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翻掉性格上的难处
 
中国人的天性
从世局我们看见,欧美和日本是居世界领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作事认真,能够通力合作;一件事不作就不作,要作就作得认真、彻底。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以香港为例,从前在中国人管理之下,是个荒凉的岛屿;等到英国人来治理,不过二、三十年,就成了国际化的重要都市,情形相当可观。原因何在?就在于英国人会作事,有魄力,并且彻底。从前,上海租界和老城只由一条马路隔着,老城里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外国人的租界里却迥然不同,马路宽大,建筑美化,生意兴隆,学校林立,一切都井然有序。我们需要看见,问题的症结乃在于中国人的天性。
在西风东渐时,中国人保守,不肯学习新事物。事实上,那个保守是由于懒惰;因为改变和革新,需要花许多工夫和力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几十年,各国民族的性格、习性都在改进。看看日本,他们并没有过人的聪明头脑。以蚂蚁为比方,虽然行动较慢,却是勤奋不已;日本人的耐性就胜过别人的本能。已往我们购买眼镜、照像机等,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德国品牌;慢慢的,日本加以仿效,甚至在品质上超过德国,将市场都夺去了。
我们研究日本人成功的因素,不外是殷勤、彻底、不偷工、不减料。日本人的特色,不重在发明,多重在模仿,并且在模仿中加以改进。日本的建筑从唐朝以来,完全是学中国的。他们的房子全是中国样式,却是小巧玲珑,造得非常精致。反倒是许多中国人的房子,都是架架木头,打打铁钉,得过且过;这是中国人的性格所致。
 
中国人性格松散,意见多
依据观察,我们事奉主,没有脱下多少老旧的中国性格;这是我们的难处。我没有太大的本事,所受的教育也不高,但我感谢主,若我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在于作事殷勤,并且认真彻底。自从我进入主的工作以后,倪弟兄就把我摆在工作的中心。当时我并不明了,我这后起之辈,他为何如此器重。后来我才懂得,倪弟兄很有见地,但同工们因着中国人松懈的性格,加上强烈的意见,不容易接受交通,也不容易彻底改变。他看见我在工作上的性格,容易与人配搭,并且作事彻底。这些年,我与美国弟兄们配搭,看见他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你把一件事情交代他们,他们清楚以后,你怎么交代,他们是绝对照作,不会改样子。作了以后,有什么不清楚之处,他们会再问你,绝不擅自更改。在他们的思想里,没有“差不多”、“大概是”等类的含糊字眼;但我们中国人不同,首先我们很难被说服,等到去作时,又很容易有自己的成见,并且会擅自更改。
回顾我们在大陆的历史,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二年倪弟兄入监,整整三十年中,在倪弟兄的同工中,要找出有用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他们都听倪弟兄讲道,也赞成他讲的话,然而没有多少人能在同一水流里。从大陆出来到了海外,至今在倪弟兄的同工中,除了魏光禧弟兄没闹意见,其余的几乎都因着意见把自己闹光了。原因何在?有相当的成分是性格的问题。
一般来说,能成就事情的人,都作事积极、认真并且彻底。若是你的性格不彻底、不认真,得过且过,在真理上又马马虎虎,那是没有办法同工的。当初倪弟兄讲关乎三一神的真理,正如诗歌三百六十八首所说,“曾有一次你就是父,现今的你就是圣灵…。”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三一神,就在这同一条线上。
一九三四年,在上海特别聚会中,倪弟兄说到,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西一15)。信息经由我整理,刊登在“复兴报”里,其中清楚记着,该聚会是倪柝声讲,而由我记录(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册,九三、一四八页)。香港反对我的人说,我讲基督是受造者,乃是异端。他们错误的将西一15领会成:“基督在受造之上为元首。”当倪弟兄还在时,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等倪弟兄不在了,他们却来定罪我讲异端。所以,当倪弟兄还在时,他们是一种讲法;等倪弟兄不在了,又是一种讲法。从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见,闹意见与人的性格有绝对关系。在我们中间,反对者的难处是闹意见;不反对者的难处就是性格太松散。弟兄们不是不同心、不忠诚,但是难处在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性格。
之前,我与长老们谈到圣徒久不聚会的问题。当时情况表上有二万多人,到会人数却不到四千。不论谁看见这样的光景,不能没有感触。我告诉弟兄们,要花工夫把情况表找出来,一一研究圣徒不到会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我说得很郑重,却没有下文,大家根本都没有作。其实,弟兄们最接受我的话,他们不作,不是因为不赞成或持异议,而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件事最少需要二、三个人全心摆进去监督,因着不是例常的事,所以没有人肯作,或者说没有人觉得该他去作。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性格。
 
作事需要彻底、认真,不能例行公事
日本人作事都是作得很彻底;中国人就不同。比方作整洁,中国人只扫中间圆圈的部分,四个角落都不管;但日本人就不同,他们不只扫中间,还扫到角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难处。长老们不是不尊重我的话,只因中国人“等因奉此”例行公事的性格,而没有好好执行。在大企业里就不能这样,所有员工都被逼着认真作事,不能应付了事。例行公事的性格,普遍存在中国人的血轮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国家积弱、分散,不能成为强国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已经三十五年了,却没有把福音传遍,更不要说扩展到印度、缅甸。若是主没有给我们祝福,还有借口可言;但主的确祝福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台北召会就有二万人,稳定过召会生活的,也绝不会少于三千人。若是我们运用这一笔“资金”,应该能把台湾岛都转变,使凡有乡镇的地方都有召会;然而,我们却没有作到。这几十年来,不过加了几处召会,原因在于我们守旧、松懈、例行公事,且缺乏研究事情的精神,没有下定决心改革。
 
历史的教训─我们该作却没有作的事
当我初到台湾时,街道都是卵石子路,大部分人都穿木屐。我躺在家里,听着街上的木屐声,里面就叹息,想想我到这里来作什么。当我沿着纵贯铁路到各地走了一趟后,里面就清楚台湾有可为,有可作的,便正式开工。当时我们的家当,全岛圣徒只有约四百人,并且散居各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史百克弟兄来台前后,稳定过召会生活的已超过三千。从开头的家当,达到成千成万的圣徒,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经济力量。我家十二口人,不过住在一个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厨房设在后院,浴室也是临时搭的。我手里的钱只够家人生活三个月。从那样为难的情形里,我们打出了一个局面。到了一九五六年时,台北一会所、三会所的地,全都买到了。除了一会所前半段一百八十坪地,是一九四九年由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奉献的以外,其他重要的会所,如台中会所、高雄会所,全都是用职事款买的。
到了一九五六年,我们既有人数,也有地产,一切都有了基础。至今,一九八五年,最底限度,召会应该遍及台湾,凡有乡镇的地方,都该有召会。若是前面七年召会能繁增到五十处,这二十八年来,岂不应当有二百五十处的召会?前面几年,我们的底子差,人数少,钱不够,后面四个七年,却是人多,钱也多,全岛各乡镇都有召会,该是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事,竟然全都没有作到。这是令人伤痛、难过的地方。
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到香港带进了复兴,要我去见他。他告诉我,要照主所给我的权柄,将那里的服事安排一下;那是我头一次听见他这样说法。以后,我们谈起台湾的工作,我告诉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内,主给了我们多少祝福。他一面要我继续这里的工作,一面同情我们在财物上的为难。所以,给了我一瓶药,要我与弟兄们交通,筹措一些资金,照着药方制造并登广告。回来以后,弟兄们觉得政府政策紧缩,不宜把钱投进去,就没有那样作了。
对你们交通这些,是要你们明白当初的艰难。我们开工时,手中不过几百块美金。全数是主的怜悯,将我们从四百多人的光景,在七年之内作到成千上万人,并且连地产都有了。若是那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绝对相信,不只全台岛各乡镇都有召会,甚至会有弟兄姊妹接受负担,往印度、缅甸、亚拉伯国家去开展。主的确祝福了这个国家,在台湾岛上的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成功。因着经济能力根基丰富,发展事情都不难,推展工作也很容易。照理,我们应当有很好的扩增和开展,由本岛开展到国外去;可惜,这是我们应该作到,却没有作的事。
 
从性格改起,克服困难
我们不愿意埋怨任何人,乃是希望你们这接续的一代,切切要学习,把中国人那个松散、避难就易、等因奉此、例行公事、应付了事、不解决问题的性格打掉。我们作事的态度,作事的灵,应该是有难处不怕难,面对难处不随便闹意见,并且坚强不动摇。比方这里有一条沟,车子无法通过,我们众人就当连夜推土来填沟;填过之后,车就能继续通过了。这应该是我们作工、作事的态度和原则。
千万不要迷信的以为,只要祷告就可以了;神需要我们工作的配合。中国人是太有智慧了,但也太缺乏克难的精神,总是很难与人合作,并且意见很多。台湾社会这二十多年来,蒙主祝福,表现得可圈可点,可以说是成果斐然,胜过已往的难处。我们在召会里,却没有跟得上外面的情形。虽然因着主的怜悯,我们没有落到失败的境地,但该成功的却没有作到。所以,青年弟兄们切切要学习,改掉中国人的性格。
一切的关键在于你们自己,还得你们自己作。我们需要有真正作事的精神;若是早如此,从一九五六年留下的家当,经过四分之一的世纪,应该作出许多事,不可能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我们回头看已过这二十八年,只是平平淡淡的维持一个局面,毫无建树。若是情形不改,接下去再作一个世纪,结果还是如此,不能给主一条出路。青年人要了解这个情形,但不是要你们去定罪、批评,而是要你们彻彻底底的改,从性格改起。
 
小排聚会为当前的“万灵丹”
根据观察,我们目前的救命药就是实行小排。小排聚会几乎百分之八十,能应付圣徒们所遭遇的一切难题;小排可以解决久不聚会的问题,也可以对软弱的信徒补充牧养,并且可以补充福音。小排可说是“万灵丹”。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大聚会,却一定要尽全力使小排得加强。在正常的情形里,圣徒们平时应当在家里聚会,在排里聚会,因为小排容易带领,也容易彼此相顾。然后,每一至二个月,有一次集中的特会,众人齐聚一堂。这样的大聚会,可以租用外面大型的公共场所,不必多费苦心准备会场。
从圣徒们的实行,我们可以印证,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或者说在会所里。过去,在召会聚会之外,就没有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不来聚会,就没有召会生活。所以,我们总是把人带到聚会里。当时,为着鼓励弟兄姊妹聚会,我们的确说过,召会是会,所以需要聚会。然而事实证明,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有的人因着环境、处境、经济状况,有职业及家庭的问题,不许可他多聚会。若是一直勉强他来聚会,反而会造成隔阂,引起反感。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俯就人,帮助人过召会生活。若是他的环境不许可他多聚会,我们就需要私下供应他生命,帮助他在家中也能过召会生活。
我们应该在排中加强召会生活,并要在信徒家中加强召会生活。或许他不能来大聚会,但我们可以带他一周有一次小排聚会;这样,相信百分之八十不聚会的人都能作到。在排聚会里,他就可以有召会生活。若是有人连排聚会都不能来,我们就把聚会送到他家;也许二周或三周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为着使他能联于召会,最低限度也维持一部分的召会生活。我们不能只有呆板的集中聚会;这样的聚会若有人不能来,我们需要让他知道,他在家中也能爱主,也能过召会生活。因为无论是家聚会、或排聚会,都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一年当中,只要有几次特别的大聚会,其他都在家里、在排里过召会生活。
其次,召会生活不需要过于寻求划一。当初在耶路撒冷,信徒有好几万,他们也无法一致,无法常常聚在一起。所以,要就地,就着环境,带人过召会生活。这其中有很大的学问,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为此,我们必须殷勤,彻底研究,使召会生活能找出一条出路。
首先,我们看见小排乃是“万灵丹”。其次,我们看见,所有的聚会不一定集合在一个地方。第三,我们要重新研读长老的权限。根据观察,这几十年来,长老的权限越集中,召会生活越被杀死;但长老不能没有权限。你们要就这三点研究、交通、祷告,相信这三点能解答你们目前的难题。
今后,我们要着重排,要完全倚靠排。其次,不要相信不在聚会中的人,就不要召会生活。他们受环境的限制,不能来聚会,并不表示他们不要召会生活;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找一条出路,让他们一样可以过召会生活。比方,有人生病在医院,我们可以把饼杯送到医院,并将聚会的内容交通给他们。有些天主教医院里,有住院的修女、神父,专专为着生病的教友,使他们在医院也能不与信仰脱节。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若是一位弟兄不能来聚会,不要勉强他,也不要定罪他,反倒要把召会生活送到他家。
台北召会有这么多圣徒,台湾有这么多召会,召会该如何往前,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无论是从召会历史,或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找不出有什么召会是人数达到这么多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也找不出大召会的规模。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花工夫研究。盼望我们都将这三点带回去祷告、交通并且加以研究。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讲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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