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信息我们要从四个问题，来看主恢复在中国的进展。第一个问题是，历代主恢复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主恢复里有些什么小点？我们说过，恢复就是修补，但在修补的过程中，往往轻重不分，太过注意小点，而忽略了重点，以致发生难处。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是重点，什么是小点。

　第三个问题是，到底圣经完整的启示，是以什么为中心？保罗的职事就是完成神的启示，也就是完成神的话语；这个完成的重点，完成的内涵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主在我们中间，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这头一个十年的恢复里，所发生的难处何在？现在，我们要一一来看这四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二个问题。主历代的恢复所注意的重点，不外乎基督、灵、生命和召会。两千年来有许多的恢复，包括路德、士文克斐尔等人所带进的恢复，这些恢复的重点，都在于基督、灵、生命和召会。至于什么是小点呢？小点就如受浸、擘饼等类的事。因着人太过于注重小点，就产生了许多争论。比方，受浸是用热水或冷水？是用淡水或咸水？是到有水的地方就可以，或是一定要到约但河？是用洗澡缸或是一定要用受浸池？又如擘饼，是在上午还是晚上？是用面包还是用无酵饼？是天天有，还是一年分四季，或是一个月一次，或是每主日一次？这都是有可争论的，并且个个都有理。

　西元一千六百多年的时候，有一班追求真理的人，看见受浸是要浸到水里，他们就为这个真理殉道，并且成立了浸信会，以这个看见为他们立会的根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那已经立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之外，再立别的根基（林前三11）。他们不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建立召会，反而在他们所看见的一条小真理上创立他们的会。不错，受浸是个真理，但这不是中心的真理，这只是一个小点。主所注意、所在意的，乃是基督、灵、生命和召会。

第三个问题，圣经完整的启示是以什么为重点？保罗完成的职事里有什么要点？答案也是这四项：基督、灵、生命和召会。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林前一17）又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二2）保罗的意思是：“我没有注重传浸礼，也没有注重给人施浸，我到你们中间去，只知道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道，乃是神的大能。”我们若去读哥林多前书，仅仅头八章，就能叫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着重的说到基督、灵、生命和召会。其中说到灵，是包括神的灵与人的灵。可惜，一百个基督徒读哥林多前书，不一定有一个看见基督，看见神的灵与人的灵，看见生命，或看见召会。那么，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大多只看见一些小点，并且为那些小点争论不休。

另一面，在基督教里还有一班信徒，把每件事都属灵化。他们认为属灵的事在乎灵，不在乎这些物质的东西。擘饼时用有酵的面包切成一块块固然不对，但即使是天天吃无酵饼，而不属灵，却有什么用？记念主不在乎吃饼，而是在乎活出祂的生命；记念主是在乎效法祂的死，模成祂死的形状，这才是真正的记念主。他们把擘饼灵然化，认为除了属灵，一切都无意义。

　灵然化得最厉害的，是宾路易师母（Mrs. Jessie Penn－Lewis），她反对有形的擘饼、有形的受浸。她认为，不仅滴水不够，就是浸水也没用；一个人跳到水里去一百次，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受浸乃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葬，与基督同复活；这样活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天天都在那里实行受浸，才是真正的受浸。信徒擘饼，那不过是物质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信徒把基督活出来，真正在那里展览基督的死，那才是真正的擘饼。

　当时，宾路易师母有一位年轻的同工，就是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以后他来台湾时，清清楚楚告诉我，他离开宾路易师母，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宾路易师母太把主的桌子和受浸的事灵然化了；他不赞成。另一个原因，他认为无论如何，宾路易师母总是个姊妹，在那里作头，他也有点不赞同。他离开之后，自己设立聚会；他的擘饼聚会实在是形式上加形式。我曾在他那里作客四周，最少参加了三次擘饼聚会。只见前面一张桌子，他站在那里，从头站到尾，喊诗、祷告、读经、讲道，都是他指挥，也都是他作。作久了，大家都知道他的作法。分饼、吃饼、分杯、喝杯，都有一定的程序。分饼有七个梯次，分杯也有七个梯次；等到饼传了，杯也递了，他再讲一点话。以后他就说，“现在是大家自由敬拜的时间。”这时才有一些人开口祷告，约有十分钟。然后他又宣告说，“自由敬拜的时间结束。”这时大家都不能祷告，只等他再来讲一点话。谁也没有想到，史百克这样一个属灵的职事，竟然这么在意形式。

　这就给我们看见，宾路易师母讲关乎基督的死，实在是在主的恢复里；史百克弟兄讲关乎基督的复活，也实在是在主的恢复里。他们的确是对的，是在基督、灵、生命和召会这四个重点之内；然而，令人觉得叹息的是，在他们所注重的真理里，夹杂了一些如同汗毛、眉毛、鼻毛、头发等细小的东西。

　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头一次应邀到我们中间来，先在香港讲道，然后到台湾，其间差不多都是我替他作翻译。那时，他所讲的实在是恢复的道，没有任何的夹杂；我们众人都非常得供应。可惜，一九五七年他第二次来时，却把“眉毛、鼻毛、汗毛”都带来了。有一天，在台北工人之家的饭厅里，有一百多位同工和他有自由的交通。其中一位问他说，“史弟兄，您这是第二次来，您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有什么话说？”他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他头一次来就看见一些事，他很不以为然，不过他觉得不要太快说话，这次再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就要说了。

　首先，他说，“你们中间那些在军队服务的弟兄，为什么聚会一结束，还没有走出会所，就把军帽戴上去了？”在座的一位弟兄好意的解释说，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这样，军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脱帽，不过他们来聚会，当聚会一开始，要祷告、读经时，他们就照着林前十一章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申言，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话，把军帽脱下来。等到聚会一结束，他们就把帽子戴上去，不管在外面或屋里都一样。

　当下史弟兄就不高兴的说，“你们是遵守圣经呢，还是遵守风俗？”我在那里作翻译，里头就清楚，我们不能绝对跟他。虽然他是那样属灵，我从年幼就读他的书，既钦佩他，又尊敬他，并且重视他；但是那一天，我里头那个尊敬失去了一些，我只能尊敬该尊敬的。

　其次，他又说，“你们擘饼的次序太乱，没有一条路线，这个祷告，那个祷告，这个讲话，那个讲话，太乱了。”我们众人听了，没有说什么话。等到一九五八年，他请我去伦敦访问他们的聚会，我在那里看见他的作法，就如我前面形容过的，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的擘饼乱。因为是他在那里带领，什么都是他自己作，都等着他作，自然是整整齐齐，比军队还要严紧。然而，那都是形式。

我不是只在这里对你们讲一些历史，我是盼望你们看见，为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有难处？那就是因为在主的恢复里，有些人的确看见主要的启示，如基督、灵、生命和召会；但有的人既看见大的启示，也看见小的细点，大点供应人，小点却杀死人，使召会发生难处。另有些人没有看见大点，只看见一些皮毛小点，就在小点上彼此争斗，也因而产生许多难处。历史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叫我们看见该注意什么，不该注意什么，以避免引起难处。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洛杉矶一会所，一连释放两、三篇信息，说到我们老旧的东西都要去掉。我根据以弗所四章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要在心思的灵里更新、变化（22~24）。我们有的人实在太老旧了，即使是祷告也是老腔老调。所有这些老旧的东西，都应当统统丢到太平洋，埋到水里去。

　在我讲过这些信息之后，美国弟兄姊妹反应很快，有好些人立刻说，他们要埋葬。他们把会所里浸池的板子打开，就一个个跳到水里去埋葬了；他们说，“我们不要老旧，我们要更新。”我心里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本来有意阻止他们，但主的灵在我里面对我说话：“你是谁？你要阻止吗？”所以我就打住了。一次又一次，慢慢的，连负责弟兄也觉得老旧，也跳进水里去了。然而，我觉得我多年受主带领、学真理，对主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我始终没有去埋葬，一面我不觉得有必要，一面我怕我若那样作，那可能会变成我们中间的一个作法，所以我不作。

　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台北有国际大会，这个埋葬旧人，埋葬老旧东西的行动，也传到了台北，许多从各国、各处来的圣徒都要埋葬，他们一个个、一群群的下到水里去。于是从香港开始，有些人就说，李弟兄讲异端，这是重受浸。我就说，“这些重受浸，跳下去埋葬的，总比有些教友跑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好罢？那些去看电影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反对？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爱主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实在老旧，跳到水里去，把老旧埋葬了，这有什么可非议的？这叫重受浸吗？当然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实行的重点。”

　虽然我们不讲重受浸，但是在圣经里，的确有一个预表，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是经过一道水，还是经过两道水？两道水。那是什么意思？那是因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到旷野之后，没有活的信心，无法新鲜的进迦南。他们在旷野飘流四十年，个个都变老旧了，他们有的发怨言，有的犯奸淫；犯罪的犯罪，拜偶像的拜偶像，全都变老旧了。所以神就吩咐他们，都得经过约但河；用十二块石头代表他们，把那十二块石头埋在约但河底，表示旧的埋葬了，再从河中拿出十二块石头，代表新的出来了（书四1~24）。进迦南的人乃是新的，不是旧的。这岂不是真理吗？

　我在召会生活中，经过几个段落。第一阶段是在中国北方的烟台，那里召会生活的见证相当成功。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就回到上海，有将近三年的时光，那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到了台湾，在那里也相当有主的祝福。当我在台湾时，也挂着南洋。所以，那时这条路我已经走了约三十年，经过了三个阶段；我是一段一段的经历的。因此，第四段，我到了美国时，我传给他们的，就不仅仅是真理，而是我自己所尝过、所经历过、所实行过、所吃过苦的真理；凡我告诉他们的，都是可行的。

　这二十年里，我在美国特别着重的，就是这四点：基督、灵、生命和召会。现在，我们极其盼望我们所传讲的，不离开这四个重点。我们中间不该再拘泥于任何皮毛的事，只要传讲基督、灵、生命和召会。这样主才有出路。

第四个问题是，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的头十年，就是从一九二二到三二年间，所发生的难处何在？我们在前一篇说过，一九二二年，倪柝声弟兄从圣经中得着启示，和另一对夫妇开始每个主日擘饼，进而脱离了公会、宗派。然而仅仅经过两年，那位弟兄竟然又回到基督教的作法里去，接受按立。难道他没有看见吗？他看见了，他若没有看见，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代价，脱离公会？可是为什么仅仅过了二年，他要去接受一位牧师给他按立？这是因为他重看福音布道的工作过于一切；他宁可牺牲真理的路，也要保守他布道的工作。以后这位弟兄和公会接近到一个地步，获得美国芝加哥附近一所基督教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反观倪弟兄，却一生被公会拒绝，从一九三二年烟台的中华自立会，以及黄县的南浸信会神学院请他去讲道后，直到一九五二年他进监，再也没有一个公会邀请过他，因为公会完全拒绝他。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二二年，有三位弟兄姊妹照着主的话，接受真理，开始擘饼记念主。然而，其中两位弟兄，一个走了一条为着工作而普及的路，一个走了一条为着真理而受苦的路。最终，这二人的结局如何呢？走了为着工作普及之路的人，他今天属灵的结果在哪里？那个为着真理而走窄路的人，他的职事虽然暂时被拒绝，今天却普及到了全世界。无论是对青年人，或中年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工作的开广与普及。你要作一个名布道家吗？我告诉你们，不只那位弟兄走了这样可惜的路，其他有些人，他们看见了真理，进到主恢复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也因着要工作的普及而离开了。虽然他们还没有都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经过这许多的年日，事实证明，也是同样的结果，主无法祝福。

　当年那位弟兄经常出去游行布道时，有一天，和受恩教士就告诉他说，“你要完全安静住在福州，不要到处跑；你若继续跑出去，我就不为你祷告了。”你们看这位弟兄有没有恩赐？有。但是他一生工作的结果在哪里？我要点出来，在这十年的历史当中，有一个极深刻的功课，你我都应当看见，也都应当学习，那就是不要名誉、不要普及、不要受欢迎，宁肯被拒绝，宁肯走窄路；因为只有这样赤忠忘生死，主的恢复在我们身上才有出路。

现在我要补充一些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年间，主的恢复向外扩展的事。一九二四年，倪弟兄被请去马来西亚的实兆远，第二年，一九二五年，那里就开始有了聚会。同年，倪弟兄也被请到福建厦门附近的漳州，去领福音会，不久，漳州就有了聚会。一九二六年，倪弟兄又被请到厦门、鼓浪屿，之后又去了漳州，也去了同安，大约二个月之久，有很多人得救。同年，倪弟兄被请去安徽徐州，其中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他被请去安徽徐州讲道时，接待的人把他送到一个房间，房里有一张西式的钢丝床，但是上面只有一条被单，却没有褥子。他就学功课，不去告诉人，也不向人要，休息的时候，就睡在钢丝床上。他说，要作主的工作不是容易的事，你去到一个地方，不要太去向人要这个，要那个。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又去厦门、同安一带，在那里就开始有了聚会。一九二六年前后，倪弟兄生了一场病，他一面休息，一面被请去南京，因此南京那里也开始有了聚会。这一年，他购买了许多英文属灵书籍，多半是在英国买的一些旧书，因此接触到英国的弟兄们，和他们有信札上的往来。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的聚会正式迁到文德里，同年二月，他在那里有第一次的得胜聚会。

　此外，一九三一年一月，倪弟兄曾到过汕头和揭阳，在这两个地方作工。虽然我们并没有当时这两地召会兴起的确实记载，但至少我们都知道，因着倪弟兄去作过工，至终那些地方都有了召会。同年三月末了，倪弟兄到日本，作工一周。那一年，倪弟兄也到北平去作过工。

　一九三二年以前，主恢复的开展并不太广，主要的是在福建的福州、厦门、同安、漳州等地方有聚会；另一面，在江苏北部，和浙江南部平阳县也有聚会。至于海外，就仅仅马来西亚的实兆远那里有聚会。

　主的恢复在中国，先从福州开始有聚会，又从福州慢慢往北去，到达上海。到了一九三二年，就推进到北方。那年三月底，倪弟兄先到山东济南府，同去的还有王灯明弟兄。倪弟兄带了八十多位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上了泰山，对他们讲了三天的道，而后下山到齐鲁大学校本部，又在那里住了十一天，专对齐鲁医学院的学生讲道，结果有几十位医学院学生信了主。当时，虽没有马上起来聚会建立召会，但几个月后就开始有了聚会。同年六月，倪弟兄被请到烟台，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烟台有了聚会，济南府也有了聚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烟台聚会的人数增多，需要照顾，我就离开职业，全时间事奉。我一辞去职业，就接到东北长春一班基督徒的邀请信；他们有的是长老，有的是传道，有的是执事，都是长老会里的人。他们认识真理，听说我在山东被主兴起来，就请我去讲道。我去了三周，应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十多位圣徒在河里施浸；从那时候起，东北的长春也开始有了聚会，并且从那里扩展出去，到了奉天、大连、哈尔滨等地，也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又从烟台到了天津，很快的，那里就有一个小聚会兴起来。我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去北平，北平也就有了聚会。所以一九三二、三三年间，山东省的烟台、济南，河北省的天津、北平，这四个地方都有了聚会。

因着倪弟兄向英国买书，就和英国弟兄会的人有了接触。一九三一年底，他们来信说，有七、八位圣徒想要来访问我们。他们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澳洲。那时，倪弟兄已经读了非常多的属灵书报，对于召会历史，弟兄会中间的事，也知道得相当多。他知道要来访问的这班人，并不代表所有的弟兄会，他们仅仅是闭关弟兄会的一派。另一面，倪弟兄也担心他们来，是代表他们那个团体，而我们接受他们，也等于接受了他们的团体。所以，倪弟兄非常慎重，复信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来，我们自然欢喜接受，但我们愿意向你们说明白，我们只接受你们个人，不接受你们所代表的团体。”他们回信说，“我们绝对同意你的话，我们去访问，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并不代表我们背后的任何团体。”

　于是，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他们来了。简要的说，一面是有了交通，另一面却发生了极大的难处。什么难处呢？就是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们，接触了苏北的弟兄后，有些苏北的弟兄就受了影响，想要和他们来往；这使得倪弟兄吃了很大的苦。弟兄会的弟兄们同时要求从上海到福州一带去看望，结果，在那里又发生了相同的难处。所以从那事件以后，倪弟兄就学了一个功课，可以接受外来文字的帮助，但不可以随便请人来。

　以后，倪弟兄去欧洲两次，第二次去，大多是住在史百克弟兄那里。虽然他比史百克弟兄年轻十三、四岁，但那里的人很得他的帮助，对他很敬佩，他也从史百克弟兄得到相当的帮助。一九三九年，他回到上海，召开特会，也要我到上海去赴会，我们就常在一起有交通。谈话之间，他非常欣赏史百克弟兄，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请史百克弟兄来？他很有智慧，没有多说话，仅仅简单的说了一句：“时候还没有到。”倪弟兄因着弟兄会的弟兄们那次来，吃了苦头，知道不能贸然请人来。同时，他也没有对我们讲说，史百克弟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一定了解，说了反而容易发生误会。所以，他很有智慧的说，“时候还没有到。”

　等到一九五五和五七年，我们这些弟兄们缺少经历，不怕请外人，就请了史百克弟兄来。那时，我个人虽然没有像倪弟兄那样的经历，但也有一点观察的经历。弟兄们一直推动我，请史百克弟兄到远东，特别是到台湾来，我实在没法再推辞；结果请来了，麻烦也来了。你们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苦处。可以说，我这一生还没有吃过那样的苦。

　一般圣徒可能不觉得，你们去问问当时在那里的同工们，他们流了多少眼泪。我们不明白，那样一个属灵的执事，讲那样属灵的道，到末了却注重小点过于注重大点，批评作军人的弟兄散会后就戴上帽子。最终，史百克弟兄在我们中间反得最厉害的，就是召会地方的立场。我们的工作从开始，就是以圣灵的权柄与地方的立场为两个基本条件。在内容方面，有圣灵的权柄；在外表上，有地方的立场；这二者缺一不可。为着这个立场问题，我和他长谈，每次最少两个钟头，最少谈了三十次。谈到末了，他知道他没法改变我，我也知道他那个人不能改，两个人都无话可说了。这些事你们都应当知道，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读历史，从历史中得亮光，学功课。

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由于弟兄会的弟兄们一九三二年来访，他们也邀请倪弟兄回访他们。一九三三年四月间，倪弟兄来看在烟台的聚会，那时烟台聚会还不到一年。他住了几天就离开我们回上海，然后搭船到欧洲。他先在法国登陆，法国的弟兄们非常有爱心的接待他。尔后他就到了伦敦，见到那些弟兄会的人。因着他读过史百克弟兄的书，和他通过信，所以很愿意去看看史百克弟兄；另外，他也读了许多潘汤的书报，所以也去看了潘汤。然而，弟兄会的人最不喜欢人去访问他们，住在他们那里，又去看望别人。看望潘汤弟兄问题还不大，看望史百克弟兄问题就很大了，因为史百克弟兄曾经是宾路易师母的同工。

　宾路易师母和潘汤弟兄从他们的经历，认为得救的人能被鬼附。那时，英国的灵恩运动非常盛行，宾路易师母听了一些，也看了一些，就据此打属灵的仗，告诉基督徒，若是过于向空中敞开，不遮盖自己的头脑，不管制自己的意志，就很容易把鬼招来。潘汤弟兄则是从真理上，反对灵恩运动。他曾经用约壹四章二至三节的话，试验八十四个说方言的例子；开头他们都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但潘汤吩咐他们里面的鬼回答，结果他们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林前十二3）。所以他们二人，在英国极力反对灵恩运动，点出他们中间鬼附的假冒情形。

　弟兄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一个得救的人永远不能被鬼附。同时，他们还有一种错谬的道理，不太承认撒但是在人的肉体里。然而我们这样相信，宾路易师母也相信。因为根据罗马七章十七、二十节，单数的罪是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那个单数的罪，实在说，就是撒但邪恶的成分。

　因着这些不同的看法，弟兄会的人就说，宾路易师母是交鬼的。所以，当倪弟兄去见潘汤时，弟兄会的人不喜欢；尔后，倪弟兄又去见史百克弟兄，弟兄会的人更是非常不悦。一个主日，倪弟兄留在史百克弟兄那里擘饼，弟兄会的人发现，就回去报告。

　弟兄会有公开的和闭关的两派。公开弟兄会以慕勒（George Muller）为首，他们认为，有的人虽然不和弟兄会在一起，在另外的团体吃圣餐，但是他们个人和主还是有美好的交通；所以只要是得救的人，不管有没有脱离公会，一概接纳。闭关弟兄会则以达秘为首，他们认为，人只要和任何别的团体有关系，在弟兄会以外参加什么圣餐，那就是“恶伴侣”。这样的人必须彻底脱离公会，才能和他们一同擘饼。倪弟兄这次先擘了弟兄会的饼，而后又到史百克弟兄那里参加擘饼，这在闭关弟兄会看来，是极大的罪恶。他们就和倪弟兄办交涉，倪弟兄如何应付，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两方暂时保持和平，他们仍旧把倪弟兄从英国带到美国，从美国东部，一直走到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

　这一路，倪弟兄看到许多事情，首先使他怵目惊心的是，弟兄会到处是分裂。在温哥华就有三十个独立的会，并且各不相干。他也被带到纽约，有二千人在那里听他讲道，过后他就回来了。回来后，他灵里有一个极大的负担，因为看见在欧美，往往一个城市里，这条街有个弟兄会，另一条街也有个弟兄会，到处都是弟兄会。于是，他就开始研究，到底一个地方召会的界限是什么。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倪弟兄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得胜聚会，全国同工都到了上海。聚会之后，有个同工们的查经聚会，大家都留在那里，他就和大家专专查召会问题，其中的一个题目，是“地方召会的界限”，后来出版为“聚会的生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地方召会的界限就是一个城的界限，也就是那个召会所在地的界限。

　在得胜聚会之后，我就回到北方烟台，没有留在上海参加查经聚会。五月间，我又从烟台到上海，倪弟兄交给我一札稿子，要我写一篇序。那札稿子就是查经聚会的记录，我读了觉得很有味道，也很赞成。这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召会的地方界限。第二，就是我们中间关乎聚会的生活。我们开头的确相当受弟兄会亮光的影响。弟兄会的第一个领头人达秘，在他所写的书里说，使徒时代已经过去，所以第一个世纪之后，地上就没有使徒了；因为地上没有使徒，就没有人能设立长老；因为没有人能正式作长老，也就没有任何聚会能称为召会。这是个很重的点，直到今天弟兄会还是这样说。然而，在那次查经里，倪弟兄看见一点亮光，不以弟兄会那个说法为是，所以就用了“非正式”这辞。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为主作工的人，虽然不是使徒，我们所作的和使徒们所作的，差不多相同，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称为非正式的使徒；既有非正式的使徒，这些非正式的使徒就有权柄、有地位设立非正式的长老；既有非正式的长老，就有非正式的召会。

　因着看见弟兄会中间的混乱、界限不清，倪弟兄就重新把新约读了一遍，读出这些亮光；他看见地方召会的界限，就是召会所在地的那个城市。这是个很大的证明，证明我们这个地方立场的亮光，并不是跟随弟兄会的教导，这是绝对不同的。弟兄会若是顾到地方立场、地方界限，他们绝不敢在一个城里分成三个、四个。所以，千万不要轻看地方的立场；若是人人都肯守住一城一会这个地方立场，那里还有分裂呢？倪弟兄的光是很厉害的。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间，三年的光景，倪弟兄的亮光又进步了；他又召聚同工聚会。一九三六年底，我和几位同工正在天津，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到他的紧急电报，要我们赶紧于翌年一月一日到上海。所以我们三、四位同工，从天津坐了三十六小时的夜车，一直到上海，参加倪弟兄的特会。这个特会不是为着大众，只为着同工。他在那次聚会中释放了《工作的再思》一书的信息，亮光更清楚。他说，我们就是今天的使徒，正式的使徒，不是非正式的；我们所设立的长老，也是正式的长老；这些长老所治理的召会，就是正式的召会。

　这件事证明了我们中间三点的原则，第一，证明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是一次决定就永远不改。因为主的恢复是向前的，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只有这么多，我们就照着这么多往前；再过二、三年，我们看见得更多，当然就要在新的看见上改正、往前；再过一段时间，又往前了，自然要再改。第二，证明我们并不是盲目的、绝对的跟随弟兄会。有些地方我们得他们的帮助很多，这是确实地；然而我们一旦发现他们的错处、弱点，就把那些放弃了。我们有圣经的证明，我们乃是照着圣经往前。第三，证明我们无论怎么讲，都是绝对的照着圣经的光，照着圣经的真理而行。虽然我们注意重点，不注重“毛发”、小点，但我们还是尽力照圣经的亮光而行；这是我们的态度，也是我们的存心，更是我们所站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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