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我们，是要我们作什么见证。然而，无论我们说了多少，这些事都还需要神的异象和启示，使我们能有真实地看见。

在东方工作最开头的时候，神给我们感觉，基督教的光景不太正确。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对于当前的基督教，就打了问号，发生了疑问。因着这样生发疑问，我们就一面注意基督教现实的光景，一面查读主的话语。结果我们很容易的找出，也看出好些基督教的情形，都是不合于圣经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就一点一点的，丢弃那些不合圣经的情形。丢弃之后，我们又尽力在每一点上，竭力回到圣经原初的样子。这可说是一个开头的恢复。

这个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头的时候，并不是立时就恢复许多，乃是一点一点的恢复。头几年，那个恢复的进度可说是相当的快，最早约在一九二二年左右。正式开始的恢复，要从一九二四年算起，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才可说恢复得相当完全，也恢复到了一个段落。

这个恢复乃是到恢复召会立场时，才告一段落。在这恢复开头不久，约是一九二五年左右，我们就很清楚，召会不该分宗派；召会乃是一个，应该是合一的。召会若分作各种的宗派，就是罪恶。那时我们已能讲一点关于宗派的道，不过对于什么叫作宗派，还不太能讲得清楚。乃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最晚是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们对宗派的定义，才算能讲得比从前清楚。我们知道召会若有了特别名称，有了特别交通，有了特别的信仰，就是宗派。然而，对于召会这个地方的立场，我们还没有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召会的合一我们看清楚了，召会不该分宗派我们看清楚了，宗派的意义我们也有一点说明白了，但是对召会的出现，是在一个一个的地方上，这个亮光乃是一直到了一九三四年，才在我们中间释放得清清楚楚、正正确确。就我们中间许多人而言，乃是到了一九三二年，我们才清楚关于召会的立场。

在《教会的正统》一书最早的版本（重庆版）中，倪弟兄在内文明说，在一九三三年，他到欧美各地走了一趟，接触到欧美各地相当像样的弟兄会。此外，他还接触了许多有分量、有名望的属灵人，和他们一同聚会；那是他头一次接触史百克弟兄。

倪弟兄那一次是受英国伦敦弟兄们的邀请，然而，他和弟兄们讲得很清楚，他和他们有交通，并不表示他参加所谓的弟兄会。因此，他那次到英国，并不受弟兄们的约束。所以，他在弟兄们之外，找到那些认识主的人，并且和他们有私人的交通。他在《教会的正统》一书中，说到这件事。倪弟兄在国外，看见好些地方，有的聚会像是非拉铁非，有起初复兴的样子，就是主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预言的光景。有的地方，毫无疑问已经变作老底嘉。那些地方的光景，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落在罪里，有的仍然站住当初复兴的水准，也有的地方分了又分。倪弟兄看见那些光景，尤其是看见那种分的光景，里头生发了一个疑问：弟兄们这样分，到底是以什么作断定？

从那时起，他就花了相当的工夫，把全本圣经里有关召会的问题都研读过。读过之后，他从神的话语里清楚看见，召会在宇宙中只有一个，但在地方上出现时，乃是一地一地的；也就是一个地方单位只能有一个出现。倪弟兄因着弟兄们分而又分的背景，去研读神的话，而从神的话中读出亮光，看见召会不能有其他的分别，只能有地方的分别。哥林多可以和以弗所是两个，以弗所可以和耶路撒冷是两个，但是在耶路撒冷无法是两个，更无法是两个以上。同样的，在以弗所也没有办法是两个，更没有办法是两个以上。这是倪弟兄从神的话里清楚看见的。

倪弟兄在那次出国前，一九三三年四月到了北方，有六天住在我家。他出国后，一直到秋天才回来。在那期间，我们在北方一直有聚会。虽然工作已经开始，但我个人还留在职业里，因此我曾和他交通到，关于带职业和全时间事奉的事。我想知道他的感觉，然而，他通常不太给人什么断案。他只告诉我说，“弟兄，不太清楚的时候，要等等看。”之后，他就出国了。到了秋天，我为着主要把我从职业里带出来这事，里头相当挣扎。正当这个时候，我接到倪弟兄从国外来的一封信。那是他从欧洲回中国的途中，船在地中海航行时所寄出的。这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印证。信上的话只简单的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

因着信是由地中海转到上海，再由上海转到我手里，所以当我接到信时，已是他写信之后一个多月了。这时我已经辞掉了职业，到东北工作了三周。我从东北回来，读了这封信，得着莫大的鼓舞。因为这封信给我的印证太强，叫我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我和倪弟兄分离半年之久，他素来不常和我通信，竟然会如此应时的给我这样一封信，一点客套话也没有，只简单明了的说到，他对我离职全时间事奉的感觉。最令人赞叹的是，倪弟兄写那封信时，正是我在主面前挣扎是否要离开职业。因着这信给我的印证太强，我深深觉得里头有主的引导，就定规要到上海见倪弟兄。我接到信不久，倪弟兄也到了上海，就在那个秋天我去了上海；那是我头一次到上海。

倪弟兄说他清楚看见地方立场的亮光，应该是我到上海的那个时候。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回来，从神的话语里看见这点。在那个同时，他更看见属灵一面的中心亮光，就是基督是中心，基督是普及。于是，他定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全国性的特别聚会。那时我已经到了上海，他就要我帮忙作些答复属灵问题信件的工作。读过“通问汇刊”的人都知道，这分刊物里有一篇非常长的文字，就是我替倪弟兄答复广州谢天恩弟兄的一封信，里头大部分是关于答复宗派问题的事。因为在那时，我们非常注意两件事，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宗派的；我们还没有看见立场的问题。只有倪弟兄里头清楚立场的问题，我们却还没有看见；我们只觉得召会需要合一，宗派是不对的。

我回复谢天恩弟兄的这封长信，可说是我在福音书房的第一篇文字发表。我花了相当多的工夫写这篇文字，虽是一封信，但其分量不亚于一分小册子。信中有多处说到关乎宗派的问题，告诉人宗派是什么，宗派的意义是什么。那时，就我个人来说，关于召会的立场还不清楚。我认识合一，认识宗派是什么，也能说得出来，但所谓召会的立场，以及究竟召会是有怎样一个立场，我并不明白。不仅我个人不清楚，其他的同工们也都不清楚，只有倪弟兄里头清楚。

那一次特别聚会，从北方就约有一百二十位弟兄姊妹赴会，从东北去的也不少。可以说，那个特别聚会对召会的往前而言，是个很大的转捩点；对我个人影响也是很大。众人从交通里看见宗派的罪恶，和召会合一的需要。所以，有些感觉沉重的同工，在那时就下定决心，要走这条路。

特会过后，我和从北方来的弟兄们，有些是从北平来的，搭船一同回到北方。然而，那时还有许多外埠来的弟兄们，一同留在上海没有散开。他们众人要求倪弟兄有一个查经聚会，因为各地有好些聚会兴起，从前的背景都是在基督教各公会里，现在他们脱离公会，脱离宗派，但不知该如何聚会。所以，他们要求倪弟兄带领查经，帮助大家知道如何聚会。倪弟兄答应他们，就带领了一段时期的查经，以后这个稿子编写出来，就成为“聚会的生活”一书。

在查读“聚会的生活”时，我已经到北方，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过了四个月，我再从北方回上海时，那个查经聚会已经结束。回到上海后，我只听见有这个查经，并没有看到任何记录，也没有人有速记。等到倪弟兄把稿子修好后，就交在我手里，要我为他写一篇序。我便仔细读了那几篇信息，也就了解整个查经的内容。从那时起，我里头就有很深的印象，明白召会的出现，乃是地方的；而“出现”两个字并不是那时用的，乃是逐渐才有的。可以说，是在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台湾才开始使用“出现”二字，并且说到召会的界限是地方的。乃是从那时起，弟兄们中间才谈起地方问题；地方的亮光乃是从那时才确定。因着地方的亮光确定了，所以召会的立场，在我们中间也就确定了。

因着倪弟兄那一次的特别聚会，把基督作中心的信息释放得那么重、那么清楚、那么有分量，同时把召会立场看得那么确定；所以，到了一九三四年，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进入了一个很大的里程。我们看见了召会的内容，乃是以基督作中心，作普及；召会的外在，是以地方为立场。到那时，不仅倪弟兄个人清楚这一切，甚至我们这一班同工，也都相当的清楚。

到一九三四年时，各地脱离宗派的人，实在是相当的多。那可说是一个潮流，几乎各地都是风起云涌。当时写到上海召会的信，每天都如雪片飞来，几乎封封都是说到脱离宗派的事。有些信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别的同工的，但也都会转到我这里，因为那时我正在代编“通问汇刊”。我们从信中看到许多脱离宗派的故事，南方、北方、华中，各地都有信件来到我们手中。甚至连西教士也被我们震动了，有些内地会的西教士，也为此特别召开聚会，来应付这样的局面。在他们眼里，这种情形是一个基督教的革命，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到处都在脱离宗派，并且脱离得很成功，很彻底。

在那些脱离宗派的人中，有一个风气，就是不暗暗地脱离宗派，都是正大光明的脱离。在他们决定脱离后，都是好好的写了一封信，盖上自己的私章，告诉他们所在的公会，把他们的名字从宗派的名册上去掉；他们作的都是相当正式。虽然弟兄们没有作成规例，但那时的风气是如此，都是正式写信声明脱离宗派。附和的情形是相当热烈，相当汹涌。

到了一九三五年初，少数同工们觉得，这样脱离宗派的潮流，不一定完全对，因为里头有很复杂的问题。所以，倪弟兄就很郑重地向同工们声明，我们的见证不是仅仅一个脱离宗派；我们的见证乃是基督，基督作救主，基督作生命，基督作得胜的王，作万有的主，基督作中心，基督作普及。他清楚指明，基督的见证完全是在召会里，而召会是合一的，召会的立场是地方的。那时，这些事可以说是相当清楚了。而后，到了一九三七年，倪弟兄更进一步说到，设立一地一地的召会，维持主的见证。这就是《工作的再思》一书里的信息。

主在东方兴起我们所维持的见证，就是基督在召会里得着彰显的见证。这一个见证包括人的得救、属灵，并且包括众圣徒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被主建立，成为神一个团体的居所，作基督的身体，叫基督借着这团体的器皿得着彰显。另一面，召会虽然出现在一个一个地方，但各地的召会，乃是在这个见证上一致而有交通。这就是主在东方所给我们看见，要我们维持的一个见证。

我们绝对承认在救恩这点上，神在我们之外也作了许多。神借着各式各样的工人，用各种样的方式，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在救恩这一面，神的确在我们之外作了许多。甚且在福音上，有好些带人得救的路，我们还得取法于别人。其次，在生命上，神也借着一些人作了许多，并且作得相当不错。这不只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这样，比方带领人属灵，带领人奉献、爱主，带领人学习活在主面前、敬畏主、与主同行等，这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主都作了许多。

然而，关乎一地一个召会，一个建造，一地一个身体的出现，这是神在东方所给我们特别的托付。在我们之外，没有人注意这点；不仅别人没有，甚至我们还为此被群起攻之。在我们之外，有许多人就是因着这点攻击我们。他们说，只要属灵，并带人属灵就够了，何必在乎在那里聚会。他们认为一个人得救了，只要能属灵就够了，无须在意有没有被建造在一地一地，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出现。因为若是如此，只谈得救，只谈属灵，就没有宗派的问题，也没有召会的问题，更没有召会立场的问题。这样，人在天主教里能得救，在长老会里能得救；在天主教里能属灵，在长老会里也能属灵。这就是当时的光景。

那时，人不仅觉得自己能属灵，并且他们这班属灵的人，能在灵里团结一致。有位长老会的头号牧师姓贾，和一位贵格会的头号牧师姓高，以及一位相当属灵的人姓成，他们都是相当属灵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他们能在属灵上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一同顾到属灵的工作。于是，他们这些属灵人团结在一起，办了一分“灵光报”，请李渊如姊妹作报纸的主编。一九二五年，当李渊如姊妹看见召会的合一，宗派的罪恶时，就不愿再作主编，想要辞去。那些牧师当然不会同意。后来，正逢北伐，共军混在国军里头，到南京大大焚烧教堂，捉拿传道人。灵光报社自无幸免，也被焚毁。

这些属灵的人，我是相当敬仰他们。直到今天，我仍然能从清洁的良心见证说，他们都是活在主面前，很敬虔的人。然而，地方立场，基督身体的建造，这不是一个职事的问题，乃是见证的问题。贾牧师、成牧师都和我个人谈过话，我只能低头在他们跟前受教，承认他们是敬畏主，属灵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老前辈。然而，他们对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一个身体在地方上出现的见证，并不懂得，也不认识。他们甚至劝我，不必如此坚持这一点。

一九三七年，有一次我从天津去上海，中途在火车上遇到那位成牧师，我们谈了一段话。谈话内容，我虽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劝我不必如此坚持，只要能救人，带人属灵，热切传福音，传讲神的真理，叫人得着栽培和成全，就已经难能可贵，已经相当高，并且已经是基督徒最高的境界。他的态度很诚恳，也很爱护、佩服我们。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从我们的谈吐和表露，他知道我们的真理相当清楚，也相当有根基。所以，那时不仅成牧师爱护我们，包括贾牧师在内，对我们也是爱护有加。我们在主面前也很尊敬他们，就像尊敬老前辈一样。另有一位丁牧师，直到他故去前，我们还和他有交通，是很敬佩他的。当时我不过三十多岁，他却已经七十多岁，是个活在主面前的老人家。我很敬爱他，他也很宝爱我们。

这些前辈们都觉得，我们这些青年人前途不要，只单单要为主活着，实在难能可贵，所以很重看我们。然而，在他们的感觉里，总觉得我们这班青年人有点太过了。他们曾明白的表示，今天在中国基督教中的佼佼者，就属我们这一班人。我们如果能好好改变为一个中庸的态度，在中国的召会就完全是以我们为中心，中国召会的前途就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当时那个样子，在他们看来，好像走了一点极端，偏向一面。

然而，在我们的感觉里，我们看见主的见证是有时代性的。前辈们那一代，有他们的看见和实行，但主没有意思要我们守着他们那一代的见证。主是行动的，祂要继续往前；这是我们的领会。所以，对他们属灵的那一分，我们是又敬又爱，然而我们的确知道，神在中国还要往前走一步路。那不仅是个人得救、属灵的问题，乃是主要在一地一地，作出祂身体的见证，也就是所谓召会的见证，使基督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从其中能彰显祂自己。这是主在二十多年前所给我们看见的。

二十多年来，我们经过许多的波折，许多的打击，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仍没有放弃作这样的见证。在这过程中，我们碰过属灵人物，也碰过福音大汉；这些属灵人物和福音大汉，对我们都是一个影响。我们看见，论福音的能力我们不如他们；论属灵的某一点，似乎我们也不如他们。然而，我们觉得这里有一个见证，我们非抓牢不可。有时我们也会怀疑，是否我们真的走了极端，为什么在福音上那样有能力的人，他们不注意这事？为什么那样属灵的人也不注意这事，反倒我们这些福音能力赶不上人，在属灵的某一点上不及人的，偏偏注意这一点？二十多年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受到试验。然而我们能见证，每逢我们经过试验，在事情经过后，我们里头都更加清楚。主今天在地上，不是只要得着人的灵魂，不是只要得着个人的属灵，主乃是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建造祂团体的见证。这一点我们是相当清楚地。

我们曾经研究，那些有属灵能力，并且相当属灵的人，不在这个见证里，所带给我们的困扰该如何因应。我们曾为此在主面前寻求，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实的情形是，在我们之外，有的人实在很有福音的能力。举例而言，一九三五年，当我们清楚看见这个见证时，有一位宋尚节博士，他在各处传福音，无论他是跳着传或踢着传，是喊叫的或是流泪的，是在肉体里的还是有灵的成分的，凡他所到之处，都有成千成百的人悔改。这么一个有福音能力的人，却到处骂我们，烦扰我们，使得我们不知该采取何种态度。同工们曾将这事，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研究。

此外，那位在真理的栽培上相当有分量的贾老牧师，在神学的教导上是相当有地位的。他虽宝爱我们这些青年人，却又是反对我们走这条路的人。江湾的中华女子神学院，是全国最高明的神学所在，也是绝对的反对我们，并封锁他们的学生到上海参加我们的聚会。面对这些有福音能力的人，有属灵分量的人，他们如此反对我们，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实在是个难题。

一九三四年春天，倪弟兄从上海用小车带我到江湾。那是很长的一段路，就在前去的途中，他和我有些交谈，表露他的心情。他问我说，“弟兄，你看怎么办？他们是这样一直不要我们，怎么办？”说到传福音，有的人实在有福音的能力，这我们不能否认；说到属灵，有一部分人实在是属灵，能劝人爱主，也讲十字架的道，在真理上对人也有造就，但他们就是拒绝我们。因此，那时我们的确受到很大的试验，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

经过很深的考虑、研讨，并在主面前的寻求、交通后，同工们至终都觉得，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所看见的见证，我们的脚不能离开这个立场。所有纯正福音的能力，我们都接受；所有属灵的东西，包括真理、生命的成全，我们更是接受；但这个立场，这个见证，是丝毫不可动摇的。我们与他们，他们与我们，众人在属灵这一面可以互相交通。他们有属灵东西我们应该接受，我们有属灵的东西也应该交通给他们；大家在福音上、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应该互相交通，而在立场上我们要完全守住。这就使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也得了一个很清楚地态度。

我们尽力接受各方属灵的东西，无论是福音的，还是真理的，我们全然接受。然而，就是因着这个态度，俞成华弟兄才会大胆的，连天主教盖恩夫人的东西都接了过来。弟兄们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同工们采取了一个态度，无论人是什么宗派，什么会别，只要有属灵的东西，有福音的东西，或是有真理的东西，我们一概接受，只是人不能触动我们的立场。

到了一九三七年，上海同工聚会，提出了安提阿的路线。倪弟兄就提议说，我们既看见安提阿的路线，就要有两面的往前。一面是到各地开工，去设立聚会，大家都不要留在原地，都要出去。另一面，我们中间最好有几位，比较有分量，真理也清楚地，可以尽力到公会作工，释放真理，供应他们属灵的东西。从那时起，这两面的事情就作起来了。

然而不久，日本的战事爆发，那是个打击，使各地的开展停了下来。当时我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很多，有许多位弟兄姊妹在医护、教育界任职。因着抗战期间的大变动，许多人都退到了后方。所以那些沦陷的地方，比方南京一带，都被弄得几乎是真空了。一直到快要复原时，才重新有另一班人开始聚会。在这期间，撒但同时也在作工，使倪弟兄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后方那一面，自然是没能受到什么供应。在沦陷的这一面，各地的情形是非常虚弱，所以各地的见证也就弱了。

当我们情形弱的时候，看福音，外面的人比我们强；看属灵，别人也不差我们多少；在真理方面，外面的人也栽培出了一些人才。我们除了一个脱离宗派，似乎也说不出我们作了什么，整个局面处于黯淡无光的时期。一直等到胜利以后，同工们经过长时间的冷落、试炼、挫折，带头的彼此间也发生过很大的难处，召会可说是经过了种种的试炼。随着战事的胜利，众人再回到上海，各方各处的同工又相会了。当重新再交通后，众人的感觉和根据已过的实际经验，就得了一个结论，清楚我们仍然必须守住我们起初所看见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一地有一个地方召会，并有清楚地立场，在那里建造一切属灵的东西。古今中外无论何宗何派，只要有福音的、属灵的、真理的东西，我们一概接受。独独一件事我们不能放松并要坚持的，就是这个立场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这一地一会的一个立场，必须坚持基督身体的见证。

我们和史弟兄的关系，开头的历史都不是在这立场上建造的，乃是在属灵方面上建造的。我们清楚看见，主在东方要我们所作的，并且我们应该接受所有职事的供应。虽然那些职事立场不清楚，地位不清楚，背景不清楚，但他们仍有他们那一分属灵的职事。无论是今天活着的，或是已经过去的，原则都是一样。比方盖恩夫人，是一个属灵职事，但她是在天主教里，我们不能因着她是天主教里的人，就不接受她那一分属灵的供应。另一面，我们并不能因着要得那一分属灵的供应，而把天主教的东西接受进来。以此类推，同样的原则，我们能接受梅尔的帮助，能接受慕安得烈那一分的供应，也能接受宾路易师母那一分属灵的职事。历世历代，凡我们能在书本上找出来的属灵丰富，无论是福音的、是生命的、是真理的，我们一概接受。然而他们的立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组织，我们不要，因为那不合于我们的见证，并且有损这个见证。

在这点上，倪弟兄曾与一位相当属灵的人有交通，那就是史百克弟兄；并且尽力接受他们属灵的帮助。然而在立场这一面，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建立什么关系。所以倪弟兄才说，他们对召会的立场不如我们清楚，我们对他们则采取一个不过问的态度。

以史弟兄在伦敦的作法来说，在他自己那一面没有多少难处，因为他也是脱离公会，是没有组织的。他立场的光景，比慕安得烈干净，也比梅尔或宾路易师母进步许多。这从消极一面说，没有多少可指摘的；但在积极一面，他不像我们在东方这么确定。我们看见召会的立场是独一的，是在地方上的，是一地一会的。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然而，我们没有因着在立场上，他和我们有这点差别，就连他属灵的东西都不接受。我们的态度是，历代神所给召会属灵的职事，无论是在什么立场，什么背景我们都不涉问；我们只接受他们属灵的东西，而不管他们的背景，也不受他们的影响。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态度。

当初倪弟兄说，“邀请史弟兄的时候还没有到，”原因就在此。因着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太一致，而史弟兄又有相当属灵的力量，能影响别人；若是请他到中国来，的确会有麻烦。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原委。今天我们再度提起这事，乃是为使我们看见我们所维持的这个见证，以及我们对这个见证所该维持的态度。

史弟兄第一次来台，仅是作属灵的供应，没有涉及立场，因此毫无难处；我们彼此之间也很愉快。然而，史弟兄第二次来，叫我们很伤心；因为从我们这面看，史弟兄实在是作了很可惜的事情。他这次来，应该采取和上次一样的态度，只供应属灵的东西，不要过问立场的事，那就没有难处。然而这一次，史弟兄越过了他职事的分，过问了召会立场实行一面的事；并且不仅是过问，更是干涉。

有位弟兄对我说，可能是我误会了。事实上，我也盼望这是误会；这样，史弟兄就不必在这点上和我们对立。然而，即便是误会，我们所说的原则也没有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中间好些人，里头也受了摇动，觉得何必注意立场，只要属灵就可以了。所以，这并不是误会。

史弟兄明明地责怪我们，不只在私下的谈话里，更是在聚会中公开的争论。他那一天在聚会中说，“你们把基督限于一个地方上，使基督成为一个小基督，使召会成为小召会。”从这话就证明，我们并没有误会史弟兄。史弟兄在这一点上，的确有他的坚持；这是我们在他身上，在这一点所碰到的难处。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清楚，主要我们作什么见证。我们中间若有人，愿意在福音上为主大发热心，拯救灵魂，我们真是欢迎，也真是感谢主。然而你们在这里，若是有什么举动，什么言论，影响到这个立场，影响到这个见证，我们就感觉为难。只要你们所作的，不影响这个见证，不影响这个立场，你们就尽你们的那分，我们实在是欢迎的，也实在看你们是宝贝的同工，宝贝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狭窄的。

比方香港有位姊妹，她和我们的交通，乃是在属灵的联结上，不是在立场的看见上。这位姊妹里头有一个负担，就是要到东方服事主的召会；但她一直觉得她到东方来，不应该自己起一个头，而必须把自己摆在一班神儿女中间。当然，她会选择一班她认为最合乎神旨意、最属灵的人。结果选来选去，她把自己摆在我们中间。然而，她所以和我们联结，是属灵上的联结，不是立场上的联结。虽然在立场上，她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我们一再承认她是我们的同工，因为在属灵上她实在是一个同工。她没有过问立场的问题，也不干涉立场的事，总是尽力供应她那一分，要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得造就。我们实在认同她的供应，也不强求她在立场上与我们一致，她也的确没有和我们发生难处。

然而，你们要看见，你们前头那一班同工弟兄姊妹，他们首要的联结，是在立场上。他们一开头的联结，就是在立场上。他们同有一个认识，即使前面弟兄爱了世界，他们还是要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主所要的路。

我们既看见这个立场，就必须坚定守住这个立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中间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好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中间立场。若是公会的立场对，我们就不该再有另外的立场，众人要在各公会里事奉神。若是公会的立场不对，为着要有一个干净的立场，我们就不能与之调和。这点我们必须绝对的清楚。

凡调和的都没有祝福，凡调和的都是两败俱伤。我们中间就曾有过许多例子，有个人的，有团体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他们妥协、调和的结果都是伤损。我们没有造就到别人，别人也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辛苦工作了多时，结果好像豆腐跟着水走了一般，是白费工夫。况且，大多的结果，都是你去跟随别人的异象，而别人不能跟随你的异象，于是你成了一个没有异象的人。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真能帮助我们；他们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只要我们一与他们调和，他们就都想要摇动我们。

在中国北方，为着这个我曾坐过监，受过折磨，受到各种的攻击。若是当时我与公会调和，我就不必坐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难处。我所以坐监，是因为不与公会合作。那时公会的朋友们，全力要把我拉到和他们一样。然而我一直站住，不愿和他们一样。因着我不与他们一样，这些公会的朋友们，就在日本宪兵跟前，对我有非常不好的表示，以致日本宪兵把我关进牢里。他们清楚地审问我，三周之后，他们找不出什么证据。有一天，就对我说，“李先生，我们审问了你三周半，也没有查出你有什么错…，只是为什么基督教里的人，都不说你的好话？”这一问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公会里的人，早就向日本人说过我的种种。

当时基督教联合公会的会长，是曲弟兄父亲的老同学，连他们的老邻居都听见，日本人捉拿我的事。在我要被关之前，有位牧师的妻子，就在家门口对众人说了些幸灾乐祸的话，意思是现在日本人要来管教我了。因着我一向不和他们合作，他们就要看，现在日本人如何管教我。在监里，我的确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治死，因为日本宪兵在沦陷区里，杀一个中国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所以那时，主真是特别的保守了我的性命。

我从监牢里出来后，这些公会的人就假借日本特务机关的势力，再来通知要我与他们合作。他们不是强迫我，乃是告诉我，他们要开一个特别聚会，有十二个会的人参加，每一个会里都有一个主讲的，要释放一篇道，就是十二篇道。他们说，“李先生，你是第几天的，在那一天你要去讲一篇道。”我就对弟兄们说，我就是去死，也不会讲这个道。而后，一位赵老弟兄就陪着我，去见那位联合会的刘老牧师，也就是曲弟兄父亲的邻居。因为我觉得礼貌上应该告诉他们一声，说明我不能接受。

那位刘老牧师见到我，知道一切的情形，就对我说，“今天你觉得不要讲，可以去祷告看看。”我说，“对不起，连祷告都不用了。”他说，“李先生，你这样是很危险的。”我立刻严肃的对他说，“你既这样说，我就回答你，充其量你们再把我捉进去就是了。现在对不起，我必须离开了。”他们竟然用“危险”，要我与他们合作。我相信这是仇敌的诡计，那时基督教的确看不惯我们的不同。我里面清楚，这是仇敌的诡计，要我们与一般基督教相同。只要我们和他们调和、相同，仇敌就要大大鼓掌，因为诡计成功了。

神在东方所给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得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属灵的问题，乃是说到基督徒应该在那里，不应该在那里。三十年来，我们就是作这个见证，然而撒但所作的，就是要把我们从这里拖开，与基督教调和。只要大家都一样，没有分别，撒但就得逞了。撒但所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分别。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明亮，看见我们的生命线，就在这个分别上。

史弟兄在东方时，对这事并不明了。他三月离开台湾，四月回到伦敦，五月在他们自己所出版的报纸里，有一篇他所写的评论，说到此次他到东方，非常欣赏，也非常称赞我们。他说到他相当欣赏一个能力，就是一个自发的能力，一个自动的能力。他说，“有多少日子我每一个白天，都对五百多位选出来的基督徒工人讲话；每一个晚上，都对约两千信徒说话；并且有几天出外访问召会，所遇到的都是一些热诚的人，他们面上放光，在那里等着和我们交通。我们所给他们的话语，他们都吞下去。”他对我们的称赞，可说是到了顶点。

然而，我要引用史弟兄这段话，问问史弟兄，他所称赞的那分工作，主要的原因何在？可能许多人都会觉得，主要原因是圣灵的工作。这点我们都承认；但是为什么圣灵不在别的立场作这样的工作。我相信史弟兄在台湾，也看见不少西教士，和许多不同的派别。他们都在这里热切作工，他们的资源比我们多，人才也比我们高明，甚至他们中间有些人的教育、身家、名声，都比我们高。然而，为什么他们没有史弟兄所称赞的这分工作呢？为什么圣灵在我们这分工作里，作史弟兄所称赞的工作，而不在其他地方作呢？

今天我们所以有这一点可称赞的结果，我们自己里头清楚，乃是因着这七、八年来，我们没有与公会调和。若是从一九四九年起，我们的工作是调和的，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会是什么结果。我们能有这个令人称赞的结果，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立场。可惜史弟兄看见这个结果，却没有看透那个原因。

我绝对领会史弟兄的确爱护我们，也觉得这里有一分这么好的工作，所以他必须给我们有点改正。史弟兄是这个存心，他一点没有恶意。岂不知这就像医生的诊断一样；他看这是个病，那知这却是我们的命。这个不是病，若是把这部分割掉了，我们就不要活了。

好比人喝茶，喝过之后一直称赞茶好，却又要把茶壶打碎。岂知茶壶一打碎，要喝的茶就没有了。人只喝好茶，却不重看茶壶，那是个危机。要知道，茶所寄托的，就在于茶壶。这么多年来，我们有这个祝福，就在于这个立场；乃是这个立场托住了这一点祝福。这立场是我们所赖以维系的，是这个立场把我们托住了。所以，人若是把这个立场，把这个“茶壶”打掉了，不仅人所不喜欢的茶壶没有了，连人所爱喝的茶也流光了。

因此，这里不是存心好坏的问题。史弟兄的存心我们毫无疑问，并且称赞他。他的确有一分存心，是清洁、热切，并且是爱护我们的；这点我们觉得很宝贵。然而关乎立场，是亮光的问题，是个人见地的问题。我们应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使众人都清楚。若是一直拖延时间，将来这种情形仍会重演，那定规不是召会之福。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看见两千年来，神在这一条路之外，也兴起许多有用的职事；即使是今天美国的基督教，也有相当大的福音职事。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神是太大了，祂的确在这之外，兴起许多属灵的人，史弟兄就是一个例子。史弟兄虽然离这个立场很近，但不在这个立场上。历代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人亮光比我们清楚，解经比我们强，但他们不在这个立场上。这都是我们不能否认，也都乐意接受的；因为这是神给召会的丰富。即使在天主教里的盖恩夫人和劳伦斯等，也都是很有属灵分量、很有恩赐的人。这些我们都得接受进来。

然而另一面，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主在东方兴起我们，是为着一个身体的见证；在一地一地有一个建造起来的代表，一个表记，一个出现。我们不是要强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有如此的看见。然而，我们要求所有和我们同工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福音、真理上，尽力供应；但不要干涉、破坏这个立场。你们若都是愿意的，就没有难处；若是你们要干涉、破坏这个立场，那就会相当麻烦。

我信主要恩待我们，叫我们这几篇的信息，越过越有回头的亮光。我们该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并要一直的谦卑，不论在福音上，在真理上，或在属灵上，只要能帮助我们的，我们都该虚心接受。另一面，我们该非常清楚，主兴起我们的那个见证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牢牢守住的。不要作愚昧人，只守住这一个看见，人却不在这个立场上；也不要只守住立场，而不要那些属灵的丰富。

这点清楚之后，我们就能帮助凡和我们接触的人。人能给我们帮助，我们接受；同时，我们也该给人帮助。我们应该虚心从别人接受帮助，但另一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见证、立场是什么。我们和人接触，与人谈话，都该给人一点帮助。若是有些事叫他们不得造就，就不必说；这不是怕他们知道，乃是为了凡事叫他们得建造。凡是有益处的，我们当然没有避讳不对他们说的，好叫他们得帮助，得造就。我们能帮助别人而不损伤自己，结果就叫主的见证得到建立。

史弟兄的那一分是我们应该接受的，难处在于史弟兄越过了他那一分，作了些伤损我们的事。加上我们有些弟兄们也不是太清楚，以致难处越过越大。若是史弟兄不越过，问题就没有了；另一面，若是我们自己是清楚地，即使史弟兄越过一点，我们也不至于会有问题。所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立场要清楚。若是我们都清楚，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动摇的。人可以随意说，但我们不会摇动。

直至今日，史弟兄和我们之间的感觉和关系，仍是非常的正常，非常的甜美，并没有被破坏。不过，我们的点在这里，若是有人在立场上，在真理的亮光上，和我们有所不同，那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命，影响到我们见证的。

有一点是在所难免的，就是西国弟兄们的优越感。这也是个难处；但请不要领会错了，以为这样我们就要反对他们。不，对他们我们没有反感，也不会轻看；只是他们在立场的见地上，和我们不同，这是严重的问题。况且，他们的优越感，使东西方的交通遇见难处；这是他们无心，也是无意的一个难处。然而，他们虽非存心，也无意如此，但作起事来，那个优越感是不自觉的流露出来。

好比我是北方人，只要一讲话，无意间北方腔就出来了。我没有存心要讲北方腔，但说着说着腔调就出来了。因为生在北方，长在北方，活在北方，整个人都是调在北方。现在除非我被变化，否则那个北方腔永远都在。只要我还留在这个地上，我是没有办法不带着中国人的味道，不带着北方人的腔调。同样的，近百年来，因着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国家地位的种种影响，我们没有办法把西国弟兄们的优越感除掉。回顾我们自己，这数十年来，也是没有办法叫我们不感到自卑。

这是西方、东方的一点难处。我已经为这事祷告多时，现在求主用血遮盖，在这里有一些争战，试试看能不能打掉这个东西方的优越感和自卑感。盼望将来东西方的弟兄姊妹们，来在一起交通时，没有所谓的优越感或自卑感。目前要东方接受西方的属灵供应，这个不成问题，我们已经接受了。然而，要西方接受东方的亮光，这就需要西方能够谦卑。在一个自然的交通里，我们相信神会把东方所看见的，也给西方看见。我里头有个深深地相信，就是可能再过一个时候，西国的弟兄们，需要到东方来学习，需要到东方来住一个时候，才能知道主今天在地上所作的，才能知道主今天在地上的路。这点且待时间来证明。

有许多弟兄，都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主如果来得迟慢，恐怕你们留在地上的年日，会比我多一些，那时你们或许会想起今天的话。主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可骄傲的，但是我要说，两千年来主所给召会的，你们里头要清楚；并且要明白，主在这个时代，在东方将我们兴起的意义。但愿我们在这里，忠心学好自己的功课，作好主的工作，不要和别人比较。只要我们好好的尽忠心，后面的结果，不是我们的事，乃是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