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虽然回来处理了背叛的人,但他们还是继续在这里兴风作浪,一波又一波,并不比前八年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七、六八年,可以说总共长达十年之久。几位年长弟兄,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应付这些事,实在不是一件小可的事。当时他们都是亲身面对那些背叛的事。我实在没有负担去翻这些闹事者过往的错误和罪恶,我的负担乃是愿意把历史的事实,陈明在众人面前,好让我们根据这些事实,能看见一些亮光和道路。
当我处理完这几个背叛的人以后,立刻从纽约有话传来,说我作得太过。因此我愿意请几位当事人,凭良心、按公道,把事实摆出来,让你们众人根据事实,用清明的心思,公平的来断一断我是否作得太过。
经过这个试炼,我愿意说,主的恢复就是主的恢复。我在美国多次对众人说,若是你们看这分工作,不过是基督教里平常的一分工作,你们不必有分。因为基督教在美国太大了,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工作,何必再兴起另一个工作?你们若想要大传福音,可以去加入葛理翰博士(Dr. Billy Graham),他是大布道家;要讲解圣经,达拉斯有很好的神学院。你们都不必到这里来。你们若要到这里来,就必须看见,这是主今时代的一个恢复,这不是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分。
当我处理完这几个背叛的人以后,立刻从纽约有话传来,说我作得太过。因此我愿意请几位当事人,凭良心、按公道,把事实摆出来,让你们众人根据事实,用清明的心思,公平的来断一断我是否作得太过。
经过这个试炼,我愿意说,主的恢复就是主的恢复。我在美国多次对众人说,若是你们看这分工作,不过是基督教里平常的一分工作,你们不必有分。因为基督教在美国太大了,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工作,何必再兴起另一个工作?你们若想要大传福音,可以去加入葛理翰博士(Dr. Billy Graham),他是大布道家;要讲解圣经,达拉斯有很好的神学院。你们都不必到这里来。你们若要到这里来,就必须看见,这是主今时代的一个恢复,这不是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分。
对主的恢复坚信不疑
凭着对主恢复的这个信,至今,这条路我已经走了整整五十年。这五十年来,我蒙主怜悯,脚踪没有改变,声调也没有改变。我从没有更换过我的同工,只有他们更换我;我没有离开他们,是他们离开我。因为我信这是主的恢复,所以这个信保守了我。
主的恢复一直受许多厉害的打击
如今我更确信,这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好像一棵树;树在成长的过程,并非没有枯干的枝子。周围环境常常兴起,或有暴风,或有酷暑,或有人为的摧残,都会使一些枝子受伤、枯干。即使是按着四季的循环,春去秋来,也会有叶落枝败的时候,总有新陈代谢的交替。
在中国大陆时期,我一直是在倪柝声弟兄这把大伞底下,雨打不到我,太阳晒不着我,风也吹不到我。我的名字很香甜,到处受欢迎。因为在那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我只知道作工、讲道、供应人,从不过问事情,不发表意见;很多人听过我讲道,却恐怕没有听过我发表意见。工作不由我调动、安排,也不由我带领,全都在倪弟兄身上,所以遭罪的全是他。我们都在他这大伞底下,过平安地日子。
我们都知道,无论在社会里,或在召会中,只要是带头的,就会多挨骂、多受批评。所以那时,一切的批评、一切的攻击,统统落在倪弟兄一个人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至于我们与他同工的,就在他这支大伞底下,得了保护。特别是我,因为主多少给我一点恩典,也有一些恩赐,能到各处为祂说话,人也实在欢迎,觉得有供应。
因着在倪弟兄身边,我亲眼目睹了他所受的攻击。每一个攻击都是一场风波,大大小小,一波随着一波。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受攻击。我与他在一起十八年之久,他几乎没有一年不受攻击,没有一年没有风波。在他一生中,有两次大风波,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四、三五年,是因着他结婚的事;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那是个更大的风波。在第一次大风波中,因着应付得宜,我们把风波带了过去。第二次大风波发生时,我不在其中,但因着主的怜悯,主给了我一个地位,借着我在那里的服事,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
一九四九年我被安排离开中国大陆,到海外来。倪弟兄清清楚楚的嘱托我:“你要负责主在海外的见证。”因此,我不作大伞,也得作大伞。从那天起,箭头就转到我身上,我成了箭靶子,欧洲人打我,亚洲人攻击我,美洲人更是反对我;他们群起攻之,产生了许多风波。这就是说,主的恢复遭受了许多厉害的打击。
在中国大陆时期,我一直是在倪柝声弟兄这把大伞底下,雨打不到我,太阳晒不着我,风也吹不到我。我的名字很香甜,到处受欢迎。因为在那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里,我只知道作工、讲道、供应人,从不过问事情,不发表意见;很多人听过我讲道,却恐怕没有听过我发表意见。工作不由我调动、安排,也不由我带领,全都在倪弟兄身上,所以遭罪的全是他。我们都在他这大伞底下,过平安地日子。
我们都知道,无论在社会里,或在召会中,只要是带头的,就会多挨骂、多受批评。所以那时,一切的批评、一切的攻击,统统落在倪弟兄一个人身上,他成了众矢之的。至于我们与他同工的,就在他这支大伞底下,得了保护。特别是我,因为主多少给我一点恩典,也有一些恩赐,能到各处为祂说话,人也实在欢迎,觉得有供应。
因着在倪弟兄身边,我亲眼目睹了他所受的攻击。每一个攻击都是一场风波,大大小小,一波随着一波。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受攻击。我与他在一起十八年之久,他几乎没有一年不受攻击,没有一年没有风波。在他一生中,有两次大风波,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四、三五年,是因着他结婚的事;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那是个更大的风波。在第一次大风波中,因着应付得宜,我们把风波带了过去。第二次大风波发生时,我不在其中,但因着主的怜悯,主给了我一个地位,借着我在那里的服事,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
一九四九年我被安排离开中国大陆,到海外来。倪弟兄清清楚楚的嘱托我:“你要负责主在海外的见证。”因此,我不作大伞,也得作大伞。从那天起,箭头就转到我身上,我成了箭靶子,欧洲人打我,亚洲人攻击我,美洲人更是反对我;他们群起攻之,产生了许多风波。这就是说,主的恢复遭受了许多厉害的打击。
主恢复中生命的暗流
以台湾为例,从一九五七年起,几个青年人里面有了异议,之后就起来背叛,破坏召会。凡懂得那件事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大风波。仇敌所作的,就是要把我们连根拔起。所以,他首先就是要打倒我,然后把主恢复的见证连根拔除。然而,感谢赞美主,神所栽种的,没有人能拔出来。这个恢复是神所栽种的一棵树,任人怎样拔,也拔不出来。或许人会将它折断,但无论怎么折,怎么断,老根、老本仍在那里。这老根、老本就是生命的暗流。
在主的恢复里,这道生命的暗流,不太明显,却是在那里。已过在中国大陆,反对的人曾尽可能的,要把这道暗流切断,但是断不了。来到海外,无论是台湾、马尼拉、香港、美国,处处都是这样,人想要停止这道暗流,切断这生命的流,却是不行。就如一棵树,人能把树枝砍掉,却砍不掉树根和树本。整理园子的人都知道,树若不砍掉一些枝子,还不会长得快,等枝子砍掉后,很快就从老根、老本里,长出新枝子。在台湾、马尼拉、香港、美国,甚至新加坡,我们都看见这种光景。
在主的恢复里,这道生命的暗流,不太明显,却是在那里。已过在中国大陆,反对的人曾尽可能的,要把这道暗流切断,但是断不了。来到海外,无论是台湾、马尼拉、香港、美国,处处都是这样,人想要停止这道暗流,切断这生命的流,却是不行。就如一棵树,人能把树枝砍掉,却砍不掉树根和树本。整理园子的人都知道,树若不砍掉一些枝子,还不会长得快,等枝子砍掉后,很快就从老根、老本里,长出新枝子。在台湾、马尼拉、香港、美国,甚至新加坡,我们都看见这种光景。
在台湾
那些在台湾闹事的人,闹到一个地步,喊着说,“聚会所是大巴比伦,李常受是建造巴比伦者。”“神的荣耀离开了。”“神要拆毁巴比伦,不留一块石头在石头上。”甚至偶尔到我家来帮忙的姊妹,也都受到影响,不聚会了。表面上,这棵主恢复的树,被他们砍掉了很多枝子;在他们看,几乎都砍光了,没有了。然而感谢主,根还在这里,本还在这里。从一九四八、四九年,我们到台湾来,主恢复中那道生命的暗流,就没有人能切断。经过他们那一次的破坏,今天在召会中的这些青年人,都是在那次“砍过”之后,从老本、老根发苗长出来的。一九六五年之前来过台湾的人,这次再来,感觉一定相当不一样。今天这班青年人,比十五年前那班人更新鲜、更活泼、也更刚强。但愿你们不骄傲。当时,那班人以为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全都拆光了;他们以为主恢复的树,枝子几乎都砍光了。岂知他们越拆、越砍,主的恢复却越长,人数也越多。
在香港
香港的情形更为明显,在香港闹事的人,所用的“斧头”比台湾的大十倍,砍的决心也比台湾强十倍,非要把主的恢复砍光不可。然而,今天怎么样呢?你去香港看看,一片欣欣向荣,都是青年人。那些人越砍,老根、老本越长,并且长得越多。
在马尼拉
马尼拉闹事是台湾挑起来的;台湾闹事是马尼拉鼓动的,就像希律和彼拉多一样,他们是联起来的。一九六一年夏天,我到菲律宾带领青年人上碧瑶山上受训。那一次的训练是空前的,青年人都活过来,个个祷告,聚会中都唱我写的那八十五首新诗,其中有:“荣耀基督,亲爱救主,你是神的荣耀显出!”“何等生命!何等平安!”“哦主,你今乃是那灵…。”(诗歌三八二、三七八、三七一首)大家越唱越释放,至终个个都得了释放。
虽然在召会中闹事的人,在那里大肆破坏,但感谢主,还留下一班老根、老本,托住了那些新长出来的青年人。他们在会所被霸占之后,另租房子聚会,就在那里长起来了,叫那些闹事的人大为吃惊。老枝子砍掉,嫩枝长出来了,继续这道生命的暗流,也维持了主恢复的见证。不言而谕,新加坡也是如此,
当我们看见这些光景,就当得鼓励,不必为主的恢复担心,也不必在意人的反对和攻击。让人去破坏吧,至终他们要看见,他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甚至是帮助老根、老本长出新枝来。今天主在台湾恢复的情形,正是一九六五年之后,所长出来的另一个光景。
以下就请弟兄们作一点见证。
虽然在召会中闹事的人,在那里大肆破坏,但感谢主,还留下一班老根、老本,托住了那些新长出来的青年人。他们在会所被霸占之后,另租房子聚会,就在那里长起来了,叫那些闹事的人大为吃惊。老枝子砍掉,嫩枝长出来了,继续这道生命的暗流,也维持了主恢复的见证。不言而谕,新加坡也是如此,
当我们看见这些光景,就当得鼓励,不必为主的恢复担心,也不必在意人的反对和攻击。让人去破坏吧,至终他们要看见,他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甚至是帮助老根、老本长出新枝来。今天主在台湾恢复的情形,正是一九六五年之后,所长出来的另一个光景。
以下就请弟兄们作一点见证。
弟兄们的见证
张晤晨弟兄:
出乎神的,谁也不能砍掉;凡神所栽种的,谁也不能拔出。当那些人闹事的时候,我心里当然是非常难过。那时李弟兄从美国写信给我,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他常常用话安慰我,他说,“弟兄们,我们在台湾所作的,有多少是出乎主自己的,连我们也不太清楚。若我们所作的是出乎神,没有一个人能拔掉;若是我们所作的,不是出乎主的,那些能拆毁的,就该拆毁。所以,你要得安慰。”我那时相当因这话得安慰。今天新枝已经长出来了。
当时赵之璧弟兄和王重生弟兄亲笔写给我两封信。在这两封信里,表现最清楚地就是存心的问题,闹事者要作领袖,要作头。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分三派,在三人中要推出一个属灵的领袖;又说李弟兄完了。他们争战的对象,就是某某人,把某某人打倒,天下就是他们的了。这个争战不是属灵的争战,乃是夺权的争战。在这里有一个“争天下”的灵,这实在应该叫我们受警戒。
今天他们的情形,实在是分而又分,没有一个能和另一个在一起,都是个别的,不知道走到那里去了。我们绝没有想到,李弟兄把他们从上海带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并且在事奉上非常重用他们,把他们摆在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和台北第三会所,这五个大的地方配搭,实在是存心要成全他们。不只李弟兄要成全他们,我们也非常盼望他们被成全起来。我们常常对他们表示:“我们的年龄已经大了,各方面的情形都不行,盼望作一个桥梁,使倪弟兄、李弟兄这一分职事,能由你们来承继,传到你们身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发生这样的事。
那时,我一年最少去中南部两次,到各地看望众召会。当李师母病重那段期间,我到中南部去;他们来见我,说了一些论长道短、是是非非的话,要破坏李弟兄。其中一人比较诡诈,他都是说,某弟兄说李弟兄如何如何,某姊妹说李弟兄如何如何,实在就是他自己说的。他们那些话表示,李弟兄这一分是完了,台湾有属灵追求的弟兄姊妹,百分之七十都是归向他们。言下之意,他们不久就要有些举动了。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
回到台北,我把这事交通给张郁岚弟兄和孙丰露弟兄。张郁岚弟兄说,“这时,李弟兄心情很沉重,我们不能再把担子加在李弟兄身上,现在不能向李弟兄提出来,我们先来挽回好了!”于是我们就请这些弟兄们,一次、两次、三次在张郁岚弟兄家交通,交通来交通去,好像在他们的感觉里,我们都没有属灵的异象,连李弟兄都不行了,我们算什么?交通到末了,我们没有办法。等到李师母被主接去,丧事办完之后,我和张郁岚弟兄就将事情交通给李弟兄,李弟兄先把这几位弟兄召聚到家里谈谈,之后才在去菲律宾前,召开全体同工聚会。
曲郇民弟兄:
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兴起的大风波,明显是仇敌撒但的作为;这个作为有个凭借,就是借着几位有恩赐的青年人。一个人有恩赐、有本事、有口才、会讲道,就很容易被仇敌利用。所以这次,李弟兄将六十年的历史,源源本本的讲给我们听,盼望我们在座的青年人,听了之后要知所警惕。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比较容易顺服;一个有本事的人,就非常容易骄傲。这是被撒但利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们所犯的错误,第一就是反权柄。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们到了高雄,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受倪弟兄带领;事实上,他们是受李弟兄带领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反权柄的。为什么反权柄呢?因为他们生性骄傲,藐视一切,甚至藐视李弟兄,认为李弟兄没有启示。特别是其中一位在高雄时曾说,“李弟兄是没有启示的宗教领袖。”这话非常厉害,既骄傲又反权柄,因此发生了以后种种的难处。这的确是非常大的风波。发生难处的这五个人,开头时是以上所提弟兄自成一组;其余四个人一组,他们的作法不大相同。那一位是激进的人,他认为只要他先发动,领导权就落在他身上。其余四个人,则都是采取缓慢的行动。
照着李弟兄在他们身上的成全和盼望来说,实在比对其余的弟兄们更迫切,因为在史百克弟兄访问台湾前后,他们已经被安排到很重要的地方召会服事。然而他们并不知足,因着高傲而被仇敌利用。他们第一步不是对付李弟兄,而是对付张郁岚和张晤晨二位弟兄,盼望最好把这两位张弟兄去掉,他们五位好在李弟兄身旁左右李弟兄。然而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所以他们就改变路线,直接反对李弟兄。
一九五九年,工作安排我离开高雄,到日本一段时间,所以需要有别的同工到高雄服事。这一来就安排以上所提弟兄从台南到高雄,而把郑大强弟兄从高雄调到台南,结果那位弟兄就在高雄领头了。
不久,我从日本回来,因着需要办再次赴日手续,就多留了一两个月,参加了一九五九年底、六〇年初在台北的训练。许多马尼拉的弟兄姊妹也来参加那次训练,其中有位弟兄,与我们同被接待在工人之家,他可说是专门和这五个人有交通。周末,训练一结束,马尼拉来的那位弟兄就到中南部访问。他们谈论了许多是是非非。这弟兄在马尼拉本来就有些意见,来到台湾以后,看见这五个人都反对李弟兄,回到马尼拉就酝酿暴动的事,霸占会所。他们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这位马尼拉的弟兄和那位在高雄的弟兄,联络得最密切。
一九六〇年训练结束后,我回到高雄,等候办理到日本的手续,以后郑大强弟兄也回到高雄。我们两个人一回去,那原先在高雄要闹事的弟兄,就不能在高雄为所欲为,因此就发生了难处,但都是在暗中、隐藏的。我们聚会的光景一直往下落;等到一九六一年,马尼拉召会发生事变,这位闹事的弟兄访问马尼拉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另外有个聚会。那时,我们在高雄几乎没有办法作下去。
高雄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单纯,对于作话语出口、带领的人,都非常尊敬。大家认为这位闹事的弟兄是个属灵人,却不知道他在背后所作的,统统都是“反”的事情。我们无法将实情告诉弟兄姊妹,深怕会在召会中带进更多的是非。所以,那段日子实在为难。特别到了一九六二年,高雄召会可以说已是一片混乱─事奉毁了,配搭毁了,带领更是毁了,所有原来事奉的体系全都毁掉了。我们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那时,没有同心,也没有同伴,只有我和郑大强弟兄二人,不知那个局面该如何往前,只有同心祷告,相信并等候主来作工。
到了一九六三年,难处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一九六二年,这位闹事的弟兄第二次从马尼拉回来以后,和另外四个人商谈,发现他们四人早已同心合意,要把他剔除出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预估,他原以为他先发动,领导权就在他身上,岂知那四个人并不拥护他。正在那时,马尼拉闹事的人却欢迎他,于是他就举家迁到马尼拉去。高雄召会因此蒙了拯救。到一九六五年,高雄召会可说是平安无事,一切的难处都过去了。
张湘泽弟兄:
我在一九四四年得救,以后并没有过召会生活,乃是到了一九五一年,才开始过召会生活。那时我非常渴慕主,并且有追求的心,所以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训练。训练后,主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召会;同时我也很懊悔得救太晚,把最好、最年轻的时光都丢掉了。二十几岁时,我的头脑像电脑,记性非常好;但蒙恩以后,虽然非常爱读圣经,却是记不得。所以,我非常爱青年人,觉得青年人蒙恩太宝贝了。以后看到那几位青年同工,他们那么年轻就蒙了大恩,天天读圣经,而且出口成章,我真是非常宝爱他们,也很愿意和他们多有交通。那时,在我的观念里,对我而言,所有同工都是我的老师;我不只接受李弟兄的带领,更以每位同工为我的先进,所以也特别宝贝那几位青年同工,和他们多有交通。
当时他们在台北三会所,有个特别的追求,追求史百克弟兄所有的信息。其中有位弟兄邀请我去参加。当然,我很宝贝属灵的事,而且从一面来说,史百克弟兄也有他的一分,加上有人把那些英文信息读、讲给我们听,也是不错,所以我就去了。然而因着我住在郊区,都是追求的时间才到,追求完了就走,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追求以外的谈论。这实在是主保守了我。原来,他们的追求不过是个表面工夫,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小组,用史百克的东西,来反李弟兄。
渐渐的,我发现里面有问题,就和我的内人有些交通。我们都感觉应该找张郁岚弟兄交通,因为那时,张晤晨弟兄常在海外。我一遇到张郁岚弟兄,他就诚诚实实的告诉我:“这一班人,特别是其中有一、两个,就是押沙龙。”意思是,他们是李弟兄所生的,是李弟兄传福音才得救的,是李弟兄带着长大的,是李弟兄所保护的,可以说他们就是李弟兄属灵的儿子,现在却起来背叛,完全是押沙龙的样子。如此一来,我的眼睛得了开启,知道这班人是在那里作什么。
我就问张郁岚弟兄:“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若是照着军人的感觉,那是很干脆的,就是把他们停下来,不让他们再闹。然而郁岚弟兄说,“这不是我们能作的,只有等李弟兄,看李弟兄怎么作。”我说,“我们怎么办呢?”他说,“祷告。”从那一天起,我就和张郁岚弟兄,一同为这事祷告,我和我内人也天天为着这个工作祷告。不久,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写信给我,要我到台南传福音。我心里想:“我明明知道这是押沙龙,我怎么能和他有交通呢?”我就再找张郁岚弟兄,他说,“我们祷告。”祷告以后他告诉我:“你可以去,因为我们还是盼望能挽回他。”我说,“你们都挽回不了他,我怎么能挽回?”他说,“主要作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主在你身上能作一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里面实在有个心愿和负担,若是能把他们挽回,当然是好,所以我就去了。
我到台南以后就发现,他们表面上是请我去传福音,其实里面有两个用意,一个是要得着我作他们的同伴。对此,主早给了我恩典,也给我亮光,看见这是押沙龙。其次,就是盼望我带消息给前面几位弟兄。所以晚上传福音,白天就从上午到下午一直交通。这位弟兄一再说,他是李弟兄所生的,他和李弟兄绝无问题,他顺服李弟兄像顺服父亲一样。他拿出李弟兄写给他的信,说,“你看,这是李弟兄给我的信,我们之间毫无间隔,所有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你千万不要信。今天我当面对你讲,我对李弟兄没有问题。”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事,一点一点的追问他,结果他都说没有问题,全是别人的诬告和谎言。这叫我很为难,我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求主来显明,来暴露。
回到台北,我和张郁岚弟兄交通到这种情形,张弟兄就建议把他们统统请来。有一天,他们都来了,也请了孙丰露弟兄。交通之前,我祷告主来暴露,来显明人的光景。我里面很平静,没有什么主见,只是把这件事摆在主面前。结果在那个交通里,每个人的情形都被暴露。
孙丰露弟兄是个非常诚实、正直的人,他从前是法官,所以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肯定的。已往反叛的弟兄曾对他讲了些背叛的话,他那天一字不差的提出来。他说,“弟兄,你对我说,你今天看见了最高的异象,李弟兄是完了。除非跟随你,否则前面没有路。这是不是你讲的?”那弟兄坐在孙弟兄对面,对孙弟兄的问题,他或者答:“我真的讲了吗?”或者说,“唉,我没有这样说,你有没有听错啊?”我就看见有两个人的人格摆在那里;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位弟兄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九六五年,李弟兄回来,请他们从工作上退下来。然后,张晤晨弟兄和曲弟兄到台南聚会,那位弟兄就在背后指使人,预备了蕃茄,丢上讲台,闹得聚会不得不中断。他自己却为了避免嫌疑,到了台中。那时我在台中,听说他来了,还有一点存心,想在这最后关头,看看能不能挽回他,所以就约他在一位弟兄家有交通。那一次,他是完全被暴露出来了。他对我说的话,和前次在台南所说的,是一百八十度的转。他说,“张弟兄,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几个属灵人?”我说,“照我看,属灵人很多,只要我们活在灵里,顺服主,我们就是属灵人。”他说,“不,今天地上的属灵人,第一是倪弟兄,第二是史百克,第三就是我们。”接着,他竟然骄傲的说,“倪弟兄现在已经在大陆,不能出来了;史百克弟兄虽然看见的高,却还是有一点没有看见;所以,都在我们身上了。”
求主用血洁净,我不是要评论什么人,我是愿意让青年人知道,我们不只看见异象,更要持守异象,对异象忠心。我深深知道一件事,在台南他对我讲的是一套,在台北说的又是另一套,这就证明他那个人是刻变时翻的。那天在台中是更进一步的暴露。
刘治成弟兄:
当倪弟兄的职事在上海恢复时,我和这些背叛的人一样是年轻人,一同参加了倪弟兄的几次聚会。他们并没有直接受倪弟兄多少带领,这是我可以作见证的。其次,我们到了台湾以后,在一次事奉聚会里,李弟兄说了一段话,其中一位弟兄就起来说,“我和李弟兄绝对没有问题,李弟兄若是跳海,我也跳海;他头一个跳海,我第二个跳海,我跟着跳下去。”这完全和他背后说的、作的不一样。从那时候起,我就很少和他有什么牵连。
我们到台湾以后,前面弟兄们非常成全我们,并且主也怜悯,把我摆在台北的长老聚会里,和弟兄们一同在长老的责任里事奉,经历过许多事情。仅仅在这八年期间,就曾经过上百次的大小谈话。大家费尽苦心,就是盼望能把他们成全起来,配搭在一起。可惜,他们里面有两个不得了的点,第一是犯上,不要权柄;第二是要钱,要私心。这些在他们里面作怪,叫他们迷了心。
那时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是谈到五个问题:里面的生命,外面的环境,头上的权柄,脚下的立场,和召会的配搭。当面谈时,他们都没有问题;散会以后,问题都来了,真叫人难办。由于那几年李弟兄不在台湾,闹事的人就把目标放在二位张弟兄身上;但是我和二位张弟兄在台北一会所配搭服事,所以有时大小矛头也会对着我,常常在我身上作工。
比方,周六的长老聚会散会后,其中一人会拖着我走到他的住所,又送我回到我的住处。一路上和我谈的,都是“今天的工作,属灵的情形低落”,“李弟兄怎样怎样”,“二位张弟兄怎样包围李弟兄”这类的话;另一面就说,“我们生活怎么艰苦”,“我们结婚时怎么艰难”等。
有一天,我听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弟兄,你说了这些话,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们都是直接、间接受李弟兄带领,直接坐在他跟前受教,间接读他的书;其次,我们所以能这样在召会事奉,正是因为我们得着如此的成全。然而,你对我说了那么多消极的话,这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我里面过不去。你这样说李弟兄,就好像说到我的父亲,我受不了。”从此他骂我是个铁头匠。
在召会最为难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主在那里负责、保守、眷顾,一点一点都是主在那里作事。不论闹事的人是明的威胁,或是背后对我讲消极的话,都不管用。我只知道主耶稣,只知道爱主、爱召会,别的都不要。我知道我头上有谁,我知道我脚底下踏的是什么。感谢主,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人”的问题,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的人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是要命的点。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的存心关系重大,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就都完了。
刘去非弟兄:
这些背叛的事在台中,并不是那么明白的表示出来。那时台中有三位负责弟兄,李代芳弟兄、朱亚伯弟兄和我。我们三位年龄都比他们大得多,他们可能不在意我们,所以没有直接在我们身上作什么工。然而,我们从旁边可以看得出来,台北有特会时,他们没有把信息带回来;台北有新的诗歌,他们也没有带回来。他们在台中都是讲史百克弟兄的东西。
之后,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因为这几位每周都来台中聚一聚。他们在没有聚会的晚上来,当夜就回去,说是一同有追求。有一天早晨,我提早到长老室,发现茶几上的瓜子壳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的心动了一下:“他们一同追求,怎么嗑这么多瓜子?”若没有两个钟头,嗑不了那么多;一定是一边讲,一边嗑,堆了好几堆小山。刚好我去得早,他们还没有收拾,就让我碰着了。所以我心知肚明,他们在那里不是真追求。可惜我不够警觉,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大“起义”的事。此外,我们也发现他们有海外的经济供给,至于是从那里来的,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台中召会增加两位青年长老,至少有一位得着他们经济的援助,所以至终,这两位青年长老也跟着他们走了。
有一次,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和我有点冲突。那是在李弟兄去美国之前,在台北召聚同工聚会的时候。由于他每次去台北聚会,都没有把台北的交通带回来,我就知道他对前面弟兄有点问题。所以,他要到台北的那天,我就对他说,“弟兄,盼望你不可藐视申言者的讲论。”他立刻向我变脸,说,“你晓得不晓得,如果主来的时候,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吗?”我也不太高兴的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敢说主一定会来,但是我们盼望主能够来。如果主不来,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干脆散伙算了。”为此,我还追寄一封信到台北给他,说我讲话太冲动。其实这也是不够警觉,不知道他的话另有作用。
他们中间一位相当骄傲。那时弟兄们常常请他来讲异象。有一次,他讲完后就问我,弟兄姊妹的反应如何。我说,连我都听不懂,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他一直自认为,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异象。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李弟兄把这些事处理之后,我们和他们谈得相当清楚,告诉他们,他们从工作中退下去后,若是不方便,还是可以住在会所。我们都能为这事作见证,但他们却到处散布谎言,说他们没有吃的,很可怜。有些姊妹很同情他们,就跟着他们走了。我们后来算一算,那些跟着出去的,都是姊妹在家里当家、作头的。姊妹作头的就出去了,姊妹不作头的就都蒙了保守。
出乎神的,谁也不能砍掉;凡神所栽种的,谁也不能拔出。当那些人闹事的时候,我心里当然是非常难过。那时李弟兄从美国写信给我,我一直不能忘记的,是他常常用话安慰我,他说,“弟兄们,我们在台湾所作的,有多少是出乎主自己的,连我们也不太清楚。若我们所作的是出乎神,没有一个人能拔掉;若是我们所作的,不是出乎主的,那些能拆毁的,就该拆毁。所以,你要得安慰。”我那时相当因这话得安慰。今天新枝已经长出来了。
当时赵之璧弟兄和王重生弟兄亲笔写给我两封信。在这两封信里,表现最清楚地就是存心的问题,闹事者要作领袖,要作头。他们自己都说他们分三派,在三人中要推出一个属灵的领袖;又说李弟兄完了。他们争战的对象,就是某某人,把某某人打倒,天下就是他们的了。这个争战不是属灵的争战,乃是夺权的争战。在这里有一个“争天下”的灵,这实在应该叫我们受警戒。
今天他们的情形,实在是分而又分,没有一个能和另一个在一起,都是个别的,不知道走到那里去了。我们绝没有想到,李弟兄把他们从上海带来,照顾他们的生活,并且在事奉上非常重用他们,把他们摆在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和台北第三会所,这五个大的地方配搭,实在是存心要成全他们。不只李弟兄要成全他们,我们也非常盼望他们被成全起来。我们常常对他们表示:“我们的年龄已经大了,各方面的情形都不行,盼望作一个桥梁,使倪弟兄、李弟兄这一分职事,能由你们来承继,传到你们身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发生这样的事。
那时,我一年最少去中南部两次,到各地看望众召会。当李师母病重那段期间,我到中南部去;他们来见我,说了一些论长道短、是是非非的话,要破坏李弟兄。其中一人比较诡诈,他都是说,某弟兄说李弟兄如何如何,某姊妹说李弟兄如何如何,实在就是他自己说的。他们那些话表示,李弟兄这一分是完了,台湾有属灵追求的弟兄姊妹,百分之七十都是归向他们。言下之意,他们不久就要有些举动了。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
回到台北,我把这事交通给张郁岚弟兄和孙丰露弟兄。张郁岚弟兄说,“这时,李弟兄心情很沉重,我们不能再把担子加在李弟兄身上,现在不能向李弟兄提出来,我们先来挽回好了!”于是我们就请这些弟兄们,一次、两次、三次在张郁岚弟兄家交通,交通来交通去,好像在他们的感觉里,我们都没有属灵的异象,连李弟兄都不行了,我们算什么?交通到末了,我们没有办法。等到李师母被主接去,丧事办完之后,我和张郁岚弟兄就将事情交通给李弟兄,李弟兄先把这几位弟兄召聚到家里谈谈,之后才在去菲律宾前,召开全体同工聚会。
曲郇民弟兄:
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兴起的大风波,明显是仇敌撒但的作为;这个作为有个凭借,就是借着几位有恩赐的青年人。一个人有恩赐、有本事、有口才、会讲道,就很容易被仇敌利用。所以这次,李弟兄将六十年的历史,源源本本的讲给我们听,盼望我们在座的青年人,听了之后要知所警惕。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比较容易顺服;一个有本事的人,就非常容易骄傲。这是被撒但利用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们所犯的错误,第一就是反权柄。
一九四九年春天,他们到了高雄,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受倪弟兄带领;事实上,他们是受李弟兄带领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反权柄的。为什么反权柄呢?因为他们生性骄傲,藐视一切,甚至藐视李弟兄,认为李弟兄没有启示。特别是其中一位在高雄时曾说,“李弟兄是没有启示的宗教领袖。”这话非常厉害,既骄傲又反权柄,因此发生了以后种种的难处。这的确是非常大的风波。发生难处的这五个人,开头时是以上所提弟兄自成一组;其余四个人一组,他们的作法不大相同。那一位是激进的人,他认为只要他先发动,领导权就落在他身上。其余四个人,则都是采取缓慢的行动。
照着李弟兄在他们身上的成全和盼望来说,实在比对其余的弟兄们更迫切,因为在史百克弟兄访问台湾前后,他们已经被安排到很重要的地方召会服事。然而他们并不知足,因着高傲而被仇敌利用。他们第一步不是对付李弟兄,而是对付张郁岚和张晤晨二位弟兄,盼望最好把这两位张弟兄去掉,他们五位好在李弟兄身旁左右李弟兄。然而这个目的没有达成,所以他们就改变路线,直接反对李弟兄。
一九五九年,工作安排我离开高雄,到日本一段时间,所以需要有别的同工到高雄服事。这一来就安排以上所提弟兄从台南到高雄,而把郑大强弟兄从高雄调到台南,结果那位弟兄就在高雄领头了。
不久,我从日本回来,因着需要办再次赴日手续,就多留了一两个月,参加了一九五九年底、六〇年初在台北的训练。许多马尼拉的弟兄姊妹也来参加那次训练,其中有位弟兄,与我们同被接待在工人之家,他可说是专门和这五个人有交通。周末,训练一结束,马尼拉来的那位弟兄就到中南部访问。他们谈论了许多是是非非。这弟兄在马尼拉本来就有些意见,来到台湾以后,看见这五个人都反对李弟兄,回到马尼拉就酝酿暴动的事,霸占会所。他们是互相联系的,特别是这位马尼拉的弟兄和那位在高雄的弟兄,联络得最密切。
一九六〇年训练结束后,我回到高雄,等候办理到日本的手续,以后郑大强弟兄也回到高雄。我们两个人一回去,那原先在高雄要闹事的弟兄,就不能在高雄为所欲为,因此就发生了难处,但都是在暗中、隐藏的。我们聚会的光景一直往下落;等到一九六一年,马尼拉召会发生事变,这位闹事的弟兄访问马尼拉回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另外有个聚会。那时,我们在高雄几乎没有办法作下去。
高雄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单纯,对于作话语出口、带领的人,都非常尊敬。大家认为这位闹事的弟兄是个属灵人,却不知道他在背后所作的,统统都是“反”的事情。我们无法将实情告诉弟兄姊妹,深怕会在召会中带进更多的是非。所以,那段日子实在为难。特别到了一九六二年,高雄召会可以说已是一片混乱─事奉毁了,配搭毁了,带领更是毁了,所有原来事奉的体系全都毁掉了。我们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那时,没有同心,也没有同伴,只有我和郑大强弟兄二人,不知那个局面该如何往前,只有同心祷告,相信并等候主来作工。
到了一九六三年,难处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一九六二年,这位闹事的弟兄第二次从马尼拉回来以后,和另外四个人商谈,发现他们四人早已同心合意,要把他剔除出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预估,他原以为他先发动,领导权就在他身上,岂知那四个人并不拥护他。正在那时,马尼拉闹事的人却欢迎他,于是他就举家迁到马尼拉去。高雄召会因此蒙了拯救。到一九六五年,高雄召会可说是平安无事,一切的难处都过去了。
张湘泽弟兄:
我在一九四四年得救,以后并没有过召会生活,乃是到了一九五一年,才开始过召会生活。那时我非常渴慕主,并且有追求的心,所以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训练。训练后,主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召会;同时我也很懊悔得救太晚,把最好、最年轻的时光都丢掉了。二十几岁时,我的头脑像电脑,记性非常好;但蒙恩以后,虽然非常爱读圣经,却是记不得。所以,我非常爱青年人,觉得青年人蒙恩太宝贝了。以后看到那几位青年同工,他们那么年轻就蒙了大恩,天天读圣经,而且出口成章,我真是非常宝爱他们,也很愿意和他们多有交通。那时,在我的观念里,对我而言,所有同工都是我的老师;我不只接受李弟兄的带领,更以每位同工为我的先进,所以也特别宝贝那几位青年同工,和他们多有交通。
当时他们在台北三会所,有个特别的追求,追求史百克弟兄所有的信息。其中有位弟兄邀请我去参加。当然,我很宝贝属灵的事,而且从一面来说,史百克弟兄也有他的一分,加上有人把那些英文信息读、讲给我们听,也是不错,所以我就去了。然而因着我住在郊区,都是追求的时间才到,追求完了就走,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追求以外的谈论。这实在是主保守了我。原来,他们的追求不过是个表面工夫,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小组,用史百克的东西,来反李弟兄。
渐渐的,我发现里面有问题,就和我的内人有些交通。我们都感觉应该找张郁岚弟兄交通,因为那时,张晤晨弟兄常在海外。我一遇到张郁岚弟兄,他就诚诚实实的告诉我:“这一班人,特别是其中有一、两个,就是押沙龙。”意思是,他们是李弟兄所生的,是李弟兄传福音才得救的,是李弟兄带着长大的,是李弟兄所保护的,可以说他们就是李弟兄属灵的儿子,现在却起来背叛,完全是押沙龙的样子。如此一来,我的眼睛得了开启,知道这班人是在那里作什么。
我就问张郁岚弟兄:“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若是照着军人的感觉,那是很干脆的,就是把他们停下来,不让他们再闹。然而郁岚弟兄说,“这不是我们能作的,只有等李弟兄,看李弟兄怎么作。”我说,“我们怎么办呢?”他说,“祷告。”从那一天起,我就和张郁岚弟兄,一同为这事祷告,我和我内人也天天为着这个工作祷告。不久,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写信给我,要我到台南传福音。我心里想:“我明明知道这是押沙龙,我怎么能和他有交通呢?”我就再找张郁岚弟兄,他说,“我们祷告。”祷告以后他告诉我:“你可以去,因为我们还是盼望能挽回他。”我说,“你们都挽回不了他,我怎么能挽回?”他说,“主要作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主在你身上能作一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里面实在有个心愿和负担,若是能把他们挽回,当然是好,所以我就去了。
我到台南以后就发现,他们表面上是请我去传福音,其实里面有两个用意,一个是要得着我作他们的同伴。对此,主早给了我恩典,也给我亮光,看见这是押沙龙。其次,就是盼望我带消息给前面几位弟兄。所以晚上传福音,白天就从上午到下午一直交通。这位弟兄一再说,他是李弟兄所生的,他和李弟兄绝无问题,他顺服李弟兄像顺服父亲一样。他拿出李弟兄写给他的信,说,“你看,这是李弟兄给我的信,我们之间毫无间隔,所有外面的传言都是假的,你千万不要信。今天我当面对你讲,我对李弟兄没有问题。”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事,一点一点的追问他,结果他都说没有问题,全是别人的诬告和谎言。这叫我很为难,我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求主来显明,来暴露。
回到台北,我和张郁岚弟兄交通到这种情形,张弟兄就建议把他们统统请来。有一天,他们都来了,也请了孙丰露弟兄。交通之前,我祷告主来暴露,来显明人的光景。我里面很平静,没有什么主见,只是把这件事摆在主面前。结果在那个交通里,每个人的情形都被暴露。
孙丰露弟兄是个非常诚实、正直的人,他从前是法官,所以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肯定的。已往反叛的弟兄曾对他讲了些背叛的话,他那天一字不差的提出来。他说,“弟兄,你对我说,你今天看见了最高的异象,李弟兄是完了。除非跟随你,否则前面没有路。这是不是你讲的?”那弟兄坐在孙弟兄对面,对孙弟兄的问题,他或者答:“我真的讲了吗?”或者说,“唉,我没有这样说,你有没有听错啊?”我就看见有两个人的人格摆在那里;从那天起,我就知道这位弟兄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九六五年,李弟兄回来,请他们从工作上退下来。然后,张晤晨弟兄和曲弟兄到台南聚会,那位弟兄就在背后指使人,预备了蕃茄,丢上讲台,闹得聚会不得不中断。他自己却为了避免嫌疑,到了台中。那时我在台中,听说他来了,还有一点存心,想在这最后关头,看看能不能挽回他,所以就约他在一位弟兄家有交通。那一次,他是完全被暴露出来了。他对我说的话,和前次在台南所说的,是一百八十度的转。他说,“张弟兄,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几个属灵人?”我说,“照我看,属灵人很多,只要我们活在灵里,顺服主,我们就是属灵人。”他说,“不,今天地上的属灵人,第一是倪弟兄,第二是史百克,第三就是我们。”接着,他竟然骄傲的说,“倪弟兄现在已经在大陆,不能出来了;史百克弟兄虽然看见的高,却还是有一点没有看见;所以,都在我们身上了。”
求主用血洁净,我不是要评论什么人,我是愿意让青年人知道,我们不只看见异象,更要持守异象,对异象忠心。我深深知道一件事,在台南他对我讲的是一套,在台北说的又是另一套,这就证明他那个人是刻变时翻的。那天在台中是更进一步的暴露。
刘治成弟兄:
当倪弟兄的职事在上海恢复时,我和这些背叛的人一样是年轻人,一同参加了倪弟兄的几次聚会。他们并没有直接受倪弟兄多少带领,这是我可以作见证的。其次,我们到了台湾以后,在一次事奉聚会里,李弟兄说了一段话,其中一位弟兄就起来说,“我和李弟兄绝对没有问题,李弟兄若是跳海,我也跳海;他头一个跳海,我第二个跳海,我跟着跳下去。”这完全和他背后说的、作的不一样。从那时候起,我就很少和他有什么牵连。
我们到台湾以后,前面弟兄们非常成全我们,并且主也怜悯,把我摆在台北的长老聚会里,和弟兄们一同在长老的责任里事奉,经历过许多事情。仅仅在这八年期间,就曾经过上百次的大小谈话。大家费尽苦心,就是盼望能把他们成全起来,配搭在一起。可惜,他们里面有两个不得了的点,第一是犯上,不要权柄;第二是要钱,要私心。这些在他们里面作怪,叫他们迷了心。
那时每一次谈话,几乎都是谈到五个问题:里面的生命,外面的环境,头上的权柄,脚下的立场,和召会的配搭。当面谈时,他们都没有问题;散会以后,问题都来了,真叫人难办。由于那几年李弟兄不在台湾,闹事的人就把目标放在二位张弟兄身上;但是我和二位张弟兄在台北一会所配搭服事,所以有时大小矛头也会对着我,常常在我身上作工。
比方,周六的长老聚会散会后,其中一人会拖着我走到他的住所,又送我回到我的住处。一路上和我谈的,都是“今天的工作,属灵的情形低落”,“李弟兄怎样怎样”,“二位张弟兄怎样包围李弟兄”这类的话;另一面就说,“我们生活怎么艰苦”,“我们结婚时怎么艰难”等。
有一天,我听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弟兄,你说了这些话,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们都是直接、间接受李弟兄带领,直接坐在他跟前受教,间接读他的书;其次,我们所以能这样在召会事奉,正是因为我们得着如此的成全。然而,你对我说了那么多消极的话,这些话你能说,我不能说,我里面过不去。你这样说李弟兄,就好像说到我的父亲,我受不了。”从此他骂我是个铁头匠。
在召会最为难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主在那里负责、保守、眷顾,一点一点都是主在那里作事。不论闹事的人是明的威胁,或是背后对我讲消极的话,都不管用。我只知道主耶稣,只知道爱主、爱召会,别的都不要。我知道我头上有谁,我知道我脚底下踏的是什么。感谢主,就这样过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人”的问题,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的人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是要命的点。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的存心关系重大,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就都完了。
刘去非弟兄:
这些背叛的事在台中,并不是那么明白的表示出来。那时台中有三位负责弟兄,李代芳弟兄、朱亚伯弟兄和我。我们三位年龄都比他们大得多,他们可能不在意我们,所以没有直接在我们身上作什么工。然而,我们从旁边可以看得出来,台北有特会时,他们没有把信息带回来;台北有新的诗歌,他们也没有带回来。他们在台中都是讲史百克弟兄的东西。
之后,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因为这几位每周都来台中聚一聚。他们在没有聚会的晚上来,当夜就回去,说是一同有追求。有一天早晨,我提早到长老室,发现茶几上的瓜子壳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的心动了一下:“他们一同追求,怎么嗑这么多瓜子?”若没有两个钟头,嗑不了那么多;一定是一边讲,一边嗑,堆了好几堆小山。刚好我去得早,他们还没有收拾,就让我碰着了。所以我心知肚明,他们在那里不是真追求。可惜我不够警觉,不知道他们有那么大“起义”的事。此外,我们也发现他们有海外的经济供给,至于是从那里来的,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台中召会增加两位青年长老,至少有一位得着他们经济的援助,所以至终,这两位青年长老也跟着他们走了。
有一次,他们中间一位弟兄和我有点冲突。那是在李弟兄去美国之前,在台北召聚同工聚会的时候。由于他每次去台北聚会,都没有把台北的交通带回来,我就知道他对前面弟兄有点问题。所以,他要到台北的那天,我就对他说,“弟兄,盼望你不可藐视申言者的讲论。”他立刻向我变脸,说,“你晓得不晓得,如果主来的时候,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吗?”我也不太高兴的说,“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敢说主一定会来,但是我们盼望主能够来。如果主不来,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干脆散伙算了。”为此,我还追寄一封信到台北给他,说我讲话太冲动。其实这也是不够警觉,不知道他的话另有作用。
他们中间一位相当骄傲。那时弟兄们常常请他来讲异象。有一次,他讲完后就问我,弟兄姊妹的反应如何。我说,连我都听不懂,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他一直自认为,他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异象。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李弟兄把这些事处理之后,我们和他们谈得相当清楚,告诉他们,他们从工作中退下去后,若是不方便,还是可以住在会所。我们都能为这事作见证,但他们却到处散布谎言,说他们没有吃的,很可怜。有些姊妹很同情他们,就跟着他们走了。我们后来算一算,那些跟着出去的,都是姊妹在家里当家、作头的。姊妹作头的就出去了,姊妹不作头的就都蒙了保守。
问答
问:在这样的风波期间,您在台北或在美国,在主面前怎样寻求?您当时的心境和态度又是如何?
李弟兄答:那时我人在美国,我的心情是:“让这些弟兄们作他们所要作的。”我一点也没有过问,也不担心。张郁岚弟兄和张晤晨弟兄,差不多每周都给我一封信,交通台湾岛上各地召会的情形,说到这些人在那里怎样作破坏的事,非常艰难。他们也问我,到底该怎样应对?我只有一个答复:“让他们作吧。请弟兄们务必安心,要有平安,享受主的同在。若是台湾岛上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谁也不能拆毁;人越拆毁,主越建造。若是谁能把这个工作拆毁了,那就应该拆毁。所以,请弟兄们平安。”这是我在美国,向着这些情形的态度。
我完全把台湾的工作留在主手中,这些人愿意作什么都可以。我没有告诉任何召会、任何人说,应该怎样对付这几个人。完全没有。反而,我只说,“让他们作吧,看他们能作多少,看主怎么表白。”
另一面,我在美国实在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分担任何其他的工作。因为美国工作一开之后,主就给我一个很广阔的门。我整天忙着作工,一直在外面奔跑,访问各地。所以,我那时是忙着作工,享受主的祝福,里面满了喜乐、平安,一点也不担心台湾岛的工作如何。
今天我在你们众人面前,作一个见证,我也是堕落的人,也有我的错误,我的弱点,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另一面,五十多年来,我学习认识主的怜悯,认识主的恩典。我从年轻开始,就不是一个马虎的人,也不是一个糊涂的跟随者。我研究过人生,我发觉要作人,一定要作基督徒。我也进一步研究过圣经和召会历史,知道要作基督徒,就一定要走这条恢复的路。因为基督徒的真义,就是要在地上和众圣徒一同彰显基督。要这样彰显基督,非在这条恢复的路里不可。
你若是一个人,而不作基督徒,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但如果你作了基督徒,却不走这条恢复的路,你这个基督徒也没有意义。我没有骄傲的观点,更没有鼓吹的意念,我乃是愿意向你们作这样的见证。
前天主日大聚会里,来了一些基督徒,我得到确实地消息,知道他们听不懂什么叫作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什么叫作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什么叫作基督安家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被充满以致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是今天地上可怜的情形;世人在可怜的境界里,基督徒也同样在可怜且肤浅的光景中。一周过一周,他们每个主日去听一点肤浅的道,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永远的计划,什么是神所要得着的,什么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什么是召会的立场,什么是召会的路,他们一概不懂、也不谈。那对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实际里。
然而,在这个时代末了,主的光在这里越照越明,几乎已达日午。我们不仅传讲这些信息,也把这些信息刊印成书。这一篇又一篇的信息,都将圣经中的亮光启示出来。这是主莫大的怜悯。
最后,我要根据所摆出来的历史作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多年来所学习的:我们不是在这里作一个工作,乃是在地上过一种生活,活出基督,享受祂的丰富,成为祂的彰显。
李弟兄答:那时我人在美国,我的心情是:“让这些弟兄们作他们所要作的。”我一点也没有过问,也不担心。张郁岚弟兄和张晤晨弟兄,差不多每周都给我一封信,交通台湾岛上各地召会的情形,说到这些人在那里怎样作破坏的事,非常艰难。他们也问我,到底该怎样应对?我只有一个答复:“让他们作吧。请弟兄们务必安心,要有平安,享受主的同在。若是台湾岛上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谁也不能拆毁;人越拆毁,主越建造。若是谁能把这个工作拆毁了,那就应该拆毁。所以,请弟兄们平安。”这是我在美国,向着这些情形的态度。
我完全把台湾的工作留在主手中,这些人愿意作什么都可以。我没有告诉任何召会、任何人说,应该怎样对付这几个人。完全没有。反而,我只说,“让他们作吧,看他们能作多少,看主怎么表白。”
另一面,我在美国实在也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分担任何其他的工作。因为美国工作一开之后,主就给我一个很广阔的门。我整天忙着作工,一直在外面奔跑,访问各地。所以,我那时是忙着作工,享受主的祝福,里面满了喜乐、平安,一点也不担心台湾岛的工作如何。
今天我在你们众人面前,作一个见证,我也是堕落的人,也有我的错误,我的弱点,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另一面,五十多年来,我学习认识主的怜悯,认识主的恩典。我从年轻开始,就不是一个马虎的人,也不是一个糊涂的跟随者。我研究过人生,我发觉要作人,一定要作基督徒。我也进一步研究过圣经和召会历史,知道要作基督徒,就一定要走这条恢复的路。因为基督徒的真义,就是要在地上和众圣徒一同彰显基督。要这样彰显基督,非在这条恢复的路里不可。
你若是一个人,而不作基督徒,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但如果你作了基督徒,却不走这条恢复的路,你这个基督徒也没有意义。我没有骄傲的观点,更没有鼓吹的意念,我乃是愿意向你们作这样的见证。
前天主日大聚会里,来了一些基督徒,我得到确实地消息,知道他们听不懂什么叫作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什么叫作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什么叫作基督安家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被充满以致成为神一切的丰满。这是今天地上可怜的情形;世人在可怜的境界里,基督徒也同样在可怜且肤浅的光景中。一周过一周,他们每个主日去听一点肤浅的道,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永远的计划,什么是神所要得着的,什么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什么是召会的立场,什么是召会的路,他们一概不懂、也不谈。那对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实际里。
然而,在这个时代末了,主的光在这里越照越明,几乎已达日午。我们不仅传讲这些信息,也把这些信息刊印成书。这一篇又一篇的信息,都将圣经中的亮光启示出来。这是主莫大的怜悯。
最后,我要根据所摆出来的历史作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多年来所学习的:我们不是在这里作一个工作,乃是在地上过一种生活,活出基督,享受祂的丰富,成为祂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