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弗三20~21。

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主在我们中间的历史。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对主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历史不十分明白。他们也许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听了一些，但还没有听过完全的交通。因此，我盼望能清楚、简要的，把主在我们中间走路的历史告诉你们。盼望你们能得着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从已过的历史中，看清楚一条正确的路，就是主在地上恢复的道路。

主的福音传到中国，主要是从前一个世纪开始的。当时在本国人中，并没有兴起多少有力为主作工的人。等到这个世纪起头的时候，主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兴起了几位为主作工相当有力地人。在南方，主兴起了一位姊妹，名叫余慈度。她得救之后，里头就有一个负担，要为主在中国传福音。她的家人送她到英国念医学，她却在轮船上感觉里头的负担越来越重。等到船到了法国，她受不了，就去告诉船长，她要下船回中国传福音。船长无法理解，但因她坚持，只好让她回家。她就这样回来了，家人很不谅解。她出了莫大的代价，开始一路传扬主的福音。从那时候起，她大有主的能力，先在上海一带为主传福音，带领许多人得救。

一九二〇年，她从上海到福州传福音。在那次的布道里，我们前头的同工倪柝声弟兄得救了，那时他十七岁。他的得救非常彻底，因为余慈度姊妹传福音很有权能。倪弟兄曾亲自见证说，就在得救的那天晚上，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主呼召他。所以，他那天不仅得救，也蒙了呼召。

当时离福州不远，在闽江下游，有一个地方叫罗星塔；那里住着一位英国年长的姊妹，和受恩教士（M. E. Barber）。这位姊妹年轻时被圣公会差来，在福建兴化一带作工，而后被人诬告，差会把她调回英国。她忍受冤曲，不为自己申辩。到了一个时候，主把她的事情表白了，她就脱离差会，凭着信心，一个人来到中国。她回到中国，就在闽江下游的罗星塔住了下来，为主作见证。这位姊妹相当认识主，在主里很深，我们诗歌本中多首很深的诗歌都是她写的。

倪柝声弟兄得救后，即和几位同时蒙恩的少年弟兄一同追求主，他们遇见了和受恩教士，就到她那里得帮助。倪弟兄曾说到，去的少年弟兄不少，姊妹也有一些，但都给和受恩教士责备得一个个离开了；倪弟兄却未因此退去。倪弟兄说，“我最喜欢将自己送去给和受恩教士骂一场。过些日子我失败了，没有办法，我就又把自己送去给她骂一场。经她一骂，我又起来了。”倪弟兄常说，他得救是借着主所用的一位姊妹，得救之后受造就，也是借着一位姊妹。因着和受恩姊妹的介绍，他知道好多属灵书报，就尽力购读那些书报，并且认真查考圣经。因此，倪弟兄很早就得着亮光，看见主如何是生命，并看见公会是如何不对，也有了对召会的一些基本认识。

一九二二年，就是他得救整整三年后，他和一些弟兄姊妹开始脱离宗派，在召会立场上聚会。开头时那个聚会的光景相当好，他读经很殷勤，也肯出代价。虽然他是个年轻人，但他在主面前蒙恩，立定志向，凡是主的话所没有说的，他都不要；凡是主说的，他要绝对的跟从。以后，他内心有一个负担，每周六整天禁食，专特为着第二天主日传福音祷告。不久之后，他所就读学校里的同学，一百多人差不多都给带来归主。这是很好的起头。

李渊如姊妹是我们中间年长的同工，那时曾被他们请去作工，也看见那种复兴的光景。她亲自见证，那个光景是何等的荣耀。那时还没有聚会所，也没有座位，听道的人都是自己带着椅子来的，散会时还要扛回去。那种光景真是荣耀。

到了一九二四年，不幸的事发生。在那些青年弟兄中间，有一位较年长的，相当有福音的恩赐，在各地布道非常受人欢迎。他来到上海，遇到宣道会的一位西教士，向他提议说，你这个青年人出来作主的工，需要接受按手封立。他接受了这话，就定规一个日期，请那位西教士从上海到福州，给他行按手之礼。这岂不是回头走公会的老路吗？当时倪弟兄勇敢站起来抵挡这事。不料，那位较年长的弟兄竟联合其他五位弟兄，联名把倪弟兄革除了。这六位联名革除倪弟兄的人，后来都没有好好走上主恢复的路。这实在是一件严肃的事。

这件事发生之后，倪弟兄觉得他不应该争什么，就在一九二四年底隐藏起来了。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这段期间，他发行了基督徒报共二十四期，影响全中国南北寻求主的人，尤其是青年人。一九二八年，倪弟兄复刊了从前于一九二三年发刊，又于一九二五年暂停的复兴报。一九二六、二七年，他受主引导到了南京、上海为主作工。一九二六年底上海召会开始有了聚会，正式上轨道则是在一九二八年。

这时我们中间年长的同工，汪佩真姊妹蒙主呼召为主作工。她是在读中学时，听见福音得救的；她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县的县长。汪姊妹得救后里头就真是发烧，疯狂般要出来为主布道作工。在四十年前，一个官家小姐，中学还没毕业，就要出来作游行布道家，这在人看真是发疯了。一九二五年，汪姊妹受主引导从上海到华北传福音，在那次传福音中，我得救了。我的得救是透彻的，并且在得救那天，我在回家路上就蒙召了。那时正逢倪弟兄出版基督徒报，我很快的得到倪弟兄所出版的书报。借着这些书报，我的眼睛被开启，看见基督教的错误，并且认识召会的路。一九二七年冬天，我正式从我所在的公会脱离出来。那时我在北方，与倪弟兄没有见过面，但是曾通过信，与他在属灵的事上有过一些交通。

过了五年，主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开始了召会的见证，那时我已经在洋行里作事。到了第二年，因为那里的工作相当蒙主祝福，担子也加重了，我就受主引导，有意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主。一九三三年八月间，当我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倪弟兄正从国外回来，他在回国的船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写一封非常短的信给我，信上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这封信到达时，非常加强我里面的感觉，印证我在主面前所受的引导。所以我就辞掉职业，离开烟台，经过天津、北平、南京，到上海住下。一面作倪弟兄的客人，一面作受他训练带领的人。

我在上海住了三、四个月之久，经过了一次特别聚会。一九三四年，有一天，倪弟兄来看我。他说，“常受弟兄，这里的同工们都觉得，你该把家眷接到上海来，与我们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怎么带领你。”我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主给我看见，祂的工作和见证，乃是一道流；就如徒一章所说，这个见证要从耶路撒冷起，一直流到各地（徒一8）。我里面就清楚应该到上海，南北合并成为一道流，而后再往外流出去。所以，在一九三四、三五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上海。在这期间，主实在恩待我，给我莫大的机会，有所学习。之前，我可以说只有一颗爱主的心，但是对召会的路，对生命的路，认识得实在太少。那一段时间因着住在上海，主把我摆在工作中心的地方，也摆进召会的责任里，我所学习的就多了许多。到了一九三五年，工作中有发展，派我住到天津，开展天津和北平一带的工作，一直到芦沟桥事变。

一九三四年，倪弟兄蒙主光照，开始看见地方聚会的界限；到了一九三七年，就看见地方召会的立场。在一九三四到三七年之间，主更给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如何作我们得胜的生命。所以，一九三五、三六、三七那几年的讲台信息，多半重在基督是我们得胜的生命。这样，我们不仅对于外面的路，召会的立场清楚了，同时对于里面的生命也有相当的认识。

这时，中日战争忽然爆发，沿岸一带的弟兄姊妹大多退到后方；这对我们各地的召会是相当的打击。那时我正在山西、陕西一带作工，听见战事起来，赶紧回到北方，要把家眷接到后方。那知一回到北方，时局变动太快，不许可我这个行动，我就陷在北方日军占领之地。

当时上海的租界仍然存在，上海召会没有受到战事太大的影响。到了一九三九、四〇年，主带倪弟兄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个个都应该尽功用，有全体召会的事奉。这件事先是在上海召会开始实行；上海一开始全体事奉，我也到那里受训，得到相当大的帮助。因此，在一九四〇年，我从上海回到北方，就照样带领召会往前，有身体的事奉。到了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因为外有日军压迫，内有仇敌攻击，不得已停止聚会；所以，上海召会的身体事奉，只开了一个头，并没有作得完整。

然而在北方，虽然规模小一点，却是作得非常完美。到一九四三年，身体的事奉就完全具体了，同时也带进一个莫大的复兴。我一生直到今日，还未看见有那一次的复兴，像一九四三年在北方的烟台一样。那时召会的人数不多，只有八百多位弟兄姊妹，但几乎个个都奉献自己，把所有的财物交出来，为着主的福音行动。就在那时，有一百多位大人孩子，同时移民到内蒙古的绥远。结果，在一年之内，那一带有四十几处地方召会兴起。他们不是个人出去，乃是团体的出去。此外，还有三十位左右的圣徒，去了东北鸭绿江下游的安东，那里的召会也大大的复兴。

当时，我们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要用华北受过训练的弟兄姊妹，去开发西北。因为众人都有信心中国一定胜利，到时就可以用华北的人才，配合东北的财富，发展西北的工作。可惜中国刚刚抗战胜利，又有了内乱。这个计划至终无法实现。

胜利之后，我有一个负担，从北方到南京、上海，看望弟兄们；因为有五、六年的光景，彼此断了交通。那时在南京有一些弟兄在聚会，上海召会在一九四二年停止聚会，到了一九四六年刚有一点恢复。我去的时候，有一百多人擘饼。弟兄们要求我留在南方，经过祷告、寻求，我觉得那是对的，就在一九四六年底搬家到南京。我自己就在上海、南京两地工作，两边兼顾。一九四七年底，上海复兴起来了，擘饼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分在十六、七个分区。

这时候闽粤两省的召会，因着抗战的缘故，许多弟兄在立场上站得不确定，变得非常紊乱、非常弱。他们听到上海召会的复兴，从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都有信给我们，要我们去访问。一九四八年，有几位同工就一同访问闽粤两省和香港。访问期间，我们有一个负担，要去住在福州倪柝声弟兄所住的地方。那时倪弟兄因着上海弟兄们闹事，停止了尽职，一直没有恢复。我们到了福州，福州召会有了一个复兴。在那个复兴中，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我就要求他去上海，因为那年四月间，在上海有一个同工的交通聚会，各地爱主、追求主的同工都会来。倪弟兄答应了，就与我们一同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就带进一个更大的复兴，那可说是全国性的复兴。主在那里作了荣耀的工作，无数的人流泪悔改，懊悔他们前几年的错误。倪弟兄的职事就这样正式恢复了。

此后，倪弟兄带着一部分同工，以及一班渴慕追求主的人，到福州鼓岭，给他们为期四个月的训练；那就是鼓岭第一次的训练。训练完毕，众同工和所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从鼓岭下来散到华北、华南，立刻全国各地都有了复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国内局势大大的变动。那时我正在杭州有一个特别聚会，同时背负一部分责任，要把一些弟兄姊妹，从钱塘江移民到江西弋阳。刚刚好聚会结束，事情办完，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召我速速回上海。那时国际局势恶化，局面艰难。我赶回上海，和倪弟兄谈到时局的逆转，不能不考虑工作与召会如何应变。倪弟兄就召集那些在上海的前头同工，有一次谈话。同工们来了，倪弟兄一开场就说，“因为时局改变了，我们在主面前觉得，要打发李弟兄离开中国大陆到海外。他愿意去也要去，不愿意去也要去。”我事先一点也不知情，当时听见了也不能讲什么。他又说，“我们其他的同工，从今天起，都要到主面前寻求主的引导，或留或去；这里的工作不能定规什么。”在这时期，我们知道中国的局面要变了，所以拍出电报，请求全国各地召会，为着主的工作向主呼吁。这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的事。

到了第二年二月间，局面更吃紧，倪弟兄又到上海，再召集一次同工聚会。这一次聚会他稍微清楚了，他仍然坚持要我离开国内，却要所有同工都留在国内，为主拼上去。他不像第一次，要大家寻求主的意思或去或留。这一次，他说了一篇很长的话，说他必须要留，所有的同工也要留下，准备为主牺牲。

这个聚会是在下午，聚会完了之后，有姊妹替我们预备饭食，倪弟兄和我就到弄堂散步。我抓住机会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留下为主拼上去，却要我一个人走？我很沉痛的说，“是否我不配为主舍命？”倪弟兄转过身拍拍我的肩膀说，“弟兄，不是的。你要了解，我们准备拼上去，是希望主怜悯我们，替我们开路。但是，我们怕有一天我们被一网打尽，所以你出去了，我们在海外还能有一部分留下。”当时，我们两人说这话是很严肃的；我们都落下泪来。我就说，“弟兄，你既这样说，我接受。”他立刻问我，是先去香港，还是先去台湾？我说，我一点也没有意见，他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接受。

那时上海召会在南洋路买到一块很大的地，价值美金十万五千元，要在其上造一所里面能容纳三千人，外面能坐二千人的会所，并且马上就要开工。倪弟兄因为要到鼓岭完成第二期训练，就吩咐我留在上海，负责把这个会所造起来。我就留在那里造会所，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大会所大体都盖好了，只剩下玻璃没有装，粉刷油漆没有作，我忽然接到倪弟兄一封电报，要我把上海召会的一切责任，交给地方上的弟兄，然后到他那里。因此，我去了福州。因着局势改变急速，我在福州仅仅住了一周，就必须离开。倪弟兄尽力为我买到一张机票，我便把什么都撇在福州，就搭机飞到台湾。

那年五月底我到了台湾，不久我的家眷也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刚来时，全家十口就挤在一所十六个塌塌米的房子里。那时各地的召会都是租用日式的房子，弟兄姊妹的人数也不多，全省从北到南不超过三、五百位，在台北也只有几十位。我们在国内，多少年来的工场都是广大的，全国各地都有召会，而且我是在工作中心的上海，有一个大的地方召会，每次聚会至少有一两千人。这时来到台湾，看见弟兄姊妹七零八落，聚会走上塌塌米，还要先脱鞋，我里面真是从头顶凉到脚底。在这里有什么可作的工呢？我心里实在失望，觉得没有什么可作的。头几周，除了弟兄们安排特别聚会，我去讲道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家里，看着天花板，长声叹息。

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里面开始觉得，无论如何主带我到这里，总有祂的意思。我听说从台北一路到高雄，铁路沿线都有一些弟兄，所以我就各处去看看他们。那时高雄召会在前金区聚会，也是日式房子，人数很少，由曲、林、郑等弟兄负责。台南召会也刚有一个起头。而后到了嘉义，嘉义的聚会还未开头，我们召集了几个人，在一位姊妹的地方开始聚会。然后又到台中，那里聚会也是刚形成。之后到了新竹，新竹尚未有正式的聚会。我沿铁路线这样走了一回，给我的印象是有可作的。回来后，我和台北的弟兄们交通，说有可作的，大家都很喜乐，就同心合意的开始聚会，开始工作。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主在台北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小会所，大概能坐四百多人。在那一年之内，台北的聚会相当蒙主祝福，人数加增了三十倍，从几十位增加到将近一千位。其他的地方也有开展；这样主的工作就开始了。

到了一九五〇年，倪弟兄从大陆出来，到了香港，香港召会就复兴起来了。他拍电报给我，我就去了。我抵达香港的第二天，正是那里复兴的时候，早晨有事奉的聚会，同工们和有心事奉的人都在。倪弟兄就带我到那个事奉聚会里，一开始就对我说，“弟兄，你要按着主所给你的权柄，把香港召会一切事奉的事，同工的事奉、长老的事奉、执事的事奉都安排一下。”他这样交待后，就再也不来参加事奉聚会了。我就在香港，尽所能的将召会中长老的事奉、执事的事奉，完全安排妥当。住了一个半月之久，我于四月一日返回台湾。之后，我与弟兄们更加积极的向前。那实在是蒙福的日子，这里的工作一天天的开展。

到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我应邀到马尼拉，在那里的工作就开展了；因此，马尼拉与台北两地的召会就有了交通。因着这个交通，在财物上也有来往，使主的工作大大的开展。

到了一九五二年春天，我第三次从南洋回来，有一次特别聚会。那次有许多弟兄姊妹完全奉献，全时间事奉主。我记得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或者多一点，全时间事奉主。有好些青年弟兄姊妹，都在那时被主兴起来。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了训练，工作开展很快。到了一九五五年，全岛弟兄姊妹的人数已经扩充到三、四万多，同工们也到了一百位，有擘饼聚会的地方约几十处，情形相当可观。

然而在那时，我们作了一件不够谨慎的事，叫我们中间引起了立场的争执。至少有五、六位青年同工受影响，接受了不确定立场的教训，开始在我们中间有了异议。这种不同心的情形，叫主的工作受了很大的亏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头六年间，弟兄姊妹由三、五百位扩增到三、四万多人，全时间同工从我一个人扩展到一百位，地方召会扩展到几十处。然而从一九五七年到六五年，这八年间我们几乎没有扩展，全时间的同工不只没有增加，反而被破坏了二、三十位。

在这过程中，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我曾三次出国。第一次是应邀访问伦敦、丹麦；第二、三次是专去美国。第三次，就是在一九六一年，我到了美国，里头的愿望是住两三个月就回来。不料这一次去，我在环境上被主留在美国，不能马上回来。最后，到一九六二年十月间，我里头就清楚，觉得应该留在美国，不应该快快回来。十一月间，我去加州首府沙加缅度（Sacramento）访问，在那里仅仅住了三个晚上，聚会的人只有三十几位，当中只有两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很希奇的是，头一天晚上聚会就开了。那三个晚上的聚会实在太好，我里头得着很大的印证。这样，沙加缅度的工作就开了。

接着我到了洛杉矶。那时洛杉矶的聚会开头没有多久，仅有二、三十人聚会，大部分是中国人。我和另外两位弟兄在洛杉矶，天天早上八点半钟好像上班一样，来在一起跪下祷告，一祷告就是几个钟头。这样祷告了三周多，到了十二月底，我们就定规要在洛杉矶有一次特别聚会。因着没有聚会的地方，我们就借用一位弟兄家的客厅举行。在那次特别聚会中，主的工作爆发了，人数越过越多，并且增加的都是美国人。从这时起，美国的门就开了，我就被请到一地一地访问。

值得一题的是，那一次特别聚会带进一位美籍中国弟兄，他一进来里头就烧起来了。他有一天早晨起来，里面有一个负担，觉得主要他作一件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他是个公务员，只好照往常驾车去上班。到了上班的地方，车子停好后，他看见前面有一个美国青年，手里拿着一本书，是英文本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里头就有个感觉，好像主要他去接触那个青年人。青年人正要过街，这位弟兄就说，“好，主，但是你必须管制路灯，把他留在那里，叫我能够接近他。”果真如此，主管制路灯，他就跑上前去。他问那青年人，那本书是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青年人说，“是啊！”他说，“这书的著者倪柝声弟兄，他有一个同工李弟兄，现在就在洛杉矶市内天天讲道。”那个青年人说，“好，请你把地址抄给我。”这样过了大概二、三天，就在主日的晚上，我们正在擘饼，那个青年人带着二十几位青年人来了，都是大学生。以后，他们多半在我们中间聚会，这实在是主作的。

一九五一年第一期话语职事正刊里，有一篇名为“关于我们的来台”的谈话，说到主把我们带到台湾，有祂的美意。台湾这地方通着南洋，也连着东洋，我们若是以此为中心，有一天主会把见证传到南洋，也带到东洋。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西洋，但感谢赞美主，今天不仅是南洋通了，东洋连了，更希奇的是西洋也接上了。

我们中间没有属灵大汉，没有组织的作法，也没有人工的联络，这些祝福所以能带进来，全是因着这条路、这个立场。这一个立场，这一条路，从倪柝声弟兄开始摆在我们中间，始终没有改变。今天有人说我们中间起了分裂，我绝对否认。我不承认有分裂，因为我们前面的同工，从开头看见这条路，我们就一直同工到今天。所谓分裂，是后进来的人，他们想要另走一条路，但是行不通，因此就出去了。

这种出去的情形，不是从台湾才开始的。从前在福州，一九二四年就发生过这个问题。而后在上海和香港，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这都是因为后进来的人，要在这条路里作别的工作，作不通了，就出去另有自己的聚会；他们明显是另走一条路，从我们中间出去了。

附带的说，有人传言那些出去的人，是被我们革除的，绝没有这事。在我们中间，主的桌子向来是向神的众儿女公开的，但是工作的责任不是向大家公开的。每一个圣徒都能作弟兄姊妹，但不是每一个圣徒都能作长老，这是原则。所以，请一些弟兄从长老职分退下去，并不是革除。我们召会是站在合一的立场上，不管人的意见是否相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都能一同敬拜；但是对于责任，对于工作，那是一个同心的问题。若是大家不能同心就不能同工，就不能同负一个责任。

我们都要清楚主带领我们所走的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至今一九六八年，四十六年来这条路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改过。我们前头的同工，虽然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从来没有分裂过。主的怜悯，主的祝福，的确是在这条路上。在开头的时候，台湾只有三、五百位弟兄姊妹散居在岛上，但是现在仅仅台北召会就有一万三、四千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够忠心，受到打扰和打岔，但主的怜悯还是这样丰厚。这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乃是主眷顾祂自己的立场，祂自己的道路。我信将来这一条路所带进来的祝福，要比现在多得多。不仅在台湾这里，相信在美国，在西方，主的祝福是更加多。主的工作要通过美国，达到南北美和中美，也要经过美国，到澳洲、欧洲、甚至到非洲。相信主要开广祂的道路，主要祝福、表白、证实这条路。

今天我们中间有这么多青年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敬拜主。一九四九年，当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时，作梦也不会梦到，今天能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为主作见证。这不是人为的，这是主作的。这是祂的路，祂的立场，祂的见证，祂的工作。

记得在那些受试炼的年间，于一九五九年有一次训练，那时每晚我都释放约翰福音的信息。一天晚上，我讲到约翰二章，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19）我在台上曾当众说，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人作拆毁的工作，在台湾的工作如果不是出乎主的，你们拆毁是应该的；若是出乎主的，你们所拆毁的，主在三日内，在复活里要再建造起来。我敬拜主，人在这里拆毁，祂却建造。少年弟兄姊妹能在召会中追求，这绝不是人工，不是出于人为的。乃是那位怜悯的主，恩典的主所作的。所以，我有把握并且相信，主还要开广祂自己的路。有一天你们更要看见，主是何等眷顾我们。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晚上讲于台北

原刊于一九六九年三月“话语职事”第二百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