觉得必须加以研究。所以,他重新把新约读了一遍,看出新约里地方召会的界限,就是那个召会所在的城市的界限。他就和弟兄们一同查经,出版了“聚会的生活”这本书。
 
倪弟兄对李弟兄的成全(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到了上海,倪弟兄留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直到参加完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天得胜聚会,才回到北方家中。在那几个月里,倪弟兄从各方面,用各种方法成全我。第一,他送给我两套书,就是在第二篇所提到的,达秘的“圣经略解”,以及阿福德“给英语读者的新约”;第二,我每次去他那里,他都与我长谈,而没有闲谈;他都是说到召会的历史,以及我们中间,自一九二二年起到当时为止,十年多一点的现代历史。此外,我刚到上海时,倪弟兄特别为我在北四川路戈登里的第二会所,安排了一个特会。我住在文德里,特会是在戈登里,搭电车过去要一个钟头;文德里那一区人数多,戈登里是新区,人数少。我有点惊讶,为什么我刚到上海,他就为我安排特会?又为什么不安排在文德里会所,却安排在戈登里会所?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用意不在于有特会,而是在于要试验我里面有多少东西;又因着我是新来的,所以就把特会摆在第二会所,要看我怎么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全。

 到了第二年一月得胜聚会前,有一天倪弟兄拿了一札信给我,他说,“我太忙了,这里有几封信,你替我复一复。”其中有一封信是广西来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关乎召会,关乎召会的组织、聚会等类的事。我就一一回复了。没有多久,也就是在得胜聚会前,倪弟兄主编的通问汇刊第一期出版,我写给他关于烟台聚会之起头的信,就登在第一期里,以后各期也登了我所写关于得胜聚会的报导,以及我替他复的信。那也是一种成全。

 到了得胜聚会前一天的主日聚会,自然像是个预备聚会。那次来参加特会的人,比从前两次都多,外地来的圣徒,加上本地圣徒,约有三百多位,都等着在主日聚会听倪弟兄讲道。我住在会所的楼上,也很欢喜,把圣经预备好了,笔、笔记本也都预备好了,欢欢喜喜的准备下楼聚会。岂知聚会前十五分钟左右,那位替倪弟兄烧饭的弟兄来了,递给我一张倪弟兄写的字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常受弟兄,今天早晨大聚会你讲道。”我一看,又惊惧,又不太高兴,心想:要我讲道,也应该在前一天告诉我,我还可以预备;现在会场里坐满了人,讲台又在中心,四面的人都朝着讲台,那里应该是倪弟兄站的地方。我还没有考虑完,聚会时间就到了。倪弟兄又不知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下楼,上台传讲信息。我的确知道,那也是一种成全。
 
通问汇刊停刊始末(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
特会之后,我回到北方家乡住了两三个月,五月间又回到上海,因为倪弟兄希望我多住上海,和他们一同作工。那时,通问汇刊第一、二期,的确有价值,把各处工作、召会一切的通问、新闻,都汇集在一处,由倪弟兄亲自主编。然后他因体弱,时间来不及,就委派李渊如姊妹作代编者。等到一九三四年夏天,李渊如姊妹被请至广州一带,在姊妹中间作工,就把这事委托给我。那一年,全国爱主追求主的人,都有意思要走主恢复这条路,都有意思要脱宗派、受浸、擘饼、蒙头。由于之前通问汇刊里刊载,希望各处追求主的人,能给我们消息,有一点通问;好些人看见,都写信来。然而写来写去,都不外乎四件事:脱宗派、受浸、擘饼、蒙头。我一面编,一面觉得不满意,删掉了许多,只登了一些辞句还算文雅、带点属灵味道的信,但还是离不开脱宗派、受浸、擘饼、蒙头。

 这样出了一、两期后,正在休养中的倪弟兄来了一封信,说,盼望各处弟兄们能有一点通问,说到他们怎样经历基督。这意思是,我们在一月间的特会里,讲了“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但通问里的信,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件事,没有一个人题基督,都是题脱宗派、受浸、擘饼、蒙头等,以为脱宗派就属灵了,受浸就走道路了,蒙头就顺服了,擘饼就爱主了。倪弟兄在信上,大大的点出这种情形的不当。我就在第九期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但是没有得到多少改正的效果。一直到出完第十一期之后,倪弟兄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同时也有一封声明,说明从今以后不再出通问汇刊了。我把这声明刊登在第十二期,通问汇刊也就此停刊了。倪弟兄实在盼望弟兄们对基督有经历,在见证、通问里,能多说一点经历基督的事,多分享一些如何得胜等。这两点,是他已过几次特会的重点。换句话说,他很感伤,他在特会里讲得那么清楚,也印成书报,供众人阅读追求,但竟然得不着响应。
 
李弟兄在浙江平阳(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李小姐回到上海,我把通问汇刊的编辑工作交代了,就出门,经过温州、瑞安,到浙江南部的平阳有特会。平阳一带,从一九二八年就开始有聚会,到一九三四年,已经有将近八百到一千人。开特会的地方叫作马站,聚会时,男男女女都是光着脚,但上身却是穿得整整洁洁。他们属灵的情形非常好,非常有价值。我在那里停留了约三周。那里没有汽车,都是步行,有时弟兄们体谅我,替我雇一个小轿子。他们都很有爱心,知道我是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就“好心”的作了一些馒头给我吃;但那些馒头外面发亮,里面却还是生的,吃了不消化。

 许多时候我们爱主就像这样,非要照我们的意思爱不可。三周过后,我不仅瘦了,并且带着胃病回去。我从温州搭船到上海,再从上海搭车到杭州,刚好赶上十月间倪弟兄的第四次“得胜聚会”。后来倪弟兄说,他在台上讲道,看见人一个个走进来,就是没有看见一张像李弟兄那样难看的脸。所以我是学了功课,切切不要以自己的主张来爱人;我们的意见都应当被杀死。
 
第四次得胜聚会与倪弟兄的婚事(一九三四年十月杭州)
第四次得胜聚会共十天,聚会的内容还是讲神的得胜者,信息分两条线,第一条线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如何作得胜者,完成神的定旨;第二条线是关于属灵的争战,给我们看见如何与仇敌争战,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不过那次特会的信息没有印出来。

 聚会一结束,我和另一位弟兄,就是杭州召会的同工,也是负责弟兄栾腓力(原名栾永生),被李渊如姊妹找去。栾弟兄是东北人,比我大一两岁,为人很正派。他得救的故事很有意思。他原是反基督教的,因着搞政治、搞党派,所以比较时髦。有一天他到一个古庙去,看到在偶像前的供台上,有一本打开的大字圣经,上面一层灰,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打开的那一页是诗篇第一篇。栾弟兄一向反对基督教,轻视圣经,就去看看到底圣经讲些什么,读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越读越觉得基督教的圣经相当不错,越读越受感动,就在那里认罪悔改,甚至仆倒在地,痛哭流泪,就这样得救了。他得救很透彻,也很爱主、爱圣经,就加入远东宣教会读神学,作传道人,那是“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门夫人的丈夫所成立的。以后他看见光,就转到主恢复的这条路上。

 我们年长的同工李渊如姊妹,把我们两人请去后,告诉我们,倪弟兄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没有结婚,这一次他母亲倪老姊妹,知道全国的同工都集中到杭州来,就趁这机会和同工们说一说,盼望大家赞成,劝劝倪弟兄结婚。因着李姊妹算是同工中最年长的一位,属灵上也相当有分量,所以倪老姊妹来见李姊妹,一同要求倪弟兄结婚。讲到末了,倪弟兄说,“好吧,同工们要我结婚可以,只要栾腓力弟兄答应作婚礼的司仪,李常受弟兄作傧相,我就结婚了。”以后他知道我们两人答应,就结婚了。谁证婚呢?那时我们中间年长的不太多,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正好我曾去东北长春讲道、为人施浸,当中有位原是那里长老会的长老,他大约有六十岁,是个很有分量、很成功的商人,也从东北长春到杭州来赴特别聚会,我们就请他出来作证婚人。
 
设立长老与姊妹在会中开口(一九三四年)
倪弟兄结婚后,各地同工都转到上海去。倪弟兄觉得机会到了,就决定设立长老。在这之前,他常和我谈到两件事,一件是我们中间开头的时候,相当受弟兄会教训的影响,所以弟兄们都认为,我们不应该有长老,一有长老,就变成组织了。另一件是,弟兄会绝不许可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连祷告都不可以,只可以开口唱诗。然而我们开始聚会后,倪弟兄从经历中觉得,这种作法太使聚会受亏损了,好像一个“半身不遂”的聚会。每逢聚会,弟兄这一边祷告,声音又高,姊妹那一边却鸦雀无声,这个聚会就不能平衡。

 一九三三年十月间,我刚到上海不久,倪弟兄就和我交通这件事,问我怎么看?那时我初出茅庐,也不太懂什么,只说姊妹们在聚会中不能祷告,是聚会的一个亏损;不过我也有印象,林前十四章说,姊妹们在聚会中要静默(34),所以我也不太敢说姊妹们可以祷告。然而,倪弟兄觉得应该让姊妹们开口,于是从一九三四年,就实行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对这事不太满意,不过众人都还是有主的恩典。

 若是我们争论姊妹们在聚会中,到底可不可以开口,我们就是又在那儿争皮毛、争小点了。虽然林前十四章说,姊妹们要静默;但前面十一章却说,姊妹们祷告或是申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5)。可见有姊妹祷告、申言这回事。表面看来,林前十一章和十四章,关乎姊妹们说话的问题,好像有些矛盾,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和我们一再读经,我们就领会,十四章所说妇女要闭口不言,是指着姊妹们不可以施教、不可以定教义;这也和提前二章十二节相符合,那里说,不准许女人施教,意思就是不准女人用权柄施教,解说并断定教义。

 一九三四年开始,各地召会也就随着实行姊妹们开口祷告,可是还不能在聚会中说话。然而我们中间有几位姊妹,特别有恩赐,她们每到一地,对姊妹们讲道,弟兄也喜欢得帮助,就用一个屏风或幔子隔开;弟兄们在幔子后面听,姊妹们就在幔子前面讲。慢慢的又放松一点,姊妹们可以作见证了;但见证来、见证去,很难避免带着一点教训。所以这些事,实在很难划出一成不变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主的恢复里,只要注意重点,不要注意那些小点的问题。不过,姊妹们站住姊妹蒙头的地位,总是对的。至终,姊妹们开口祷告、作见证这件事,在我们中间算是行通了,没有难处。

 至于设立长老这件事,虽然有一、两位同工不赞成,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底,杭州聚会结束后,同工们都回到上海,倪弟兄就宣布了一个日期,正正式式的设立长老。上海召会头一批的三位长老,一位名叫杜忠臣,一位名叫林光表,第三位是吴锡祜。林光表原是上海北四川路宣道会守真堂的信徒,那里有一班追求的青年人,发现他们的年轻牧师常常不在,就跟踪他,原来他是到了文德里的会所,听倪弟兄讲道,所以他们也跟着来听了。牧师被发现后,不肯再来,但这些青年人还是来,其中有一位就是林光表,他走了主恢复的这条路。倪弟兄订定设立长老的日期后,有一、两位弟兄非常抗议,逼得倪弟兄宣布全召会禁食一天。那天众人就都到上海兆丰花园禁食祷告,借着禁食,那位抗议最强的弟兄改变、同意了。于是就设立长老,这件事也算平安过来了。
 
上海召会的风波与难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我因着之前从平阳带着胃病回上海,那时就觉得必须回烟台去休息一下;倪弟兄也同意了。那知我到家后,十一月,上海就起了风波。什么风波呢?就是倪弟兄结婚的事。原来倪师母幼年失去父母,兄弟姊妹有些是在姑姑照顾下长大。这位姑姑有点钱、有点地位,很想把侄女嫁给一个比较有地位、有钱的人。岂知燕京大学毕业,成绩优异,尤其精通英文的倪师母,竟然愿意嫁给一个穷传道人,所以她的姑姑大为反对。

 当时她住在上海,没有去杭州参加婚礼,却放了一句话,意思是要倪弟兄在结婚后,必须去看她,否则她就不让他过去。倪弟兄从幼年得救,就很守真理,一切事都照真理而行。他说,“我结婚了,我太太的亲姑姑住在上海,我一定同太太去看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她先放出风声,如果我不去,就要给我难堪;这样我就不能去了。我一去,就变成政治作用,显明我是为避免难处而去。”所以他就不去,事情就僵在那里。倪师母的姑妈平常所接触的,都是一般公会的人,他们早就不喜欢倪弟兄,所以就火上浇油,闹得满城风雨。

 当时栾腓力弟兄在杭州,马上就被李渊如姊妹找去。可怜他病得比我更严重,肺病在身,血压又高,加上失眠,夜里睡不着。李小姐找他,他就找我,打电报到我那儿。我就在一九三四年底搭船,于一九三五年初到了上海。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他看我叹息,我看他叹气,对这件风波一筹莫展。然后我们一同去见李小姐。她说,“你们是弟兄,弟兄是作头的,这个时候你们不作头,什么时候作头?”我若记得不错,她还加上一句:“你们作斧头、作榔头啊?”意思是说,“没难处时你们作头,有难处了你们不作头吗?”我和栾弟兄互相看看,一句话也没得说,再坐一坐,就出来回住处去了。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叹息,环境真是艰难。第二天就听说李小姐搭船去湖北汉口了;过了两天,栾弟兄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原谅我,我也要走了。”就搭火车走了,留下我一个人。

 一天早晨,倪弟兄来了,他比我长两岁,实在相当认识主。他拿了一分新闻报,几乎流泪的说,“我一生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把我倪柝声结婚的事,用这样大的字登出来。”然后把报纸撇在那里,第二天也和几位弟兄开车,从浙江、江西、湖南,往广西去了。他走了之后,只剩下我和汪佩真姊妹留在那里。我们两人实在作难,只会流泪,流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不要再作什么了,也不要再去见什么人了,我们什么也不作,让反对的人去反对吧。我们就是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再也不管这事了。奇妙的很,鬼魔的事,你越反对,他越麻烦你;你让他去,他反而平静下来。

 外面的风波过了,但是内部的难处来了。有位同工,在参加特会之后留在上海,他来见我说,“李弟兄,我现在要回汕头作工,我要请上海召会的长老替我按手。”他想利用上海召会长老的按手,得到一个名义、地位来支持他。我就和上海召会的长老们交通,长老们说,“在乎你李弟兄怎么说。”他们又说,“倪弟兄这次出门之先,交代我们,是你李弟兄在这里全权管理工作的事,也全权管理召会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全数由你作主。”我真是为难,不给这人按手是难处,给这人按手也是难处。感谢主,也平安带过去了。
 
杭州西湖查读“歌中之歌”(一九三五年五月)
到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李小姐回上海,倪弟兄也回来了。那时我已筋疲力尽,很喜欢他们二位回来,我就可以回烟台休息。然而,倪弟兄却因风波的关系,不肯出来讲道。李小姐很关心这件事,就来找我;她说,“李弟兄,只有一个办法能叫倪弟兄讲道,就是你和我去请求他,和我们查一本书,是多年没有查过的,就是雅歌,歌中之歌。”这一来,我又走不了,只好和李小姐一起去见倪弟兄。

 感谢主,倪弟兄被我们说服,答应我们,不过他不要在上海作,要到杭州西湖边去作,而且只要几个人和他一同去。所以我们七、八位弟兄姊妹,就一同去了杭州,在西湖边住下;在那里两周之久,把雅歌八章,一节一节详细的查读过。我们也不知道倪弟兄是什么时候预备的,他真是在那里有条有理的,带我们查读。每次来在一起,他背着手讲,一位青年弟兄记录,那就是后来出版的“歌中之歌”一书,里面有相当丰富的属灵信息。
 
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的信(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次查经过后,我们都很喜乐,我就向他请假回北方休息。他说,很好,应该回去休息一下。然而,他要我替他回复伦敦罗区福街聚会弟兄们的信。他们在信里提到,倪弟兄去访问他们,又去见潘汤和史百克弟兄的事。这个信不容易复。我说我绝对作不到,结果还是他自己写了那封信。这封信的确有历史价值,倪弟兄写得太好了。在信末签名的,有上海召会的三位长老,代表召会;另外有三位同工,就是张光荣弟兄、我、和倪弟兄,代表工作(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六册,一八二至一九六页)。当然,这封信一发,我们和弟兄会的关系就结束了。
 
基督作得胜生命的复兴(一九三五年夏天)
此时,倪弟兄因着婚姻的风波,灵里有些折磨,觉得自己需要一种属灵的休养,就定规在夏天之后再到欧洲。他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在五月底、六月初回烟台后,替他安排一下。等到六、七月间,他和倪师母也到我那里去,一同休息一个夏天。过了夏天,他再从那里过海到大连,由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再经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交通过后,我就去预备,不久倪弟兄、倪师母就来到烟台。

 烟台是个很凉爽的港口,到了夏天,很多西教士都到那儿避暑。在那里,我们遇见一位单大夫(Dr. Stearns),他曾在一九三二年,请倪弟兄到齐鲁大学,对医学院学生讲道。那时有一位西国姊妹巴小姐(E. Fischbacher)也在单大夫家作客,我们大家就彼此认识了。倪弟兄有时住在我家,有时到单大夫家,和他们有交通。有一个晚上,他在单大夫家和他们交通后,就到院子里的网球场上与主交通,祷告主,再一次得着圣灵浇灌。他来和我商量,可不可以有一次特会。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就定规在烟台有一周的特会。

 在那个特会里,他并没有讲圣灵浇灌,而是讲基督如何作得胜的生命,那带给我们莫大的帮助。前一年,他讲过基督是中心与普及,这次又讲基督如何是得胜的生命,所以在烟台那里,就有一个基督作得胜生命的复兴。我们许多人都得了复兴,他自己也相当复兴,就打电报到上海,告诉圣徒们这个经过。因此,上海召会也急切盼望他回去,有同样的复兴会。于是他就取消欧洲之行,搭船回上海去了。

 他一回到上海,上海召会马上召开特会,也是个复兴。闽南听见了,也请他去;他去了,闽南也得了复兴。因此,一九三五年间,华北烟台得着复兴,上海得着复兴,闽南一带地方也得着复兴。可以说,那是我们中间相当有内里生命分量的一个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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