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里，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同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风波中出过问题的圣徒都悔改了，并且向倪弟兄认错，对付罪。到了一九四九年，其余的人也悔改了；可以说，整个上海召会都对付清楚了。那实在是荣耀的光景。那次交通聚会以后，有八十几位弟兄姊妹，包括张晤晨弟兄、孙丰露弟兄，都被留下，到福州城外的鼓岭山上，在那里受训。

早在一九三〇年初，倪弟兄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觉得应该对那些比他年幼，被主兴起来的弟兄们，和少数姊妹们，施与特别的训练。一九三三年十月，主带我到了上海，倪弟兄就留我作他的客人，实在说，就是留我在那里受他的带领。虽然那时没有正式的训练，但他在那里所作的，就是一种训练。那时，除我以外，还有七、八位年龄和我相当，或者比我年轻一点的弟兄，从南方、北方来，也住在倪弟兄的招待所里。我在那里学了许多功课，这是主的恩典。

　我生性不愿和人接触，读书、运动都喜欢单独。年幼时，我不太和其他的孩子玩，多半是自己玩耍。等到我十九岁左右读专科时，学校见我足球踢得不错，把我选入校队。然而，我既不参加开会，也不过问事情；他们分派我踢什么，我就踢什么。到时候，我穿上队服，就上场去了；踢过之后，也不和队友交谈，就回家了。此外，我也怕到别人家里访问或吃饭。一九四〇年我们都在上海，我在那里最少住了两个月，帮忙写基督徒报的稿子，写好就交给李渊如姊妹。当时，张湘泽师母也在那里帮助李小姐誊抄稿子。同时，我们二人也都参加了友华村的训练。然而六十天之久，我们几乎没有谈过一次话。因为我不敢见人，一见人，脸就红。现在过了四十一年，认识我的人都能见证，我是变了。

　不仅如此，那时我出门，只要一搭交通工具就晕。第一次搭船，是刚进专科学校时，学校足球队要出征，从烟台到东北的奉天参加足球赛。我们搭的是一种小型船，开得很慢，要八小时才能到达。我一上船，船上的味道就叫我想呕吐，等到船在海中航行晃来晃去时，更是吐个不停。所以，我最苦的一件事就是从烟台搭船到上海，四十八小时的航程，我一上船就得躺下，准备呕吐。不只搭船，连坐汽车、火车也晕，真是苦啊。

　然而蒙召以后，不出门是不行的，必须出门到处跑，结果上船晕船，上车晕车。我在菲律宾时，弟兄们看我又要讲道，又要写稿，很辛苦，就带我到碧瑶山上休息。我坐着弟兄自己开的私家轿车，到了中途就晕得吃不消，赶紧找地方休息。旅行苦，进到人家里更是苦，因为进到人家里作客，出也得鞠躬，入也得鞠躬，还得常常对人说，“谢谢、对不起；”此外，还要和人谈话，这对我实在是难。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个性。

　一九三三年到了上海，住在倪弟兄那里受他带领，学了许多功课。在吃饭的事上更是学功课，因为给我们作饭的厨师是绍兴人，天天作咸得不得了的绍兴菜。另外，住在一起的年轻人，无论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在我看都没有受过什么对付或管教。一位福州来的弟兄，每早晨穿着拖鞋下来。我们在北方，是不可以穿着拖鞋见客的，也不可以穿着拖鞋在公共场所吃饭。这些事都叫我学功课。有时，我也到倪弟兄跟前去交通，问他我们住在那里可否这样作、或那样作。倪弟兄懂我的意思，知道我是希望他来管教管教这些弟兄们。

　时至今日已经四十八年了，我们那些同住的弟兄们，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这条路上；其余的人早在我还没有离开大陆以前，就都不见了。虽然有一阵子的热心，要事奉主，甚至住在倪弟兄那里接受训练，但却无法持续走在主的路上。那时，每周最少有一个晚上，倪弟兄来和我们坐下交通，我们就特享“大餐”。我们发问，他就回答，实在是好。我们在那里这样亲自受他的训练，但是之后那些人却离开了这条道路。

倪弟兄很早就有一个负担，觉得需要有训练。一九三六年他受主带领，也得着主的供给，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了一块地，造了一个训练中心。一九三七年，他召集同工紧急聚会，对我们讲《工作的再思》的信息。那期间，他亲自开车载我，从沪西到真茹去看那个训练中心。当时房子的钢架和门窗框子都上好了，只剩下玻璃窗还没有装；他很喜乐。然而没有多久，就遇到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事；战争把那个训练中心完全摧毁，训练也成为泡影，没有成功。

一九三九年倪弟兄从英国回来，召开特别聚会，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信息。从那时候起，他对召会有一个转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从内里生命说的；另一面，他看见召会需要实在的建造，这是指着外面的配搭说的。他都在那里实行。同时，他在离文德里不远的友华村，租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开始作训练。那时，我们住在一起受训的，约在五十位以上，加上本地参加训练的，有时也达八十位之多。每一周，倪弟兄最少有两、三个上午和我们坐下，长时间给我们训练。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训练进行到一个时期，专门对付我们每个受训者的奉献。每一个上午，他不讲别的题目，就点我们的名字，请我们详细的作奉献的见证，他在那里听。所有的人都见证过后，几乎没有一个人通过他的察验。这个人见证过了，他就点出来说，“你没有奉献，”那个人见证过了，他也点一点说，“你没有奉献。”实在说，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奉献了，但实际上还没有奉献。那段时间，他就这样一直在奉献的事上训练我们。

　不仅如此，他也在看见身体的事上训练我们。我们作了自己看见身体的见证后，他就点出：“你听了身体的道，你说你认识身体，但是你根本没有看见。”这又是个大难关，不要说年幼的同工，即使是比较年长、多年的同工，也都受了难为。因为几乎都没有看见身体的异象。那个训练叫众人都得着实际的帮助。

一九四二到四八年，倪弟兄有六年不能尽职，他在那里经营生化药厂。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事之际。原来福建省一带的西教士，都在鼓岭山上买地造洋房，所以鼓岭山上大概有将近二十栋花园洋房。战争期间，白种人受到日本人的难为，有些西教士被关到集中营去，有些西教士得不到后援供给，非常艰难，想要回国。他们一个个把鼓岭山上的房子便宜出售。中国人一般不肯住到鼓岭山上，全福建大概只有一个人需要这个地方，那就是倪弟兄。他把一栋栋洋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全数买下，也没有告诉别人。等到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全国性的交通聚会里，恢复职事以后，他就告诉我，所有愿意的人都到鼓岭山上。

　那时，我才得知倪弟兄这六年经营生化药厂的一点收入，全都买了鼓岭山上的房子，准备作为训练中心之用。那真是个好地方，每栋房子都相隔一段距离，可供弟兄姊妹受训之余散步，是最理想的训练处所。就在准备到鼓岭山上训练时，我个人和倪弟兄有一次很强的交通。我说，“倪弟兄，你把这些人带到高山上去训练，好像训练医科学生却没有医院一样，怎么实习呢？还是留在上海好，有召会可以实习。”倪弟兄不辩论，也不讲道理，笑一笑说，还是上山好。所以八十多位弟兄姊妹，就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上了鼓岭山，接受五个多月的训练，直到那年十月间。在那里没有电话、没有问问题的、没有搅扰，一天到晚听倪弟兄讲道，从周一讲到周六，只有主日下山参加福州的聚会。至于我，则被留在上海，负责供给福州鼓岭山上的需要，但主要的负担乃是在上海买地造会所。

上海召会从一九二六年年底开始有聚会，后来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召会，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还是租用文德里的一个小房子，就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子。开始时只租了一幢，慢慢开展就租了三幢，最后租了四幢，甚至把四幢打通，可惜因为柱子不能打掉，所以里面有许多柱子。楼下是聚会所，楼上是招待所、办公室、长老室等，算是不错。然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复兴的时候，因着聚会人数加多，实在没有办法容纳。本来四幢连起来最多能坐四百人，如今每次聚会都到一千多人，会所的前面、后面、弄堂里，都是满满的。不仅如此，会所对面是福音书房、李小姐的住处，还有好几家弟兄姊妹住在那里；每到主日，他们的屋子里都坐满了人，整个弄堂里也是满了人。聚会时最少要用上十多个扩音喇叭。所以，买地盖造大会所的需要实在日益紧迫。

　早在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去英国访问弟兄会时，他们曾说，若是我们的聚会也走他们的路，他们就负责替我们买一块地，造一个会所。那时上海是全中国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地价很贵，以本地弟兄们的力量，不大可能盖造一个会所。弟兄会的人知道这种情况，就提出那个条件，但是倪弟兄拒绝了。

　到了一九三六年，在上海聚会的一位家境富有的年长姊妹，她有一块地，地点非常好，面积也很实用，价钱约是当时的六、七万元。她听见召会要造会所，愿意把地送一半给召会；也就是说，定规六万元的地价，召会只要出三万元。那时，出三万元也不容易，可是弟兄姊妹都拼过来了。然而到了正式成交立约时，这位老姊妹的一个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将来召会造会所时，在会所一个角落放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倪弟兄不接受这个条件，他告诉那位女士说，我们的奉献都是不记名的，不能特特为她母亲的奉献立个碑。我们为此交涉很久，终不成功，就把地退还给她们，拿回三万元，留在召会的账上。

　很快就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上海局面转变，被日本人占领。银行存款因着币值的变动，都有问题。因此这三万元存在那里也成了一个问题。要知道，服事召会并不容易。有一天，一个所谓的“弟兄”拿枪到李小姐的住处，威胁她说，“我确实知道召会有这笔款存在银行里，你去告诉负责弟兄，从这笔款里准备多少，我明天来拿。”李小姐马上找长老交通，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给主。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被电车撞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所以主恢复的见证，每件事都得争战，就是买块地造会所也不例外。地买不成是难处，留下一笔钱存在银行里也是难处。那时人把钱存在银行里，经过几次币制的转换，币值一路贬，到最后都化为乌有，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纸张而已。所以，这三万元存款也是一个负担。

一九四七年，上海召会复兴，买地的问题又来了。然而经过这么多年，其间倪弟兄的职事停了六年，上海召会也关门四年多，谁也不知道那笔钱在那里。弟兄们带着我到处去看地，一块不中意又看另一块，看了许多块地。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召会人数增加，大家都非常有心。倪弟兄对我说，总要把造会所这件事作成功。他说，“这是我们中间最高的山，我们爬了多少年没有爬过去，这一次你总要靠着主的恩典，爬过这座山，买地造会所。”最终，我们在南阳路找到一块很大的地，近乎一万二千方尺，上面有一幢花园洋房。

　地主所开的售价不愿少于美金十万五千元，也就是二百一十根金条，二千一百两金子。当时由于币值不稳，洽谈生意都是以金条计算。大家都觉得这块地很好，花园洋房可以办公、接待，后面一大片地可以造一个大会所，里面坐三千人，外面坐二千人。地点适中，离文德里非常近，环境又好，大家都非常满意；只是价钱太高，二百一十根金条分三次付清，每隔一个多月就要付七十根金条。我问负责办理买地的长老弟兄，他对我说，“李弟兄，你说买，我们就买；你说不买，我们就不买。”我在主面前考虑后，觉得应该买。我又请管账的弟兄，把一九四七年开始，弟兄姊妹为买地造会所奉献的金子，计算一下。虽然都是零碎的小金饰，总计也有三百七十多两金子，就是三十七根金条，只够付第一期款的一半；然而我里头觉得还是应该买。

有一天，倪师母忽然来找我，说，倪弟兄请我当天晚上到他家去一趟。我到了他家，坐了一会儿，他拿出三十五条金子来。我大吃一惊，问他这是从那里来的。他说，“这就是当初那位老姊妹的地没有成交，退下来的那三万元，一直到现在总数是三百五十两金子。这本来就是为上海召会买地的钱，现在我听说你们买了地，你们拿去用吧。”我听了非常喜乐，弟兄姊妹已经奉献了三十七条金子，现在又加上三十五条，不就是七十二条吗？正好付第一期款。

　另一面，我里头非常受感动，因为那时已经有人在议论那笔钱的事，倪弟兄从来不说一句话，等到实在需要的一天，他摆出三十五条金子。那笔钱若不是他在那里，用各种方法管理，也是化成灰了。我就看见，这里有一位弟兄，不只明白真理，他实在是忠诚。你们想想看，在那样变动的时候，币制一直改换，倪弟兄却保守这笔钱的价值，末了还比原来的价值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忠心的人才肯这样作。这是一个见证。

有了头一期的七十条金子，我一面喜乐，一面担子又来了，第二期要怎么办呢？这时，又有一件奇妙的事。有一位陈弟兄，是山东人，他的大哥、二哥都在东北作生意，事业非常大，可以说是千万富翁。这位陈弟兄曾在青岛奉献一大块地，出资建造了一个容纳一千人的会所。他的家在青岛，两个哥哥的家在东北。一九四八年左右，金元券变得不值钱，东北的金元券大量押到上海来买金条，陈弟兄的两个哥哥也派他到上海卖金元券、买金条。那时，上海召会的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因为时局转变而失业。陈弟兄到了上海，就请他作管财务的人，专管买金条、记账的事。

　正当我们买了地，预备签约付第一期款时，有一天陈弟兄来了，对我说，“我今天在家里有一个负担，要来见见你。”我问他有什么负担？他说，“召会买地，分三期付款，每一期七十条金子，但是弟兄姊妹的奉献都是零碎的小金饰，这要怎么算法？现在有一件事很方便，我们公司有很多金条，杜弟兄在召会里是管账的，在我公司里也是作这个事，好不好就让他两面管？召会收到弟兄姊妹奉献的小金饰，核计一下分量交给杜弟兄，等于存到银行里，需要付地价的时候，就从我们的金条里付出去；不论召会有多少，该付款的时候，我们都先付，召会的奉献可以慢慢的存进来。”我听了喜不自胜，这就如同有一个大银行先垫款，而且借期无限，非常方便。

　事情就这样说好了。到了签约付款的那一天，地主亲自来，双方一面交契约，一面交金条。然而这位地主一直握着契约不肯放，好像提心吊胆。陈弟兄就带着地主和上海召会的代表朱弟兄，到中国银行。他在那里告诉地主说，“这一片都是我的金条，有沪条也有港条，你要什么就拿什么。”平常沪条的成色比港条好，价钱也高一点。陈弟兄又把箱子打开给他看。他一看立刻就把契约交给朱弟兄，又说，“陈先生，我也不用选了，我好不好沾沾光，金条就存在你这里，我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来取？”这是主的作为，使地价能一期一期的付出去。接着我就积极的设计、找人画图，盖造会所。

　从一九四八年四月，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以后，上海召会买地造会所和鼓岭训练这两件事，都顺利进行。买地造会所有主的作为，鼓岭山上训练的光景也很蒙主祝福。在训练结束的聚会中，倪弟兄把一个“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的计划摆在众人面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西教士，特别是内地会的，到中国传福音。大战胜利后，内地会又打发西教士到中国来，看看福音的情形。这些西教士回报内地会说，照他们的观察，中国不需要西教士了，因为全中国都在“小群”福音的手下。因为到那时，全国三十几省，每一省都有主恢复的召会，约计有四百多处到五百处。加上鼓岭山上的训练又是那样成功，个个灵里火热，所以倪弟兄就订出来一个计划，要“二十年福音化中国”。

　倪弟兄计划了五条大路线：第一是最北的一条，从天津、北平进入绥远；第二条，从烟台、青岛到陇海路，进到西安；第三条，从上海顺着长江一直到四川；第四条，从福建厦门经过江西，进了内地；第五条是由香港入广州，至西南，这是最南边的一条。倪弟兄负责带领训练，受过训练的人由我分派，到这五条路线去传福音。然而因着局势的变迁，这五条大路线都没能实行。历史终归是历史。倪弟兄一生的工作，不是重在开展工作，乃是重在生命。虽然一九四八年底，按着鼓岭山上受训的情形，无论谁在那里，都不能不觉得，就福音而论，主是把全中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实在应当为着主有点作为；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这个大计划没有作成。

　然而，那些在鼓岭山上受训的人，下山以后，特别是北方的弟兄们，里头打足了气，丰富、有能力，他们到了青岛，在那里不过一个月的光景，就到处传福音；有一天，受浸了七百多人。当然，青岛也有一个大的复兴。换句话说，那些从鼓岭山上训练下来的人，到那里去，那里就有福音的开展，就得着复兴。因此，倪弟兄有负担再办第二期的鼓岭训练。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杜威和民主党的杜鲁门竞选，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杜威能当选。正在那时候，我到了杭州，为着办理七、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萧山移民到江西的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正当末了一次聚会结束的中午，我接到倪弟兄的紧急电报，要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到上海去。我到了火车站，看见号外，才知道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政治局面要变了。我一到文德里的会所，就见倪弟兄坐在那里等我。他告诉我，因为杜鲁门当选，情势对国民政府不利，共军已经到了浦口，不久就要过江；这种情形，同工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怎么应变。他就定规那天晚上，所有在上海的同工开紧急会议，交通、祷告、定规怎么办。聚会中，他先交通一点当时的情况，大家也有些祷告，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安静了一段时间，他开口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之后他就离开上海，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临走时他嘱托我，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

于是，我在上海积极的赶造会所，倪弟兄在福州积极的准备训练，他希望趁南省还自由的时候，能快快的再作第二次训练。岂知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在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又从福州飞到上海，再次召开紧急同工会议，更确定同工们的行动。在聚会中，他又说，“不论李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然后他说，他清楚，所有的同工都要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到底。大家没有说话，只有一点祷告。聚会很快就结束。散会后，我和倪弟兄在弄堂门口散步，我的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我一个人打发走。所以我问他：“倪弟兄，你刚才已经很郑重声明，你们大家都要留下，为主忠心，只要我一个人出国，是不是我不配留在这里为主忠心？”他转过来看看我，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我说，“既是这样，我没有话说。”接着他问我：“你现在怎么办呢？是先到香港，还是先到台湾？”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观念，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作。”然而，他再嘱咐叮咛我，无论如何要把会所造出来。那时，会所已经造好一半，聚会也搬到那里，搭了一个芦席棚，在棚底下聚会。之后，倪弟兄又回到福州，在那里准备第二期的训练。

一九四八年底，倪弟兄和我交通时，我们都觉得台湾的见证应当加强；所以我们拍电报给在青岛的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三位弟兄，请他们和在上海的赵静怀弟兄到台湾去。他们四家也接受负担，在四八年底去了台湾。到了四九年初，张郁岚弟兄因为在政府机关作事，也随着政府去了台湾。倪弟兄与我交通，我们就写信给他们，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召会长老的责任。从此，台北召会就上了轨道，有了带领。一九四九年初，学校刚开学，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原来都就读于南京著名的高中，快要毕业了；但是因着情势混乱，他们不愿意再回南京，而愿意到台湾去，我只好把他们托给随政府机关到台湾的张郁岚、张振弟兄，让他们到台湾入学读书。

　那年三月底，GC党的军队从南京要进入上海，情势紧迫。当时，我仍然留在上海。有一天，倪弟兄忽然拍电报给我，要我把上海造会所以及其他一切责任，都交给地方上的长老们负责；并且要我去福州到他那里。第二天，我买了机票，预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再飞回福州。我的家人问我，他们怎么办？我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到台湾去的船票，买得到船票就上船，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感谢主，我到了台北，他们不久也抵达了基隆。我在台北停留三、五天，将他们稍作安顿，就再飞回福州，参加倪弟兄的训练。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时局的关系，他们刚从鼓岭山上下来，搬到城里的海关巷。

　过了几天，有消息传来，GC党的军队从杭州南下，很快就要到达福州了。倪弟兄立刻托弟兄们为我买船票或是机票，让我去台湾。那时真是一票难求，只好由一位弟兄陪我带着行李，待在一条小船上，等候大船的船位。我们的小船，在闽江大约漂流了两天。后来，一位和航空公司熟识的弟兄，开着吉普车来到码头，叫我快快上岸，不要管行李了。我上了吉普车，他火速载我到机场，递给我一张机票；我一上飞机，机门就关了。我就这样飞到了台湾。

　那时，台北召会还在一个日本式榻榻米房子里聚会，聚会时大家都要脱鞋。我们北方人连看人穿拖鞋都不习惯，何况是脱鞋？所以弟兄们要我去讲道，我讲得既不甜美，也不自然，里面总觉得委屈。因为我们在大陆几十年打拼、劳苦，已经有很好的果子。那些年间，我们众人真是苦，也真是凭信心而活。

为着青年人，我愿意在此插入一点见证。一九三五年底，工作打发我去天津。那时天津是一等的港口，有一百万人口。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实在需要一辆脚踏车。然而我口袋里大约只剩下四十元，而且我的家眷正要从烟台搬到天津，需要一笔搬家费。有一个周一，我去祷告，里头觉得主要我去买脚踏车。那时我正好接待一位弟兄，名叫张子模，我就约他一同去看看脚踏车店。一到车店，我一眼就看中其中一辆车，车价连手续费共是三十二元。当时付钱，晚上就可以拿车。我因为担心受骗，没有马上买下，就再出去走一走，结果在一个小市场口，看到一辆车和我中意的那辆一模一样。车主出来，我就请问他，他正是在那家车店用三十二元买的。于是我们折回去买了那辆车。傍晚，我把车领回来，然后上楼为这件事感谢主。我正祷告时，主在我里面说，“你今天付出去了三十二元，你算算从上周六到今天，你收到了多少钱？”我一算，真是奇妙。上周六我接到从远方寄来一张二十元的邮政汇票；主日晚上开出两个奉献包各一元；今天周一，有一位还没完全到我们中间聚会的本地圣徒来看我，与我谈话；临走时，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主给你用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元。我那天下午去买车，并没有先算收到多少钱。等我祷告感谢主时，主要我算一算，我才发现正好是三十二元。立时，我无法自己的流下感恩的眼泪。

　第二年一月，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到上海去，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钱。有一天，眼看家里的钱就要用完了。李师母就和我的大儿子一同跪下祷告。刚祷告完不久，有一位不常聚会、较为富有的老姊妹来了。那是个下着小雪的晚上，她到我家找李师母。她说，“我在家里感觉非来见你不可。”她给了李师母一笔款，这笔款在我跑上海、杭州、南京、济南、青岛的那几个月里，正够我家里的需用。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就是一、二块钱，解决了我们断炊之危。这是我们当初所过的生活，也是我们当初所走的路。

经过多少年的辛苦以后，刚刚有好的结果，全国有几百处召会；而且上海是全国工作的中心，我们在那里每一、两周就出版一种刊物，共有四种刊物：执事报、道路报、见证报、福音报。现在忽然转来台湾，那时的台湾完全是个落后地区，马路用石子铺成，大家很少穿鞋袜，都是穿着木屐，走起路来喀拉喀拉响。我躺在家里看天花板，听木屐声，越听越懊丧。我问自己：“我们来这里作什么？”真是灰心万分。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到了四、五月间，有一天我里头有一个感觉，我应该从台北一直到南部，顺着铁路去访问那些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那时，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随政府机关、医院、学校，以及被迫到台湾的，约有三百五十到五百位，都散居在铁路的重要站口。所以我就一站一站去访问他们。

等我访问完了，我得到很好的印象，一面外面的环境是落后，但是有一种光景，加上这三、五百位弟兄姊妹，让我觉得有一点路。所以我回来与弟兄们交通，觉得主在这里还是有路。就在那时，有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看见这个需要，就奉献了现在仁爱路会所的一块地，造了一个小会所，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就可以使用。所以我对弟兄们说，台湾的工作算是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始，也是那一天开始有特别聚会。我们同时登广告，让各地来台湾的圣徒们知道，我们也到了台北，并且开始聚会，请他们尽量和我们通信交通。

　到了八月一日主日上午，那些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有些找不到原来聚会的团体，看到我们的广告也来了；所以那天真是座无虚席，整个会场挤满了人。我进去一看，知道这种情形不简单，我讲了一篇很不平常的道。我说，“今天基督教里的各个会，就如同中国的餐馆，有四川味、北京馆、扬州味、福州味、湖南菜、厦门菜等。你爱吃辣，就要到四川馆；你要吃馒头，就要到山东馆；你要吃菜饭，就要到上海馆。若是你要吃馒头，却来到上海馆，那你就走错门了。基督教也有各种不同的会，有的替人找对象、办婚事，有的替人介绍职业、提供医药等。今天早晨大家来到这里，我愿意向大家说明白，免得误了大家的事。我们这个召会只单纯的讲圣经，只单纯的传福音叫人得救，只单纯的叫人爱主、追求生命长进，一同事奉主、敬拜神。我们既不为人介绍婚姻，也不鼓励人到这里找对象；我们也不介绍职业或作其他的事。你们要想想看，以后想吃什么菜，就要到什么餐馆去，要走对门。”到了第二个主日，会前我就告诉弟兄们，要准备纸笔，凡是今天来的都要记名。聚会开始，我走进会场一看，人数减了一半，我就知道这些人是要留下来的，是看清楚地。所以末了我就说，“弟兄们，请你们留下姓名和住址，我们可以和你们有交通。”台湾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开头。

以后，在事奉聚会中，我对弟兄们说，我们到这里来，不要去摸公会的事。我们在大陆几十年的经验已经够了，摸公会是白费工夫；让他们照着他们所喜欢的事奉神。他们若觉得我们认识真理，有供应，是走主的路，他们愿意来，我们当然欢迎；但是这由他们定规，我们不必白花工夫。我们在这里应当作的，就是积极传福音。

　首先，我们按照台北的人口数，遍发福音单张。那时台北人口有七十万，我们照着地图上的街道分区，按着巷弄，一户一户的分发单张，撒遍全台北。其次，我们印大字福音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车站、重要的地方。那时，在台北的马路上，无论走到那里，都会看见福音标语。每逢家门口有福音标语的，就知道一定是弟兄姊妹的家。第三，出福音队。每周最少出去一、两次，大家穿着福音背心，到马路上游行，唱诗、敲大鼓，号召人。那时张晤晨弟兄负责打大鼓，是个好手。第四，在台北新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传福音。那里大约可以坐两、三千人。福音队先出发，游行街道，把人带到新公园，然后在那里传福音。到一个时候，每次主日记名的，约有四百位左右，成群的人得救。头一年人数增加了三十倍，其中有许多后来都成了长老和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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