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我们当中的搅扰与试炼
 
为保守圣徒并持定召会真理,必须有所陈明
有一班同工和负责弟兄向我提议,要把近乎九年来在我们当中的扰乱,向圣徒们有点交通。我和弟兄们在主面前多次考量,最终觉得应该简要的把事实跟圣徒们交通。这个扰乱是一个痛苦的经过,一提及此事,就难免说到人的情形、短处或错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的良心,是非常不愿意说到别人的短处和错误;然而,为着召会的道路和主的真理,我们又不得不把这事摆在圣徒跟前,免得再给撒但、仇敌、魔鬼留地步,伤损那些应当蒙保守的人。所以,我里头仰望主,给我合式的话语,按着事实说得不偏不倚。因为这事已经经过了九年,其中许多的波折,只能简要说明。
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件事,我们不是一个事业团体,没有意思要与人相争,或对人怀有任何一点仇恨。即使是顶撞我们的不信者,我们都应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得救。所以,当我说这件事时,我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不要产生任何激动的心或仇恨的心,这不是我和同工们的意思。我们仅仅是摆出事实来,让大家看到撒但怎样破坏这条路,多少宝贵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扰乱里被破坏了。所以,为着保守弟兄姊妹,我必须尽忠的把事实摆出来。其实,要我说一篇这样的话,是相当吃力的,因为这不是我灵里所愿作,也不是我负担里要作的。然而,为着召会的益处,为着主的道路,为着弟兄姊妹蒙保守,我不能只顾到自己,而不作一点澄清。
三十几年来,我蒙主拣选,受主差遣和托付,积极的传扬基督、福音和真理。我没有一点负担讲人的短处和缺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使命和负担,是积极的传扬主耶稣和祂的救恩,释放神的真理和祂的生命,以供应人。别人的短处和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将来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负责,向主交账。
造成这个搅扰的,是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因着对这条召会的路有异议,而在一九六五年停下工作。他们若是肯因此安心、安静不作什么事,我在主面前看待这事就当已经过去了,也不会再提及它。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安静在主面前,反而变本加厉的进行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同工们才觉得这件事不只同工们该知道,各地的长老和事奉的人也都应当知道,才能对这个难处加以防范。
 
主在中国的工作与进展
 
倪柝声弟兄的兴起
我要从我们中间开头的历史说起。十九世纪初,主的福音传到了中国;一个世纪之久,西国来的圣徒并没有把福音的真理传得清楚。直到一九二〇年,倪柝声弟兄得救;因着他在得救后认真追求主,追求真理,看见了不少亮光。从一九二二年起,便在他家乡福州城里开始聚会。一九二四年发生一个难处,他因此引退了二年。那是一九二五到二六年,他就在福州的闽江下游,于马尾罗星塔出版基督徒报。在基督徒报里,他把启示录头三章的真理发挥得相当透彻,借此向基督徒讲解召会的真理。
我个人是在一九二五年得救,蒙主怜悯,一得救就相当追求主,爱慕圣经,寻求真理。因这缘故,我读到一九二五年发刊的基督徒报。自此,就和倪弟兄时有通信,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的回答,刊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基督徒报里。到了一九二六年底至二七年初,倪弟兄受主引导,便在上海开始正式设立聚会,那里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主的工作只有一道水流
从那时起,因着基督徒报的发刊,全国各地从南到北,许多青年基督徒都蒙了光照,看见亮光,被主兴起。我那时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也不例外的受了帮助。一九三二年,主就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兴起了聚会。自此,主的工作就开展到了华北;而后在一九三三年,更开展到东北。因此,我在北方的工作更加多了,就受主引导,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主。那时,我有一个感觉,应该到上海和倪弟兄有些交通;所以,就在十月间到了上海,和倪弟兄同住了几个月。那里的同工们觉得,我应该从北方搬到上海,与他们一起同工。我自己也觉得主工作的水流只有一个,圣经里使徒行传说到主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又从安提阿往西,流到小亚细亚,再流到欧洲。所以,虽然北方有工作,还是应该从上海流出去。因此,从一九三三年秋天直到三五年冬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向倪弟兄学习,接受他的带领,并与弟兄们同工。
 
战争与风波的搅扰
到了一九三六年,同工们觉得北方的工作应当往大城市开展,就安排我到天津开工,把主的见证推展到平津一带。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战事兴起。倪弟兄和好些弟兄们,就从沿海一带退到后方。那时,我正在北平、山西、陕西一带作工。我得到消息,同工聚会将在汉口举行,因此就赶到汉口。倪弟兄在那次同工聚会中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以后出版的《工作的再思》这本书。那时,北方战局相当吃紧,工作就要我赶快回家乡带出家眷,再和弟兄们一同退到内地。于是,我深夜赶回北方。然而,因着眷属较多,同时许多圣徒仍然留在那里,我觉得一时无法离开他们,于是就这样在烟台留了下来。
到了一九三八年,倪柝声弟兄去了英国,一年多后回到上海。那时上海仍是租界地,因着太平洋战事未起,他就在那里召开特别聚会,并且打了电报给我,我就去了。而后在一九四〇年,他又在那里有训练,我也去了。那时,主给我们看见的越过越多。从那时起,上海召会开始注意召会在地方上实行的配搭与事奉,也就是开始注意当如何建造召会。到了一九四二年,撒但就兴起极大的风波,使上海召会受到影响,而不得不停止聚会。另一面,太平洋战事兴起,日本军队也胁迫我们,参加日本军队所组织的伪基督教团。因着召会不能参加,上海召会就在这外有压力,内有风波的情况下,停止聚会。
 
真理的恢复与烟台的复兴
然而,这时北方的烟台,却在主的带领下往前了,召会实际的有配搭和建造的工作。可以说,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间,烟台召会已实行得颇具规模。许多圣徒都在那个时期被兴起来,召会有一个美丽荣耀的光景。那些日子聚会的情形,真是有如五旬节召会初形成的光景。召会达到一个实际配搭、建造的境地,好像神的一个居所,又像基督的一个身体和军队。
总结一九二〇至四二年,主让我们陆续看见的真理,包括几方面:第一,得救的证实。第二,公会、宗派的错误。第三,属灵的争战和神永远的旨意;这是一九二八年,倪弟兄在上海的第一次特别聚会,带我们所看见的。第四,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一九三四年,主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第五,圣经中的得胜者和得胜者的原则;这也是一九三四年主给我们看见的。第六,同时间,主也给我们看见,各地召会聚会的画分界限问题。第七,一九三五年,主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得胜的生命。第八,一九三七年,我们看见召会的立场乃是一地一会,以地方为立场。第九,一九三九至四〇年,主给我们看见身体的原则,就是召会与基督身体的原则。第十,一九四二年,主让我们看见,召会的实行和配搭的事奉。第十一,看见需要移民传福音。主在我们中间恢复了这许多的真理,并且不仅是道理上的恢复,更是实实在在地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了。
这些都实行出来之后,在一九四三年,烟台召会有了一个空前的大复兴。然而,因着那个复兴,我们遭遇了日军的妒忌,他们将我逮捕到宪兵队里,下监一个月,并且加以审问、责打。我因此生了肺病而休息;借着这个休息,我才逃出我的家乡。简言之,到了一九四六年,主就带我到了上海、南京。那时,上海的聚会已经有一个恢复的起头;南京的弟兄们也从后方重庆、成都一带,回到南京,因此南京也有了聚会。我则时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
 
各地的复兴与政权转变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上海召会有一个厉害的复兴;这个复兴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其强烈的程度,几乎带进全国性的复兴。那时,上海召会已近二千人,有十七个分家。到了一九四八年底,GC党过了长江,前面同工就召开紧急会议,在主面前寻求引导,如何应付未来的局面。我们深知,GC党是不会允许召会为主作见证,并为主作工的。
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一共召开了两次同工聚会。在这两次同工聚会中,倪柝声弟兄特别交通说,“我们要请李弟兄离开大陆往海外去,不论他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请他出去。然而我们众人要留下来,为主的缘故在这里摆上自己。我们知道前面的局面不容易应付,也许要为着主完全损失,但我们要在这里为主摆上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聚会之后,晚上我和倪弟兄两人出外散步,我问他:“弟兄,为什么你安排我到海外,你们大家都留在这里,为主摆上,为主牺牲。难道我不配在这里为主牺牲吗?为什么你要我出去呢?”他回过头来对我说,“弟兄,你要了解,我们在这里是要摆上去,但我怕有一天,仇敌要将我们一网打尽。若是真有那一天,因着你的出去,我们还有一部分能在海外存留。”我因此才答应,接受他的话。然而,对于我该去香港或台湾,他也没有什么概念。那时,我正受托负责盖造上海召会大会所。
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过江取得了南京,正从南京往上海进军时,倪弟兄拍了一个电报给我,要我快快离开上海。所以,在中共进上海两周半前,我便离开了上海。倪弟兄安排我去到台湾,我是在当年五月来到台湾。同时,倪弟兄也带着我,一同写信给几位弟兄,安排他们作台北召会的长老。
 
主的工作来到台湾
我初到台湾,和一些弟兄们聚会,人数非常少。我里面实在不知道,主要我在这里作什么?七月的有一天,主给了我一个引导,要我沿着铁路,从北到南,去访问各地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因着这趟行程的接触,我开始有了负担,觉得在这个岛上,主还是有可作的。因此,回来后我和弟兄们交通,就在中央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盼望散居各地的圣徒和我们联络,我们要在这里为主的见证开始工作。八月一日,我们就在台北正式开工。
 
工作的要点
因着我们在大陆已有二十年的经验,看见恢复的亮光,也实际的在工作中有实行。因此,在台湾工作的开头,我们乃是照着所看见的亮光作主的工。我们在一开头,就一直注意六个要点。首先,我们尽力传福音,带人得救,使人得着基督。我们不仅有马路上的福音队,并且在各街口张贴福音标语。我们明确的安排,分街分巷、一家一家的撒福音单张。同时,我们也在公园里传福音。一到主日下午,就在公园里传福音,每次都有两三千人赴会。我们经常有四个福音队,至少有两个福音队,从各入口把人带进公园;有不少圣徒都是借着公园福音得救的。我们极力的传福音,也看到了主的祝福。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年底,台北召会聚会的人数达到了八、九百位,人数繁增得极为快速。
第二,我们学习供应基督,使圣徒们得着更多的基督,而在生命上有长进。第三,我们不仅带人得救,带人在生命里有长进,并且带人实在的有召会生活。第四,为这缘故,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立场,我们不能随便成立一个聚会。按着圣经的启示,那就是一地一会的立场。第五,既有确定的立场,又有召会的聚集,众人就必须有实行的配搭。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学习配搭事奉,有长老、执事的设立等。第六,有了这个配搭,就有权柄的等次。借着这些实行,主实在祝福了我们。到了一九五八年,主带领我们更进一步,叫我们注意召会的建造。
 
同心合意带下繁增的祝福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我蒙主带领,到了南洋,访问菲律宾的马尼拉。从那时起,不仅本地的工作蒙主祝福,海外开展的工作也蒙主祝福。一九五二年春天,在台北有了一次的特别聚会;在聚会中有一次的奉献。由于那次的奉献,至少有几十位同工弟兄姊妹兴起,全时间事奉主。当时可说全岛各地的圣徒,都是同心合意,没有异议。众人全心致力于福音的传扬,和生命的供应,成立地方召会,在确定的立场上配搭事奉,并有确定的等次。因此,到了一九五五年,就有二万三千到二万五千人。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工时,不过三、五百人,仅仅六年多的时间,就开展到二万三、五千人,约有四十几处地方召会兴起。
 
台湾工作中的搅扰
 
史百克弟兄所带来的意见与争执
一九五五年,我们觉得需要有属灵的帮助,于是决定邀请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前来。然而,这个邀请是受到人的推动。过去,我曾从倪弟兄得知,史百克弟兄虽有他属灵一面的分量,但是在召会实行这一面,有关召会的道路和立场,他是与我们不同的,并且也无法接受我们这一条道路。然而,为什么那时我们还要请他来?因为我们觉得他有属灵的分量;再者,我们相信他是个老练的人,满有阅历,应该不会过问立场、道路的事。我们是本着这个观念邀请他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确如此,只供应我们属灵的丰富。不幸的是,他第二次来时,就与我们发生了召会立场的争执,非常反对并且定罪召会的立场。
 
几位少年同工受影响而有异议
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我们发现有几位少年弟兄受了他的影响,对召会立场发生问题,要走一条不确定立场的路。他们认为应该以基督为立场,谁的基督多,那个召会就对得多。这就是我们中间问题的根源。在史弟兄离开之后,我召开了一次特别聚会,释放了一系列信息,专讲召会的立场(见《教会的见证与立场》),你们若能读一读,就会对今天的局面,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九五九年一至四月间,因着我的姊妹病重,医生说她将不久人世,所以我就尽力陪伴她,看顾她,有几个月之久。就在这段期间,这些有异议的弟兄在各地放出一些反对的话。两位张弟兄觉得事态严重,但他们体谅我正在重大的试炼中,觉得不该把这事告诉我。直等到我姊妹安葬后,我在五月间要到南洋之前,两位张弟兄就来见我,告诉我这些少年弟兄们所作的事。这些少年同工有的是我带得救的,大多受过我的成全,并且被重用。台北三会所,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召会,都是由他们服事,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暗中作反对的事。他们向两位张弟兄说,我已经没有异象了,他们在神面前看见了新的异象;因着异象不同,所以不能同工了。此外,他们也说了许多关于我的是非。两位张弟兄曾试图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把对我的所有问题,和我直接交通,但他们没有接受。
 
召开同工聚会声明召会立场与道路
那时,我因出门在即,就召聚了全体同工聚会,告诉众人:“我清楚知道最近在同工中间,有人对这条路有了问题。今天我要当众声明,我们大家一同作工,并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从头一天,我就说得很清楚,你们是直接仰望主,向主负责。没有一个召会,也没有一个人,能负你们的责任。今天我在这里,在主面前,照着我清洁的良心,走我认为对的路。你们当然也有你们良心上的自由,照着你们所认为对的,走主的路。我愿意郑重声明,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我们前面同工们所带领的;我自己也将全人摆在这条路上二十多年了,我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条路,第一,是传扬主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第二,带领人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供应,在生命上有长进;第三,必须有地方召会;第四,必须有确定的立场;第五,必须有配搭事奉;第六,必须有权柄等次。这六点,是我们从头一天到这里开工,就清楚说明的。今天,若是有人对这条道路有了问题,大家就不能同工了。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要作光明之子。若是觉得可以同工,大家就在这个工作上,同心合意的往前。若是觉得不能同工,那么就作光明人,正正式式的出去,照着你们所看为对的路往前,不要在暗中作反对、破坏和攻击的事。”
当时我虽然觉得该停下他们的工作,但是一些同工们觉得他们是好材料,而为他们说情,希望能尽力挽回。因着弟兄们的感觉跟不上,所以我也没有作什么,而在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出国到南洋。回来后,在秋天十月间再有训练,一直到六〇年春天。这个训练所讲的,是约翰福音生命信息。我特别以约二19为题,说到撒但所拆毁的,主要在复活里建造起来。我明说我知道谁在这里拆毁,但若是这个工作是主所建造的,即使拆毁了,主也要在复活里再建造起来。
 
有异议的弟兄一直进行反对工作
在这段期间,那几位有异议的弟兄却一直在暗中制造局面,作反对的工作。甚至还影响了从菲律宾马尼拉来的弟兄。那年春天过后,训练结束。夏天,这几位有异议的弟兄特别到台北来,愿意和我把事情对付清楚。并且告诉我,他们并没有问题,是两位张弟兄传话传错了。他们把责任全归到别人身上。于是,我请两位张弟兄和他们当面对质,他们竟然否认曾说过反对我的话。我一看这个局面,就清楚已经不必再谈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马尼拉一些人受到那些异议弟兄的影响,竟然雇用私人警察,占领会所,不让长老进入。长老们没有办法,就召开紧急会议,另找一个地方聚会。我在十二月间,因为美国有事,就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高雄的同工曲弟兄写信给我,告诉我一位有异议的弟兄在高雄造成他们很大的搅扰,希望我能出来作一个决定。我觉得自己必须负起责任,于是在六二年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这位有异议的弟兄,按着他已过这几年的所行所为,要他从这个工作以及高雄召会的责任退出去。同时,一封给高雄召会,一封给台北召会。高雄的曲弟兄接到我的信,就在召会中报告,请这位弟兄从工作和召会的责任退下去。这个报告,引起了其他几位异议弟兄们的愤怒,而大大的责备曲弟兄。
在一九六〇到六一年间,我曾接到这些有异议弟兄们表白的信,他们曾一度来找我,一再的向我说,他们对我没有问题,愿意服我的权柄,接受我的带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已经留在美国一年之久;十月间,我里头相当清楚,主是要我在美国担负一个工作。所以,我就拍电报给台湾的长老们,告诉他们我不能回来了。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这些有异议的弟兄们,就私下告诉一些弟兄说,“李弟兄已经了了,不能回来了,台湾的工作就要交给我们了。”
一九六四年,有位持异议的弟兄写了封信给我,向我认错,请我以为父的心饶恕他,而我的心实在是动了。然而,有弟兄提醒我,要等等看,看他所说的是否出于真诚,于是我没有回他的信。结果证明他们仍然在作反对的事。到这时候,我里面就很清楚,主若是再带我回台湾,而众同工们仍愿意走这一条路,我就必须负起责任,把这几个人请出去,不能留在工作上。所以,一九六五年九月,我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处理这件事情,要他们从工作和召会的责任中退下去。那并不是突然的,乃是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就一直宽容忍耐,希望他们回转;然而,宽容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他们就真的出去了,并且一再的作反对我们和攻击我们的事。然而,他们自己最终也是分而又分。
 
决定背叛的人从未真心悔改
这件背叛的事,实在令我心中倍感伤痛。因为,这不是人的血气问题。我在主面前,也在主的工作上,和倪弟兄同工了二十年,曾看见许多背叛倪弟兄的事,一场又一场的发生。这样的背叛,照着圣经来看,在主面前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是得罪神权柄的事。我与倪弟兄同工时,就看见那些反对他的人,并没有回来过。同时,我从圣经背叛的事例中看见,那些真正背叛摩西、大卫的人,没有一个事后悔改的。即使大卫在临终时,对那反叛而好像已经悔改的示每,还是不放心,他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要留意他(王上二8~9)。所以,从历史和经历中,我们知道那些真正背叛的人,是不会再回来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讲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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