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二)
 
我们的家谱
 
神所预备的种子
和受恩姊妹(M. E. Barber)是个英国人,与主恢复的家谱很有关联。倪柝声弟兄得救时,和受恩姊妹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她原本是差会中的女教士,前来中国传福音,因受到同工的嫉妒,捏造罪名向英国的差会控告她。她在主面前学习功课,不为自己申辩。直到差会的负责人对她说,“我用权柄吩咐你,将一切实情说出来,不要隐瞒。”她才说出她如何受人诬告。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她里面清楚不该继续留在差会里。再过了一段时间,她里面有感觉要回到中国,主也实在为她开路和预备。她就来到福州闽江口,在马尾对面的白牙潭那里住下。
当我们读到召会在中国的历史,我们只得承认她是第一位强而有力,在中国的见证人。她纯洁的活在主面前,相当认识十字架和主的生命。从她所写的诗歌:“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虽然心可伤痛,愿灵仍赞颂;…这路虽然孤单,求你作我伴,用你笑容鼓舞我来尽前途,”(诗歌二八二首)我们可以看见她深邃的经历。另外一首:“祂不误事,因祂是神!”(五〇六首。)这首诗歌在基督教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此外,“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泱漭!”(四九七首,)以及“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四六九首),“我对撒但总是说:‘不,’”(六四〇首,)等都是她所写的。
倪弟兄不仅在讲道时提到她,在几次他和我的谈话里,也提到她;每一次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他说,每次他去见和受恩教士时,在客厅里坐着等候她,都感觉神的同在。在一九三六年,有一次我们谈到工作和事奉,倪弟兄就叹息着说,“若是和教士还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他还曾说,“当我一九三三年到欧洲、美国转了一圈,在欧洲大陆各地属灵的人,我也接触一点,美国也接触了,还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与和受恩教士相比较的人。只有一位弟兄,好像还能和她比较。”倪弟兄这些话,是在一九三五年讲的,距离他第一次从英国回来,约莫两年的光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和受恩教士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多深;她实在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每一次谈起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都要承认,她是相当有分量的人。
倪弟兄和他母亲,是在余慈度姊妹的布道会里得救的。首先,是他的母亲得救后有了转变,这影响了他;后来他也得救了,那是约在一九二〇年左右。不久,他们就遇到了和受恩教士,便一同到她那里去受浸。倪弟兄的母亲,虽然是卫理宗的教友,还时常搓麻将;但她得救后,就有了大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母子那次的受浸,可说是我们中间历史的开始。从那时起,倪弟兄实在认定和受恩教士,是主为他安排的带领人。换句话说,倪弟兄乃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她,受她的带领。
当时有许多与倪弟兄同年龄的人,一同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受她的教导。可惜过了不久,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了,原因是和受恩教士责备人相当厉害。倪弟兄自己见证说,和教士责备他实在厉害,甚至是不讲理的对付他。然而他被责备以后,非但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反而越被责备,越觉得受益;所以他每次都准备好,再去受责备。
和教士的确严格的对付倪柝声弟兄。当时倪弟兄和另一位弟兄不合,他们在同辈的青年人当中,算是最有恩赐、最能讲道的。然而他们平时,连开门、关门都闹别扭。有一次为着定规谁施浸,他们便去问和受恩教士。倪弟兄心想,和教士一定会叫他施浸,因为福音是他传的,人也是他带领的。然而,和教士却指定另一位弟兄施浸。后来倪弟兄质问和教士,为什么不让他施浸,和教士回答说,“那位弟兄年龄比你大,所以应该由那位弟兄施浸。”那位弟兄的确比倪弟兄年纪大,这叫倪弟兄没话可说。
过了不久,又有一次受浸聚会。那时起码有三位弟兄可以施浸,其中一位,是他们三个当中,最年长的弟兄。倪弟兄心想,按年龄这次该是这位年长弟兄施浸,不该是上次那位了。他要看和受恩教士如何安排。然而,和教士还是指定上次那位弟兄施浸。所以倪弟兄不服气,又去质问和教士。和教士回答说,“我要这样安排。”这话似乎是不讲理,叫倪弟兄没法接受;但倪弟兄自己见证说,和教士虽这样无理对付他,他还是相当有主的恩典,也蒙主怜悯,把自己摆在和教士跟前,因为他知道自己能从和教士得着帮助。
经过几年工夫,他们彼此相当认识,交通也深,在主里的感情更是深厚。一九三〇年,当和教士故去时,几乎把所有属灵的书籍、著作、信札、以及圣经,全遗留给倪弟兄。倪弟兄自己说,若要替和受恩教士写传记,他将是最适合的人选。他有心愿要替和教士写一本传记,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会有相当的帮助;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和受恩教士是我们历史中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倪弟兄身上长出来。所以,说到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无法不提到这个人。
 
召会扩展的过程
 
初期的扩展
从余慈度姊妹到福州传福音后,福州便有一班得救的青年弟兄们兴起。一九二三年,他们在一位弟兄家里,开了一个布道会,写信请南京的李渊如姊妹去主持。那时李渊如姊妹还是个青年人,文笔相当好,在南京负责编辑灵光报。当时,灵光报算是全中国最好的一分属灵报纸,有属灵的精粹。各地属灵的人都来投稿,如高师竹、孙喜圣、贾玉铭、成寄归等。李姊妹负责将他们的稿子集拢,编成双月刊;这给了当时的信徒相当的帮助。然而,一九三〇年之后,灵光报的属灵分量就大不如前了。
李渊如姊妹到福州开布道会,使当地得了复兴,有很多人得救。聚会人数众多,来赴会的人,一人自备一把凳子;穿“福音背心”,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福音背心,其实是福音标语,有的挂在身前,有的挂在身后。他们在马路上呼福音口号,召人前来听福音。这样,在福州就开始有了聚会。以聚会来说,那可算是在中国的一个新起头。聚会的人多数是学生,会中讲道、传福音的工作,大部分由倪弟兄负责。此外,还有两位弟兄也相当有恩赐,一位常在外面作布道的工作,另一位讲解圣经。这样的聚会,开始时并未引起人的注意。
到了一九二四年,难处来了,原因是宣道会的教士,上海北四川路守真堂的负责人吴伯瑞,听见了福州弟兄们复兴的光景,就建议他们既是这样起来事奉主,应当经过按立的手续,受按立作传道人,作牧师。在福州的三位负责弟兄中,有一位定意接受按立,这引起了弟兄们中间的难处。倪弟兄觉得不可以,便释放一篇信息,讲到关乎约柜的历史。我后来因为编辑基督徒报的关系,这篇稿子就转到我手中。那篇信息的中心是,当以色列尚未荒凉时,约柜在帐幕中,二者是一;神的见证在于约柜,有帐幕为外表,以约柜为内容,二者是一。等到以色列荒凉时,约柜与帐幕分开,帐幕在基遍,约柜却在另一处。所以,当所罗门起来事奉神时,他是先到帐幕那里献祭,后来才得着异象,回到耶路撒冷向约柜献祭(王上三4~15)。
倪弟兄根据这个约柜的历史,指出当召会没有荒凉时,召会的外表是对的,召会的内容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基督就是神的约柜。等到召会荒凉时,基督的见证和召会的外表,就脱节了。这意思是,召会荒凉了,召会的外表和内容分开了。这时,我们应该注意约柜,不应该注意帐幕;我们应该作所罗门,注重召会的内容─基督,不该注重外表、外面的事。
倪弟兄释放过这样的信息以后,那位想要接受按立的弟兄,就和其余几位同工联合起来,说,“倪弟兄不要召会。”于是他们趁着倪弟兄出远门时,把他革除了。从那时候起,福州的召会就发生了难处,有了分裂。他们革除倪弟兄时,倪弟兄正在南京,福州当地有许多弟兄,为他打抱不平。他们写信、打电报给他,起初倪弟兄受到影响,里面相当被摸着。然而他到南京、杭州、上海一带,是为着开特会,释放信息,若看了信,恐会受亏损;因此他定意,所有从福州的来信和电报,他一概不看。
等到从上海回福州时,他才在船上,把信件一封一封拿出来读。他打开信件,越读越气,但是主还是在他里面说话,告诉他:“不能争,争是血气。”主在他里头将他安定了。等到船靠马尾,福州的弟兄们成群的从福州来接他,别的事都不谈,只谈这一件事。一谈之下,他的气又来了;但主在他里头,还是要他安静下来。他在主面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争,并且看见那是个大问题。许多弟兄们都站在他那一边,替他打抱不平;他就约大家当天晚上见面。倪弟兄知道若是要谈判,就会很火爆;他清楚不能作这事。因此当弟兄们来时,他立刻表明要把行李搬到马尾,离开福州,住在白牙潭,让弟兄们照着感觉在福州聚会。这样一来,按立的事就此打住了。当时,他自己一面是个被革除的人,一面觉得不应该有分争,他就有一个深的负担,专职作文字工作。
约在一九二三年,倪弟兄就开始出刊复兴报;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在马尾出刊基督徒报。基督徒报中有许多信息,都是关于召会方面的,有召会的道路、召会的立场等,那对当时的召会,是很厉害的刺激。其中刺激最大的,就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默想─《默想启示录》。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几乎都有这分报刊。这些属灵的言论,对召会的光景是刺激;对爱主的青年人,却作了打底的工作。我能见证,在我未读那分报刊以前,圣灵已经在我里面作了相当的工作;我不仅得救了,并且决意要把世界丢在一边。我虽然是个穷学生,却愿意出代价,买这种属灵书报。因此,我借着基督徒报这分文字的刺激,在我里面有厉害的酝酿。所以当时,一面借着圣灵多方的作工,一面借着文字的刺激,在中国各地很快的,有许多聚会兴起;基督徒报的言论,实在是个极为厉害的因素。
基督徒报里,除了注意召会的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得救的信息,例如:如何下地狱、下地狱的方法、地狱捷径、恶人上天堂善人下地狱、强盗得救等,都曾带领许多人得救,清楚救恩。我们中间的杜忠臣弟兄,就是借着 “del得救的证实”,才清楚得救的。基督徒报注重属灵问题、属灵生命的追求、属灵争战,对于人追求属灵,实在是个莫大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报归纳起来,最少有三大影响:一是刺激各地爱主信徒对于召会有正确的观念,继而兴起聚会;二是使人清楚救恩;三是叫人在追求属灵上有路,在属灵方面得着供应。所以,基督徒报供应的影响,可以说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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