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五30~31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祂复活了。这一位，神已将祂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作元首，作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以色列人。”神使基督作元首，不仅是一国的元首，甚至不只是全地的元首；基督乃是宇宙的元首，掌管天和地。神也使基督作救主。基督作元首是手续，作救主才是目的。祂若不作元首管理万有，就无法作救主。所以基督先作元首，才作救主，将悔改和赦罪赐给人。在我们这面是悔改，在神那面则是赦罪。我们悔改，神就赦罪；这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不简单。

以中国人为例，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历史悠久，道德标准崇高。许多的古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等，一段时间之后就因故凋零，唯有中华民族虽然历经风波，却始终存留。所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不只我们的文化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我们的道德更是高尚。孔子关于道德的教训，与圣经相比，可说毫不逊色，甚至更崇高。圣经讲顺服，但孔子讲三重的顺服，就是女子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的教训高过圣经，但用伦理道德的眼光来看，孔子的教训的确可与圣经相比拟。中国人既有这样高超的文化与道德，要我们向神悔改，求神赦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就我自己来说，若是我早几百年出生，恐怕就不会有机会听见主耶稣这名字，并悔改归向神，得着神的赦免。但主是主宰一切的元首；祂主宰我的出生，也主宰世界的局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已过两、三百年，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都有极大的变迁；若没有这样的变迁，福音就绝不可能传到中国。鸦片战争以前，清廷采取锁国政策，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地贸易，并且限制重重。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大的耻辱，但正是这件羞耻的事，才打开了中国五大港口，且废除公行制度，使英商可以不经由中间人即自由贸易。英法联军之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更开放十处通商口岸，其中一处为登州，即后来的烟台，也是我成长的地方。

从人这一面看，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通商作生意，但是神在背后安排这一切，目的是为了打发西教士，使他们能自由的把福音带进中国。烟台开放后，就成了中国东北、华北、西北之西教士的聚集地点。烟台的地点、天气、港口都好，许多西教士总会在夏天到烟台避暑。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也选在烟台开办一所专为传教士子女设立的学校。

为着烟台的开放我感谢主。若非烟台开放，我不会得救。西教士到烟台，把福音传给我外曾祖父母，到我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若不是西方国家借着军舰炮弹侵略中国，中国人仍会以天朝上国自居，门户也不会向外打开。我并非赞同帝国主义，但我必须承认，帝国主义也是主的工具，为主使用来打开中国这个封闭的国家。

但门户开放还不够。因着清廷被迫与西方国家签下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弥漫仇外的空气，至终于一九〇〇年引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对西教士及中国基督徒大加迫害。那时我尚未出生，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兄姐逃进山里，躲避迫害。门户虽然开放了，基督徒却遭到迫害。即便如此，许多西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殉道，却唤起西方圣徒的负担，他们为着中国情势的迫切祷告，正是为主在中国进一步的行动铺路。

主有祂主宰的安排，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不只成功推翻满清政权，更推翻几千年以来的帝制，建立了民国。从人的一面看，是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思想，进而起来革命。但孙中山先生也是在主这元首之下；他的崛起，以至于推翻几千年的帝制，完完全全是主作的。主在天上发动运行，地上就有人起来革命。主是掌管地上万国的主，兴王、废王都在于这位元首。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中国基督徒人数增加。之后GC党崛起，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建立政权，国民政府迁至台湾。GC党坚守无神论，并拒绝一切与帝国主义有关的事，包括基督教，以致大大打压、迫害基督徒。然而我们要说，连这样政权的转移，也是主的主宰。

一九四〇年代，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共约三百多万。这不算少，但以中国广大的人口来说，比例却很小。GC党执政之后，西教士被赶走，本国基督徒大都下了监，也有许多殉道的。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约二十年。然而，尽管基督徒经过各样的迫害，许多人仍坚守信仰。他们虽不能公开的作基督徒，却不放弃信仰，还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到一九七〇年代，他们的下一代长大了，福音就进一步往外传扬。据统计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竟达五千万。基督徒越受打压和迫害，信主的人反倒也越多。主的作为实在奇妙。

我到台湾也是主主宰的安排，不是我自己的主张。抗日末期，眼看抗战就要胜利，我们原本打算等时局稳定，要用东北的财力配上华北的人力，往中国西北开展；不料GC党却来了。因着时局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倪弟兄召开第一次紧急同工聚会，会中他对众人说，“不论李常受弟兄赞同不赞同，我们都要请他出国。”一九四九年初，情势更加危急，倪弟兄又召开第二次紧急同工聚会，并重申要我离开中国大陆，使主在我们当中所作的不至全部失去。同年三月底、四月初，我就辗转到了台湾。

来到台湾之前，我在上海召会服事。中国大陆有几百处召会，上海又是工作的中心。但我却来到这个小小的台湾，一切从零开始。我原本开发西北的远大计划成了泡影，不得已来到台湾，里头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可作的。但这看似消极的事，实在也是神主宰的安排。当时有许多人得救，若非他们被迫来到台湾，也不会得救。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里面就有声音说，“不要这样，你这样作什么基督徒？你为什么不从台北到高雄走一走、看一看？”那时我负担就来了，我就从北到南看了一圈，拜访那些随政府机关、学校、医院迁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约三百至五百位。他们散居在台湾各地，就在各地把召会的见证建立起来；这可说是主在台湾工作的开始。

之后主又带我到了美国。一九六〇年我初到美国时，有人告诉我因着有严格的移民配额，加上等待移民者众，我差不多要等一百年才有可能拿到美国的居留权。我没有任何神学文凭，但在主的主宰之下，我先前在台湾出版的书报，有些已被翻译成英文，甚至丹麦文，这使我快速取得传道人的身分。这是主的恢复在西方工作的起头。后来美国移民政策开放，中国人大量涌进美国。我本来不愿意在美国作华语工作，但是许多移民来美国的弟兄姊妹英文不好，我们也不能不顾他们，于是开始了在美国的华语工作。

这都是主作的。主这样把美国一开放，中国人都来了，而且以学生居多，他们是最容易信主的。可以说，现今全球最容易信主的就是中国人，而且是一群一群的信。五十年前在中国大陆，要带一个人得救非常不容易，但今天不论在美国或是在欧洲，最容易被主得着的就是中国人。在整个世界的局势中，我们都看见主的手。

主是主宰一切的主，“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徒二36）无论是那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不能左右世界局势，唯有主掌管一切。所以不要以为你得救是一件小事。若非主主宰的安排，调度世界局势，在东方调度一下，在西方也调度一下，要一个中国人信所谓的“洋教”太难了。但主就是这样东方、西方动一动，人到台湾或海外就很容易信主。在一切事上，我们都看见祂是主；祂作元首掌管一切，为要作人的救主。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讲于加州安那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