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主在香港的见证
初期的开始
一九三七年,魏光禧弟兄受主引导来到香港,开始作主见证的工作。然而,早在魏弟兄到香港开工前,香港已经有一个起头。

 在香港起头的那个聚会,有三位带头的弟兄,其中一位是香港本地人姓梅,其余两位都是我所熟识的。一位是福州人钟弟兄,是我一九三三年从北方到上海,由浦口搭船到南京时接待我的人。他当时是位很可爱的弟兄,早期跟随一位讲拔罪根道的福州人,后来看穿了那个人的行为,就和倪弟兄接触,转到我们中间。他对主的召会及主的恢复很有心,所以上海的弟兄们就安排他接待我。后来他也到了上海,与我长期配搭,所以我们很熟识。以后他随主引导,移到香港作事。另一位是从上海来的周弟兄,在上海时,他曾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牛奶公司工作,后来也到了香港。此外,还有一位商弟兄、一位何弟兄也一同配搭。

 他们在香港开始聚会,但聚会共有多少人,不得而知。可惜他们的光景不太好,到一个地步,倪弟兄到香港,虽然他们坚决邀请,倪弟兄却也不愿去讲道,原因乃在“人”的问题。虽然他们奉主名聚会,但还是作自己的。

 香港早期还有另一个搅扰。有一位原本在汕头全时间的同工,在主面前出了事被革除,之后他就到香港设立了基督徒聚会处,打起“基督徒聚会处”的牌子。他们设立的聚会是一个偏差,也是对主见证的搅扰。我求主宝血遮盖,我感觉不太甜美去说这些消极的事,也不太愿意闻那个味道;但我将已往的历史摆在你们面前,是要你们看见一条正路,还要你们看见难处就在“人”身上,偏差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人。
 
新的开始
一九三七年魏弟兄到了香港,在工作上重新起头。当时正是倪弟兄释放《工作的再思》的时候,工人都要走安提阿路线,出去作工,设立召会,选立长老,然后就要离开;所以魏弟兄在香港开了工,也没有留在那里,就往内地昆明去了。他走了以后,香港那几位带领的弟兄,竟然吵起来了。他们之间有严重的意见不同。为这缘故,倪弟兄于三七、三八年,经常在上海、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来回。

 一九四〇年,魏弟兄回香港,可以说是重新来过。到抗战胜利后,许骏卿弟兄也从潮州人礼拜堂─生命堂,转到我们中间,陆续也有人转来。到了抗战胜利后第三年,一九四七年,正值上海复兴的高潮,闽、粤两省各处重要的召会,都写信给我,要我去访问他们,香港也不例外。所以我就定规到南方来,从上海搭当时刚有的霸王号飞机,同着其他两位年长姊妹,汪佩真和李拉结,于一九四七年底抵达香港,在佐敦道会所聚会。我见到了弟兄们,许弟兄也特别与我有交通,见证他怎样蒙恩,并从生命堂转到我们中间。

 之后,我和魏弟兄从香港到了广州,又从广州到汕头,再到厦门,尔后我去了福州。在福州就带进了复兴,大会完毕,我们到倪弟兄家住,当时也把魏弟兄请去。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间,我们约倪弟兄回上海,有倪弟兄恢复职事的全国性交通聚会。那时魏弟兄也在,所有的过程及倪弟兄讲的道,我说的话,魏弟兄都有记录。他笔记抄得实在不错,是个很好的备忘录。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我们讲过什么话,想起来都相当有味道;所以我很宝贵那些资料。
 
复兴
自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香港的见证就比较在我们属灵的肩头上,我们对香港召会也比较关心。一九五〇年之前,因着大陆时局的变迁,已经有两个区域的青年人来到香港;一批来自青岛,一批来自上海。青岛来的多半是在一位弟兄所办的纺纱厂作工,最少来了十二人;上海来的多半是中大的学生,以及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南方来的,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北方来的,也带着他们复兴的味道。这两批人,各自带着他们当地召会复兴的味道。一九五〇年一月初,倪弟兄到了香港,带进一个复兴,大家也有“交出来”的实行,将财物及一切都交出来。

 我是一九四九年迁到台湾,到了一九五〇年,正值台湾工作相当蒙福的时候,我们一面大传福音,聚会人数一年就翻了三十倍;一面我也编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每题都是我在聚会中与弟兄们读过、查过的,以此造就初信的人。此外,还编了诗歌第二集。二月间,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要我马上到香港见他,因为不久他就要回上海。我复电说,我正在台北重要的特会中,必须待特会结束才能到香港。他回电说,无论怎样,我什么时候作完,马上就去。所以我就在二月十六日,约农历新年时赶到香港。

 倪弟兄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特会,二月十五日,倪弟兄报告说我隔天要抵达。十六日上午,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我,但是台湾一直下大雨,飞机不能起飞,所以去接机的人,都扑了个空。下午我扺达时,是许弟兄到机场接我。

 第二天早晨,倪弟兄把我带到长老同工的事奉聚会中,倪弟兄开场白的话,是我和他相处二十年,从没有听见他那样说过的,那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说,“李弟兄,我们今天早晨是个事奉聚会,你要按着主所给你的权柄,把香港召会一切事奉的事,同工的事奉、长老的事奉、执事的事奉都安排一下。”今天听起来这话很平常,但在我听来是非常特别。因为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谈到属灵的事,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要我开始带领香港的事奉。

 当天晚上,倪弟兄便将我带到聚会中,并且要我讲道。我表示没有办法,必须他讲,因为他在那里,我就没有负担讲道,所以他只好讲。那时每天晚上都有大会;每个上午都有长老、同工、有心追求者的事奉聚会,最少十几位,最多二十几位。我们都住在钻石山。
 
倪弟兄的安排
倪弟兄向我表示,原本是盼望我来以后,再安排香港的长老,但若等我来,就会晚了十几天,所以他就先安排了。安排的五位长老分别是:陈则信弟兄、魏光禧弟兄、曲子元弟兄、郑谦原弟兄、许骏卿弟兄。

 倪弟兄也嘱托我,要帮助他们购地造会所。有一天晚上,我告诉弟兄姊妹,佐敦道会所的电铃、墙上两幅图画的摆设、会所的风琴都破旧不堪,就是自己家里用的,都比会所里的好;香港是世界一等的港口,会所这样的摆设实在很不搭调。弟兄姊妹都有恩典接受交通,第二天会所里就改了样子。

 在香港的复兴里,有些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财物交出来后,就有了财物分配安排的事。在我来之前,倪弟兄已经处理了一些;我来之后,倪弟兄就要我和他一同分担处理。对那些事我不是太熟悉,幸好有魏弟兄在。
 
李弟兄在香港和倪弟兄的接触
我在香港的一个半月期间,大部分时间倪弟兄都在,私下我与他有很多接触。我心里有很重的负担,是关乎他再回大陆的事。我和他谈到我们的前途该怎么办,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他的负担还是要回中国大陆。我们有多次的交谈,有一天我对他说,“倪弟兄,关于你再回大陆这事,我里面实在感觉有负担。这件事太大了。你再回去是出乎主,或不是出乎主,这是太大的事,我不敢讲;但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并且要确定的说,你进去了就不能再出来了。”他就把实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诉我,他说,“大陆有那么多处召会,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此外,他还和我谈到工作的事,召会如何带领,以及奉献的东西怎么处理等。
 
倪弟兄协助修改诗歌及定规文字工作
我把所编写的第二集诗歌请倪弟兄修改,他改得相当好。譬如“葡萄一生的事”(诗歌四六五首),原来是散文体裁,由法文翻成英文,再由倪弟兄翻成中文。他在上海职事恢复时,也曾讲过“葡萄一生的事”,对我很有帮助。许多唱的人不一定了解他的用意,但我一看这故事,就知道那葡萄就是指他自己;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结果子。诗中提到:“直到寒冬已过,它又预备结果…,”他在隐指寒冬六年(职事停止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他又要不由自己,要为结果子被绑到桩上,再被修一修而结累累的果实,末了又要压成葡萄酒,使人喜乐,供神享受。我知道他是借由那首诗,来抒发他里面的感觉,我勉勉强强作了十二节,编入第二集诗歌。他改的时候,又加了三节,结束于“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改的真是好。

 另外我也曾编了福音诗歌,包括“需要耶稣”、“空!空!空!”。当我在福州时,他也修改过,之后在上海付印出版。我觉得内容应该再修改,再扩充,所以也和他谈谈福音诗歌,请他帮忙修改。

 那时,附带的就谈到文字工作,倪弟兄给了我一些指导,其中定规在文字工作中,有三个福音书房: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香港。倪弟兄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我负责台湾福音书房;魏弟兄负责香港福音书房。同时,他要我在文字和编辑上,协助香港福音书房。
 
倪弟兄返回大陆
当我将工作安排得差不多时,倪弟兄不告而别,回到了中国大陆。他请他的内弟张宜纶弟兄,送他到火车站,他就搭车回到上海;那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左右。从那时起,我们没有再过见面,也没有通信。
 
倪弟兄对台湾工作的关心
倪弟兄对台湾的工作十分关心,一九四九年当他和我在福州时,他拍了一、两封电报到上海,告诉那些我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统统到台湾。这些青年人就赶紧搭船,有一部分赶上第一艘船到了台湾,以后这些人有的被安排在高雄服事。第二艘船开到吴淞江口,因为船只太破,怕到不了台湾,就折回上海。一九五〇年,当我和倪弟兄交通到工作上的安排时,他要我在台湾积极带领那里的工作。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认为,台湾局面不稳定,所以他非常关心台湾供给上的需要。那时,外面的环境的确是万分艰难。
 
李弟兄在香港召会的工作
 
关于购地造会所的交通
关于香港的会所,倪弟兄当时安排了一个购建小组,要买地造会所,他也嘱咐我帮忙购建小组。我曾告诉弟兄们关于买会所的原则:第一,要在港九的中心;第二,要闹中取静;第三,尽量用钱买地,会所要少花钱,将来才容易发展扩充。弟兄们问我要买多大的地,我说最少要买二亩地,就是一万二千方尺。他们几天之内就在尖沙咀一带,找到一块地。我一看就说快买,因为我观察到,有一天尖沙咀要变作港九的中心。然而弟兄们因着考虑钱的问题,只买了六千方尺,以后画图建造时就发现不够用,再去买时,只能买到三千多方尺;所以香港会所这地一共是九千多方尺。

 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经过香港机场过境时,弟兄们将会所的模型给我看。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这个会所造得太考究,钱花在盖造会所的事上太多,应该在买地上多花一点。然而,弟兄们欢欢乐乐的拿会所的模型给我看,我觉得木已成舟,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于是就造了这个会所。以后听说香港会所像堡垒一样,要拆除恐怕要费一番工夫。

 我几十年为主说话,一站在会所里,就知道会所的音响好不好。香港会所是讲话很吃力的会所,因为天花板太高。我到过全世界许多地方讲道,我向你们举荐,安那翰会所的音响最好,无论在那个角落讲话,讲的人声音都不会哑。讲道的人对听众的感觉非常敏感,一听到音响有问题,声音出不去,说话就会急,一急声音就不行了。安那翰会所刚建好后,特会有四千人,我对四千人讲话,一点不吃力;因为天棚的高度适合,加上墙壁和天花板都是波浪式的,不太需要靠音响及麦克风。在任何一个角落,有人起来作见证,只要声音高一点,全场都听得到。
 
对香港的负担
我很清楚香港是个重地,当时我实在有负担常到香港,但是在台湾有一班基督徒造谣,说我是GC党分子,有嫌疑替GC党作事。因此政府当局非常注意我,那时香港我是来不得的。所以,从一九五〇年到五四年夏天,约四年之久,我才来第二次。回台北时,有弟兄们告诉我,监察我的恐怕有二百人,都是杂在接我的圣徒中间监视。我什么地方都被查过,连领带都查了,所以,他们至终知道我是道地的耶稣迷,根本没有心作别的。第二年,一九五五年,我再来就不只有特会,也有训练。从印尼、菲律宾都有人来受训。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到香港。

 我向你们敞开交通,从我幼年事奉主,最受锻炼及操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能认识人的里面,能摸着人里面的感觉。我一出来事奉主,特别是从倪弟兄身上学到的,第一,就是学习认识人。第二,无论对个人,对团体,或对一个地方,都学习没有意见。第三,若是事情真正要我们负责,就应该说重点,说有价值的话。比方倪弟兄托我帮助香港召会买地的事,我就简要的对弟兄们说,多用钱买地,少用钱造会所,这是事情的重点,也是作事的经验。

 我可以向你们夸口,虽然从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安排我带领香港的事奉,我也实在带领了,但我对香港从来没有意见,也从来没有给过一封信,说我感觉香港该怎样。我受了重托,不只是为着一地的工作,更是要负海外见证的工作。香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虽然我不能天天住这里,但我却负担着这个地方,所以我的眼睛并没有闭起来,我乃是一直观察。
 
对香港的观察
照我的观察,头五年,从一九五〇到五四年,香港每一位同工、执事、长老,都是同心合意照着我的安排往前,所以那四、五年带进许多祝福。一九五四年,我来开特会时,连院子都坐了人。然而一九五五年之后,香港内部有些人的心不对了。从那时起,开始有人说,“台北也不一定有更好的东西。”我从幼年事奉主开始,最避讳的,就是不可以两地召会竞赛,说甲地比乙地好,或说乙地比甲地好;这是不可以的。一九五五年这个声音出来之后,虽然我没有和晤晨弟兄交通到这事,但我相信晤晨弟兄恐怕也从那时候起,闻到了这个味道。我们都听见这话,但我们却没有谈过,因为一谈,就怕事情会发酵起来。我们学了一个功课,除非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把它当成一件事,因为那是愚昧的,并且也给撒但开了门。无论如何,只有神知道人的心。

 弟兄姊妹说这些话,就是给撒但开门。香港这里说,台北不一定比香港好,这说出香港腐化了。一颗苹果腐烂,都是从里面开始腐烂的。香港的祝福在头四、五年以后,就开始漏了,好像一个大水桶漏了水一样。水都是头四、五年打进来的,之后就没有什么新水进来,倒是原来的水流出去了。到了一九六〇年,香港就有人放话说,李弟兄讲异端。等到这话一出来,我里头就非常清楚情形不对。这位说我讲异端的人,也写信给张郁岚弟兄,告诉他我讲异端。有一天,张晤晨弟兄就和这位说我讲异端的人谈话,张弟兄对他作见证说,“李弟兄今天在海外负见证的责任,是当初倪柝声弟兄安排的,我们大家所作的,就是一个工作。”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历史。”可是在对他有利的事上,他却去抓住倪弟兄的安排。
 
人的“心”在权力地位上出了问题
我们需要把事情弄正确,不能我们不接受的就说那是历史,对我们有利的就说那是倪弟兄安排的。我不是批评人,也不是在你们面前说别人的短处;五十年来,召会中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心”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权力地位的问题。倪弟兄的安排,若与他的地位权力有利,他就接受;倪弟兄的安排,若与他的权力地位没有利,他就说那是历史。张晤晨弟兄向那位说我讲异端的人,举出他许多不当之处,他就流泪悔改,并且承认他作错事。然而没有多久,他又故态复萌。那时他常和魏弟兄发生冲突,有一天,忽然跑到魏弟兄家,抱着魏弟兄亲他,向他悔改认罪,但不久又依然故我。这叫我们实在难以应付。

 一九六四年,我接到这位弟兄的一封认罪的信。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没有直接得罪我,所以我没有回信。一九六四年夏天,香港的一位长老许弟兄到洛杉矶参加特会,就向张宜纶弟兄问起,为何那位弟兄写信向李弟兄认错,李弟兄却没有回信。我就告诉张弟兄,我所以不回信,是因为那位弟兄并没有直接得罪我。他写信给张郁岚弟兄说我讲异端,他应该向张弟兄对付这件事。许弟兄回到香港就问这位弟兄有否这事,他回答说,“我真的写了那封信吗?”这位弟兄便写信去问张郁岚弟兄,张弟兄就把那封信复印给他。最后,他才从香港发信去对付。
 
香港指控李弟兄说异端的风波
一九六一年以后,我虽然人在海外,但张郁岚弟兄和张晤晨弟兄,几乎每周都给我一封信,与我交通台湾的情形。从信中我得知,有几位弟兄在台湾,一直暗中破坏这个工作。一九六五年我回到台北,处理了那件事(详情见下册,第十六篇)。

 一九六五年十月间我来到香港,那位说我讲异端的弟兄已经向我认错,也向张郁岚弟兄对付过,我觉得也不错,就在那里好好讲道,之后就回到美国。尔后他在那年也去了美国,正如第五篇所提过的,我到机场接他到我家里。难处是他说我讲异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而一的神,以及基督是受造者这些问题。我就问他到底对神怎样看?他说是三位。我说,你切不要这样说,那时,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一九六六年,我回台北传福音,之后应邀到香港,也传了点福音。他请我到他家吃饭。那知一九六八年,我们在台北开过大会以后,香港就大翻动,说我讲异端,到了一九七〇年,情形就更严重了。

 一九六九年在美国可以说是最高峰的时候,一九七〇年有国际大会,之后就移民到五、六个以上的地方。原本我已安排好,要一个一个地方去看望他们。正在我准备动身时,接到香港弟兄们的长途电话和信函,说香港那里说我讲异端的人大闹风波。弟兄们觉得这是关乎真理的事,非要我来不可。所以,那次我只探望了亚特兰大。

 一九七〇年以前,说我讲异端的人,已印出一本刊物,是关乎整编本诗歌真理的问题,其中都是论到我说异端的事。我在美国看见这书,我并没有太去理睬。到了一九七〇年,这位弟兄实在闹得香港召会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弟兄们觉得我最好回去将真理驳正。所以,我一面出门探访移民出去的圣徒,一面赶着写出一点驳正的话。
 
反对的人大动肉体,霸占会所
我于亚特兰大访问完毕,就到了香港。有一天晚上,我请晤晨弟兄上台讲,我坐在下面,旁边坐着郑谦原弟兄。聚会开始没多久,外面闹起来,有人冲了进来,直冲到讲台前面,打讲台上挂诗歌及圣经节的架子,整个场面是乱糟糟的。

 张晤晨弟兄很镇定,正要翻开圣经宣读,被这么一闹,他也就不出声。但是台上的架子一倒,打到他的头就流血了。此时,闹事的人当中一位,就把电源关掉。我看见有一个人将郑谦原弟兄抓住,我便大喊:“快救!快救!”青年们围过来,那个人就跑掉了。魏弟兄说,“李弟兄,不行,一定要喊警察。”

 事先我们已经料到会闹事,便嘱咐弟兄们千万不要还手,千万不要说不好听的话,也不要找警察,我们只要安安静静的。然而到了这地步,实在不行,所以魏弟兄就打电话找警察来。我跟着魏弟兄到执事室,那些人就将房子围起来,大骂并且摔花盆。这实在令人痛心。当晚魏弟兄、许弟兄和我都在魏弟兄家,谈到天亮。我一直劝他们什么都不要作,他们不能接受,直到清晨五点左右,弟兄们才接受我的劝告,完全退让。于是安排车子,接弟兄们到新蒲岗聚会。我的心真是伤痛万分。
 
反复不已的风波
这里我们必须说到,一位和香港召会有关的人,就是一位西国姊妹巴小姐(E. Fischbacher)。正如第四篇所提到的,她是在一九三五年,倪弟兄被请到我家乡访问时,在单大夫家中遇见的。后来,她转到我们中间,曾住在上海,参加上海召会的聚会。到一九三八、三九年,当倪弟兄在伦敦翻《工作的再思》时,她也在翻译上帮了不少忙。

 太平洋战事过去之后,到了一九五五年,我接到巴小姐的信,她说她有负担和另一位姊妹再到远东来。我复信说可以;那是史百克弟兄来的那一年。以后她们觉得香港的生活习惯比较方便,就住在香港。一九五八年她们回到伦敦,当时我跟着史百克弟兄也到了英国,他将我当作贵宾看待,就安排她们两位姊妹替我们作饭并接待。以后她们回到远东,先到菲律宾留一段时间,又到香港,之后又到了台北。

 一九五九年秋天,我们在台北三军球场有大型福音聚会,到会的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很多人悔改得救。之后又在高雄大体育馆传福音,也是四、五千人。这位姊妹一路都跟着我们,很受感动,便写了一封信给西方的朋友。大意是说,台北的召会生活,是高到不可再高。实在说,我也不太赞同她说的这么高;甚至到今天,我认为台湾的召会生活,还没有她写的那样高。她留在台湾三个月以后,就到了香港。

 一九六〇年三月间,她住在香港,正是香港闹异端的时候。她年龄比我还高,真理不能说不认识,也有文学造诣,但是到了香港就被讲异端的人破坏了。一九六二年,她向一位在台湾认识的美国姊妹灌毒素,说我是个被神废弃的人。那位姊妹后来回到美国,特地到洛杉矶见我,将这些事告诉我。

 一九六一年,巴小姐特地回到台北,在同工聚会中表示,从前她只曾交给召会,不曾交给工作,现在她愿意交出来给工作,不只服从召会的权柄,也服从工作的权柄。她要求我为她按手,但我灵里不在乎形式上的事,觉得她在同工聚会里已经宣布,我也默认了,所以就没有那样作。这也许使她产生不太积极的感觉。等到台北召会的长老聚会中,她又说了这段话,要专一接受工作的权柄。她是有这样的心愿,但是,当她再度回到香港,很快又中了毒。她这样变来变去,变得太快了。我实在觉得主的话是可靠的,圣经中的原则是,姊妹们必须蒙头。

 一九六二年,有位同工从美国到了香港,香港召会向他关门,连平常的聚会也不许他讲话。他回到美国,就将这些事告诉我。一九六四年,这位弟兄又到香港,告知他们,主怎样使用我在美国的事,并为我作美好的见证。因此,那位说我讲异端的人写了封信向我认罪,同时这位姊妹也写信向我认罪;不久,她又写了第二封信,承认我是“神所给在香港工作上的权柄”。

 我收到这两封信,里面非常纳闷。一九五九年这位姊妹写信,将台北的召会称赞得那么高,一九六一年又到台北要交出来,当众接受工作的权柄。一九六二年,却向那位美国姊妹灌毒素,警告她不要跟随我。一九六四年,又来信承认我是神所给的权柄。我里面实在觉得,这位姊妹太翻来复去了。
 
李弟兄的处置
远东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倪弟兄和我们这些弟兄们流汗、流泪,甚至几乎是流血打拼出来的。这位西国姊妹,第一,是个姊妹,第二,是从远处来的,怎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说长道短?她怎能有这个地位?主并没有叫我作那么多,所以我就表示我不愿意作她的权柄,也不愿意她服我的权柄。我告诉她,主给我的负担是作美国和台湾,主没有叫我作太多,所以我不愿意作她的权柄,也不接受她服我的权柄。她跟随主多年,自然不是个糊涂人,我话中的意思她是明白的。

 其实,这位姊妹所以能这样说来说去,都是因着说我讲异端的人给她地位;他们将她高举到一个高的地位上。然而,不管她年龄多高,也不管她多“属灵”,无论如何,她总不能忘记她是个姊妹。我从她身上学了功课,使我对姊妹们有彻底的认识。我对姊妹们没有重的信任,因为姊妹们太摇动,太不稳定,并且不懂大局,耳朵又太软,东听西听,说长道短如同“儿戏”。虽然她的意思不是儿戏,但她的作法就是儿戏。从那天直到如今,我没有再见她,她也没有再见我。我绝对相信她的良心里并不快乐。
 
结论─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我把这些事摆在你们面前,是盼望你们看见光,并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实在说来,这都是基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权力和地位。但愿我们能为此多有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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